人类自其启蒙始便十分注重血缘关系了，也许，一切动物都不能避免它，这恐怕是自然界一条天经地义的法则。
在人类中，数中国人最注重血缘关系。三亲六戚，只要沽上一点边，便是自家人了，可以在履历表的“社会关系”中占一席之地。何况，亲戚中还有堂亲表亲、近亲远亲之别，其中亲疏厚薄，层次无穷，更有几番讲究。叔、伯、舅、姨父、姑父等等，在英语中仅用uncle一词统称；婶、姨、姑妈、舅妈等等，英语中仅用aunt一词统称；至于祖父祖母和外公外婆，英语中都呼之为grandfather grandmother；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和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英语中也都用brothe-in-law , sister-in-law统称之。显见得中国人情感的细腻和复杂。
叔
叔，是血缘最近而头等重要的亲戚。
父亲只有一个胞弟，故而他是我们惟一的叔叔，他在我们家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星期六的那顿晚饭，总是要拖到很晚。碗筷都摆在桌上了，祖母就是不肯端菜出来。
“肚子饿死了！”孩子们拼命叫。
“再等一息。”祖母站在窗前朝马路上张望，她在望叔叔，叔叔每星期六晚要来吃饭的。
“九江一定又去逛旧货店了，先吃起来嘛，小孩子要得胃病的。母亲不满意地嘀咕着。
“肚子饿死！”孩子们更起劲地叫。
“再等一息。”祖母固执地说。
母亲一般不能太反对祖母的意见，尽管她是书记，在家她仍是媳妇。
于是大家只好等，总算等到门被节奏很慢的笃笃声敲响了。
叔叔敲门总是慢慢的，人家再急他不急。
“九江叔叔，我们肚子饿死了。”开门的人肆无忌惮地冲着他喊。
他总是抱歉似的笑笑，慢慢地踱进屋。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穿着裤腿肥大的蓝裤子。
祖母颠颠地进厨房热菜去了。
“九江，我给你提个意见，要来吃饭嘛就早一点，一家子都等着你。”母亲说。
“你们先吃嘛，不用等我。”叔叔说话也是慢慢的。
“你说得容易，你问问老奶奶肯不肯！”母亲很发火，等他等到这么晚，连句好话都没有。
这种遗传现象是不是有点奇怪？父亲很矮，叔叔却很高；父亲感情外露，容易冲动，叔叔却是副温吞水的脾气，似乎没什么大喜和大怒，连吃饭都像是在数饭粒，比四岁的鹿鹿吃得还慢。祖母不停地为他夹菜，于是他的碗总是满满的。
“够了，够了。我在单位里每顿饭只要两块咸带鱼半客青菜。”
终于吃完了饭，祖母又把碗底剩的那一点点汤端到煤气灶上烧得滚烫地端上来，叔叔吃一顿饭，汤要端到煤气灶上热三趟。他喜欢吃滚烫的东西，母亲常常警告他：“当心得食道癌！”
叔叔终于吃完了饭，满意地坐到沙发上，他说这餐饭是他一周中最丰盛的一顿。
“谁叫你舍不得花钱，积那么多钞票干什么！”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钱哪有你多呀？”叔叔说这话时口气里有一丝酸味―我体味出来的。
叔叔是解放前夕参加部队工作的，党龄算算都有三十多年了，仍然只是个十八级的科长，比他晚参加革命的舅舅都比他高两级呢。为此，叔叔肚子里有怨气―他从来没有发过牢骚，只是我能够从他的语调和言词中体味出来，我很世故的。如果叔叔在我家时正巧舅舅也上门做客，叔叔坐不了五分钟就会告辞的。可是叔叔在母亲面前总是说舅舅好话：“元浩这个人，能力强，聪明能干，要让他当个局长也是绰绰有余的。”母亲一向粗针大麻线的，听了叔叔的话，竟会洋洋得意起来，因为舅舅是母亲惟一的弟弟。
只有父亲能够而且敢子点穿叔叔内心的隐秘，不过从不当孩子们的面。
父亲在世的时候，叔叔到我们家来得勤，一来就钻进父亲的书房，两个人叽哩咕噜地能说上半天。在父亲面前，叔叔的话变得很多了。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叔叔最信任最知心的人就是父亲了，所以，父亲过世已经六年，每每提起，叔叔的眼圈仍然会红起来。
听祖母说，祖父死得很早，当时父亲十四岁，叔叔才七岁。祖母替人家做保姆养活全家，千辛万苦，只能供父亲一个人读中学，叔叔小学没毕业就被送到布店里当学徒了。1948年，苏北根据地情况有好转，父亲托人带信，把叔叔和婶婶一块接到部队里去了。他们兄弟间的感情是深厚的。
父亲和叔叔谈话的时候，我经常借故倒茶水闯进去听，总是听见父亲在数落叔叔这不好那不好。有时候，父亲言重了，叔叔便不吃饭，一声不响地走了。祖母便使劲地埋怨父亲。
不过，过一两天，叔叔又会上门来听父亲的数落的。
我曾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九江这个人，从小当学徒当坏了，商人气息太浓，小家子派头，把钱看得太重。我叫他出面请H局长吃顿饭，硬是不肯，春节叫他上门拜年也不愿意，就是舍不得花几个钱呀！”
看来叔叔官运不亨通的原因就在于此了。
父亲过世后，祖母吵着要住到叔叔家里去，她觉得靠儿子理所当然，靠媳妇是靠不住的，其实母亲待她像亲生娘一样。
叔叔愁眉苦脸地找母亲商量：“我家里实在腾不出地方给姆妈住。你有没有办法替我搞一间房子，让小充夫妻俩搬出去住，我就把姆妈接回家了。”小充是叔叔的小儿子。
“我有什么办法弄到房子？你们局盖了那么多公房，你可以在单位里提出申请嘛。”母亲说。
婶婶说：“我早就催他提申请了。头一次，他说他自己是分房评议小组的成员，不好意思先开口。第二次，他又跟着别人瞎起劲，去揭发谁谁谁利用职权替子女搞房子，弄得人家眼珠子弹出地盯着他，他又开不得口啦，官比谁都小，姿态比谁都高，越是这样，人家就越是吃牢你，真是寿头！”
“现在社会上就是寿头太少，聪明人太多了。”母亲叹了一口气，“还是做姆妈工作，就住在我家里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没有亲娘，能亏待她吗？”
于是叔叔跟祖母横讲竖讲，讲妥了。叔叔答应每星期来看她，每月给她十元零花钱。
“十块钞票派得了啥用场？”说到钱，母亲总有点瞧不起叔叔，“老娘只剩你一个儿子，就给十块钱呀？”
“我不要零花钱，九江你拿去自己用。”祖母说。
“姆妈，你拿着，下半天肚子饿了，买点饼干面包吃吃。”叔叔硬把钱塞进祖母大襟衣服的兜里，然后对母亲说：“我哪有你的钱多呀！”
对于叔叔的这种似乎有弦外音的说法我们都有意见，好像祖母住在这儿吃不饱肚子，光靠他这十元钱充饥似的。
关于叔叔的勤俭在亲戚好友中是出了名的，好听点说他勤俭，难听点说他吝音。
婶婶是经常来向母亲诉苦的：“九江每个月只给我四十元钱，这么大一个家，叫我怎么够开销呀。”
据说以前叔叔是把工资统统交给婶婶管的，他俩加起来每月二百多元钱，六个儿女，很少能有结余，亏得婶婶会精打细算。可是，随着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叔叔给婶婶的钱也愈来愈少。每当某一个孩子正式参加工作，叔叔便从给婶婶的生活费里扣除十五元。他说：
“参加工作的孩子应该靠自己养活自己，谁在家里搭伙吃饭，一律交十五元饭钱。”可是叔叔的规定总也实现不了，因为婶婶总是袒护孩子们，她慎怪叔叔：“钱不花在自己孩子身上，要钱干什么呀？”
“你把他们都宠成公子哥儿千金小姐啦！”
叔叔很生气，他怪孩子们不懂事，只知道刮父母的油。孩子们也很生气，气叔叔没有人情味，像个老“葛朗台”。坐在一桌上吃饭，大家都没好脸色，叔叔索性退出，拿一个小碟子，夹两块肉、一簇菜，端到自己卧室里去吃。久而久之，成了惯例，吃饭再也不用左等右等地等叔叔下班了，只需替他留出一小碟菜。
堂妹妹小萨长得蛮漂亮，姑娘家一漂亮就爱打扮，眉毛拔得细细的，脸涂得像纸一般白，还有许多料子普通、式样新颖的衣裙，每天换行头，叔叔开始朝她翻白眼了。
有一次，同事让给小萨一条乔其纱的连衣裙，泡袖，领口开得很低，穿在身上像披着层透明的雾，非常别致。小萨得意得不得了，叔叔却大发雷霆（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什么鬼样子，你还是共青团员啊？我看像个舞女！脱下来，退还人家！”
“八成新的，只卖给我十五元钱，这么合算，我不退！”
“你口气大，十五元钱还算便宜？你来看看我身上的衣服，哪一件超过十元钱的？”
叔叔至今还穿着以前部队里留下来的许多衣服：春秋穿的卫生衫、冬天披的棉大衣等等。他要新添衣服，总是跑旧货店，两三块钱的衬衣，七八块钱的外罩，有一次还兜到一包处理的旧鸭绒，抱回家放在浴缸里洗净了，让婶婶替他缝了件鸭绒背心―这是他最贵重的衣服啦！
和叔叔比，小萨没法比，她又舍不得那件连衣裙，哭得眼皮像核桃。还是婶婶出面打圆场。
“九江，小萨喜欢那衣服，你硬叫她退干什么？”
“事情没干出多少，就这般追求奢侈，我要整整她的思想！”
“你勤俭！老实说，你逛旧货店也没少浪费钱。你看看，你看看……”婶婶撩起被单，床底下塞满了一捆捆的碎木板；婶婶拉开壁橱门，橱里塞着一厚叠零碎花布。都是叔叔从旧货店里淘金似的淘来的，一捆一叠买的时候的确很便宜，厨房间要搭个碗架啦，扎只拖把啦，很派用场。于是叔叔淘旧货淘上瘾了，旧木片碎花布成捆成叠地往家搬，哪有那么多碗架拖把呀，结果都积存起来了，一点一滴地合计起来，钱还是花了不少呢。
“这些东西，将来总派得上用场的。”叔叔嘀咕着，不再逼着小萨退裙子了。
堂姐小湛是在1969年结婚的，对象在部队里当兵，小湛背着个书包跑到营房里，一分钱没花就结了婚，叔叔很满意。大堂弟小龙是在1975年结婚的，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什么都是丈母娘家现成的，只买了一张床，叔叔也很满意。1982年，轮到二堂弟小充结婚，把家中的客堂做了新房，修理粉刷打家具，叔叔出出进进没有笑脸了。结婚那天，在梅陇镇酒家订了两桌酒，叔叔非常激动地宣布：“我决不参加这种铺张浪费的酒席！”他当天晚上待在机关里没回家，婶婶急得只好把我母亲拉去充数了。事后，叔叔批评母亲是向旧习惯势力屈服，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叔叔在家里面愈来愈孤立，他愈来愈多地待在机关里，每天在机关里吃了晚饭，看完电视新闻才回家，甚至大年三十夜，他也要求在机关担任值班。
我很同情叔叔，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非常爱他的儿女的。他经常在我们面前颇为得意地夸耀：“小湛画了一幅国画，差一点评上奖……小龙被提拔为技术科副科长啦……小充在上夜大，毕业了可以拿张大专文凭……小萨有对象了，是个研究生……”而且，我了解叔叔，他实在并不很吝音的。
“**”中，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下干校劳动，我们家就剩祖母领着一串丫头们了。
叔叔每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没有什么话的，坐一会，叹一会气，就走。不需要什么话的，叔叔一来，我们就觉得天不会塌下来了，因为，叔叔是父亲的弟弟，是我们最亲的亲戚。
三妹不幸得了急性黄疽肝炎，是叔叔陪她上医院的，找了个老中医，说是有特效药，每帖药要七角钱，一个疗程就是七块钱，要连续吃五个疗程！
叔叔把五十元钱交给祖母，关照说：“三十五元是给三妹付药费的，还有十五元给三妹买营养品。其他人不要眼红她有得吃，不要和她抢着吃，她是病人。没有病的，年纪轻轻吃点苦头有好处的。”
我们都很严格地遵照叔叔的规定。
1968年夏天，我到安徽插队落户去了。临走那一天，叔叔来送我，把我拖到厨房间，悄悄地往我口袋里塞了十块钱。
“我不要。”
“农村里苦，你带着。”
“你说的，年纪轻轻吃点苦有好处。”
“农村不比城市，你带着应应急。”
以后，我每年探亲回上海，叔叔都要塞给我十元应急钱，直到父亲母亲“解放”出“牛棚”。
我结婚的时候，叔叔送了我一对枕头芯子，是鸭绒的。
婶婶对我说：“你叔叔对你最优待了，亲生儿女结婚，他从来都是一毛不拔的。”
叔叔说：“其实我又没花几个钱，套子是你婶婶用旧被单做的，那鸭绒是我从旧货店里觅来的， 自己做了件背心，余下的给你做枕芯，一举两得，你看合算不合算？”叔叔说完很得意地笑了，婶婶气得朝他翻白眼。人家送礼，少花钱也要说成花很多钱呢！
不管他花钱多少，我是万分地领叔叔的情意的。
叔叔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爱看戏听音乐，除了逛逛旧货店，他还有一个比较高雅的嗜好：玩玩照相机。：
用“玩”这个词来形容叔叔的摄影技术是非常适当的。
叔叔一共有十二架照相机，不过，把他这些照相机的价值全部加起来，恐怕还赶不上人家正正经经地买一架“托尼”花的钱多。他的照相机绝大部分是从旧货店里“捡”来的，两块钱一只玩具照相机，七八块钱一只赤膊照相机，十几块钱一只简易照相机，用叔叔自己的话说，不就等于是捡来的吗？后来渐渐不过瘾了，五六十块钱买一只旧“海鸥”牌，方镜框的，可以挂在脖子上，不嫌寒掺了；后来又买了一只全自动的“傻瓜”照相机，带闪光灯，二百多元钱，够海派的了，到什么地方都带着，逢人就问：“要不要照一张相？”
有了好照相机，叔叔也舍不得把那些旧的丢掉。放着，没事时拿出来玩味一下，若有亲朋好友的来借照相机，他便慷慨地把那些两块钱、七八块钱甚至十几块钱买的借给人家。好的是绝对不肯借出手的，宝贝得像心肝一般。
“我们家的厕所间可以变戏法了！”婶婶常常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叔叔在厕所的窗上挂了黑布帘，厕所的灯泡都被他换成了红灯泡，叔叔要冲洗印放照片了，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任谁尿憋得要死他也不开门。
叔叔喜欢替人拍照，有谁来请他拍照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并且倒贴胶卷，而且还负责冲洗印放。底片上有几个人头，他就印放几张照片，上好光，切整齐，送到你手里，然后带着期待的笑等着你的赞扬。
“嗯，不错不错，谢谢你啦。”大多数人都这么说。叔叔满意了，这是给他最大的报酬。
可是母亲每次拿到照片都要怪他：“九江你是在浪费钞票，你看看，这种照片算什么呀！”
叔叔显得沮丧极了。
叔叔冲洗印放出来的照片都是灰蒙蒙的，因为叔叔不舍得换冲洗显影定影的药水，他总是把这些药水加温了，用了冉用，直至一点儿都显不出影子为止。
换一次药水能多花几个钱呢？就为了省这点钱，赔上这么多相纸，还有精力和时间，这样简单的一笔账叔叔却不懂，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何等的计算标准。
我的抽屉里有一厚叠叔叔照的灰蒙蒙的照片，不管怎么说，叔叔毕竟是我们家族中的“专职摄影师”，逢年过节亲友聚会，便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别看叔叔在家中处处不讨好，他在单位里却有极好的人缘，特别是群众，对他一致称赞：
“九江若当我们公司的一把手，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早点来到啦！”虽有些夸张，但是真心诚意地说的。
叔叔赢得人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别人是有求必应的。
“科长，我女儿明天满周岁，你给她去拍几张照片吧！”
“好的好的。”满口应承，并且奉送胶卷和印相纸―他觉得开口跟人家算钱太不近人情。因此总是买了许多处理胶卷和相纸。
“科长，上星期我们全家到长风公园合影，我哥哥就要回北京了，到照相馆印照片时间太长……”
“拿来，我一个通宵帮你放出来。”主动热情，当然也不能算钱，所以显影定影的药水不舍得换。
还有些事是他能力职责之外的，于是他就充分调动起亲戚之间的优势力量。
“这是我们单位里一位同事的女儿写的文章，你帮她改一下，能发表就发表。”叔叔对我说，我在某杂志当编辑，叔叔是用主编的口吻吩咐我的。
“元浩，我们单位里有个青年要结婚，买不到好的羊毛毯，你替他搞一条吧。”叔叔对舅舅说，舅舅是纺织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叔叔是以总经理的口气吩咐舅舅的。
“我们单位里这位技术员，很有工作能力，为人也坦率正直，他和妻子分居二十多年啦，你帮帮忙，把他妻子调回来吧。”叔叔还不敢居高临下地吩咐母亲，恳求地说。
“解决知识分子牛郎织女的问题，每个单位都有名额嘛！”母亲公事公办。
“僧多粥少，不知哪年哪月才轮到他。”
“这种事也不是你我个人能够帮助解决得了的呀。”
“能够想办法就尽量帮帮忙嘛。”
“我离休了，还有什么办法？”
“你有那么多老关系，托托人嘛。”
“你要我开后门呀？”
“开后门又不是为我个人，有什么关系？”
“你爱充大好佬，牛皮吹破天，你自己去解决问题，我可不为你收烂摊子。”
母亲和叔叔常常为这种事争起来。母亲怪叔叔不该到处吹嘘自己本事大，什么事都扯到自己账下来，把家里人都拖累了，“我又不是专门为你九江开衙门的！”而叔叔怪母亲官架子大，不关心老百姓疾苦，“要是哪个局长书记的小孩要调上海，你还不卖力气办呀？”
我对叔叔说：“以后，你不要告诉别人妈妈原先的职务，人家就不会来托你了。”
可是叔叔办不到，他喜欢逢人就说：“我嫂嫂是某某局的局长，中央某某某某某某到上海，都要到她家看她……我大侄女是青年作家，前几天电台里还广播她写的小说……”这些是他的骄傲，毕竟我们是最亲的亲戚。
我一向很尊重叔叔，父亲过世后，我更常常想到他，因为他与父亲虽则身材相差悬殊，然而容貌非常相像。
可是，我竟然会跟叔叔拉破嗓门大吵了一场。
祖母半夜里起来上厕所，为了省电灯费，不开灯，摔了一跤，把髓骨摔裂了，连夜送医院，牵引医疗，人躺着不能动，大小便都要人服侍，请了一位看护，每个月九十元工钱。
当时叔叔正好出差在外地，这一切都是母亲决定的。
俗话说：老人跌不起。祖母蛮硬朗的身子，跌伤后竟然像柱断梁塌般地散架了，好几天神志昏迷不清，梦里直唤叔叔的名字。
我们给叔叔接连打了三个电报，才把他催回上海。
叔叔到医院看祖母，祖母非要单独和他谈话。
叔叔和祖母谈了话以后，就来找母亲，说是商量，却像兴师问罪似的。
“为什么要把姆妈留在医院里？你们是不是嫌她麻烦了？”
“瞎说八道了！医院里治疗条件好，病房紧张透了，我还是托了人才让姆妈住进去的呢。”
“姆妈说，病房里伙食差，看护手脚又重，她想回家。”
“那怎么成？她要做腿骨牵引的。”
“我问过医生了，在家里照样能做的。医院里一天三块五住院费，还要请看护……”
“你就是心疼钱！”
“姆妈硬吵着要回家，她对我说，就是你嫌她了……”
母亲无可奈何地挥挥手：“你是儿子，你决定吧，以后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于是就把祖母接回家来了。
祖母回家以后， 胃口开了些，神气也好了些，叔叔便对母亲说：“你看，我决定得不错吧！”
“你只会说现成话！”母亲有苦说不出。祖母半夜里常常为了大小便要吵嚷，小保姆睡得死，经常是母亲惊醒了，去为祖母端尿盆。母亲自己有心脏病，这几天人一下子瘦了下去。但母亲不愿抱怨，生怕别人说她媳妇待婆婆不够诚心。
叔叔每天来看祖母，总是傍晚时分来，吃了晚饭，跟祖母扯上两句闲话，然后去看电视的国际新闻节目。端尿盆子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祖母很封建，当着男人的面，尽管是儿子，她也不愿大小便的。
母亲感慨地说：“儿子是好当的。”
叔叔带给祖母吃的营养品，祖母都不肯吃，藏着，有人来就拿出来，说：“这是九江送我的。”
“你老真好福气，养了个好儿子。”人家这般说，祖母便十分幸福地笑了。
可是，我母亲每天侍奉她吃白木耳和人参蜂王浆，端汤递水地照顾她，她可从来不对人提一句。
我们都为母亲抱不平。
祖母身子渐渐恢复了，人又清爽起来，一餐又能吃两小碗饭了。她开始躺不住了，扶着椅背能下床了。她下床后的第一桩事就是去看她的两只宝贝的箱子。
“哎呀，我的箱子钥匙呢？”祖母忽然大声嚷了起来。
“哦―在我这里，嗒……”母亲慌忙从衣兜里摸出一把老式的铜钥匙递上去。还在祖母住医院的时候，母亲要找祖母替换的衣服，从祖母床垫底下翻出这把钥匙去开箱子，事后忘了把钥匙归还原处了。
祖母一见钥匙在母亲手中，一下子变了脸色：“你为什么要翻我箱子呀？”
“我给你找替换衣服。”
“衣服抽屉里就有的。”
“你那时大小便弄得一塌糊涂，一天要换几次衣服，抽屉里的都洗了没干……”
“你就想看看我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你就不放心我。我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九江给我买的……”
“姆妈，你说话要凭良心，你箱子里存折上的一千元钱还不是我们替你存下的么？”母亲终于忍不住了。
“好啊，你就是舍不得我这一千元钱呀！我几十年在你家当老娘姨，你五个孩子哪个不是我抱大的？你现在嫌我老了……”祖母边说边哭了起来。
母亲气得脸都发白了。
正在这个时候，叔叔踏进了门。他不分青红一皂白便批评母亲：“姆妈身体刚刚好，你怎么能惹她生气呢？”
“你怎么不说她惹我生气呢？你听听她都说些什么话……”
“姆妈觉悟哪有你高，你就应该让让她嘛。要是再把她气病倒了……”
“叔叔，倘若奶奶把妈妈气病倒了呢？”我在一旁实在忍不住了，理直气壮地反问叔叔。
一愣，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嗓门对他说过话。
“妈妈最近心脏也不太好，天天晚上起来服侍奶奶，奶奶不说声好，反而冤枉妈妈，是奶奶不对。”我觉得自己是凭事实讲道理的。
“你们从小都是奶奶一把尿一把屎地领大的，现在让你们服侍奶奶几天，就受不了啦？”叔叔虎着脸教训我。
“我哪儿受不了啦？你问妈妈，给奶奶端尿盆倒尿盆不都是我干的。”批评奶奶不对，不等于不愿意服侍她。我不服气地反驳。
“奶奶多大年纪了？又是病人，你们怎么能联合起来欺侮她呢？”
“谁欺侮她啦，你说话怎么不讲事实呀？”我委屈得哭了，哭出来后嗓门也就更大了。叔叔受不住了，腾地站起来，也抬高了嗓门：“既然你们这种态度，我现在就回家安排床铺，把姆妈接过去，从此我们不用再往来了！”叔叔说完便冲出门去了。
当然，叔叔不会真把祖母接回去的，但是他自己倒是一连两个月不肯踏进我家门了。，
我确实相信了一句古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哪怕是伟大的人物。
近春节的时候，祖母已经完全康复了，她已经完全忘了叔叔是由于她而和我们吵翻的，不时地催促我：“去请你九江叔叔来吃年夜饭呀？”
母亲也劝我：“你去叔叔家请一次吧，只有这么个叔叔。”
我心平气和地想了一阵，突然醒悟我和叔叔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母亲而和对方争吵的。这样看来，我和他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呀。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上叔叔家去了。
“叔叔。”我见了他面就亲热地叫，我是小辈，该给叔叔搭个台阶。
叔叔消气了，于是又跟着我上我们家吃晚饭了。
从我内心深处说，我是爱叔叔的，他有许多缺点，然而每个缺点又伴随着截然相反的优点，这些优点和缺点集中在他身上，形成了他的可爱的性格。
最近，叔叔调到局机关工作，并且提升了一级，当处长了。
叔叔喜滋滋地到我们家报喜，而且再三地对母亲说：“碰到元浩，一定要告诉他呀。”
叔叔说这话时，语调是开朗而充满了好胜心的，我很了解他的心愿。
姨
一个闷热的夏晚，背下的凉席像被熏烤过似的懊热，睡不着，心头莫名其妙地烦躁与不安。
半夜两点光景，客堂间里的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就像一根铁钉在锈了的铁皮上来回地划。
不知哪个神经病，深更半夜地叫人不得安宁。我没好气地命令小妹去接电话。小妹是话剧团的演员，交际最广，家中来的电话一大半是找她的。在我看来，演员都有点神经不正常。
“大姐，是贵州来的长途，你来听！”小妹喊。
母亲到北京三妹那儿去了，大姐便成了家中的权威，我无法推脱这个职责。
“喂―喂喂―响点声，听不清！妈妈不在家―你是谁呀？慧姨呀！什么事？什么什么？响点！”……
电话筒对面遥远的那一方，传来很轻很轻的哭泣声。
“慧姨，慧姨，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你姨父不行了……贵阳最好的医院都说没法治了……我想把他送到上海来治疗，要预先联系好医院……你一定要帮帮忙呀……”
那么热的天，我浑身却像落进冰窖里一般的冷，上海医院病床多么紧张，母亲又不在，我有什么力、法张罗这一切？
“慧姨……妈妈不在……”
“想想办法吧，你姨父……不能眼看着他死……”又是一阵哀泣，像一把小钢锯在锯我的心。
“慧姨，慧姨，你别急，容我想想办法……等天亮了……我给你拍电报，好吗？”我突然想起这是长途电话。
“要快，要快呀，你姨父已经昏迷了……火车上还要耽搁两三天……”
“明天，明天我一定给你拍电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答应了她，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的。
放下电话筒，我头脑中一团乱麻，并不知道该怎样办。
慧姨和母亲并不是亲姊妹。慧姨是叔公的小女儿。
外公虽则是个开明地主的身份，家境并不富裕。外婆的娘家倒是个有家底的富户，带来许多陪嫁。外婆是个贤惠女子，什么都听外公的。他们夫妻变卖了外婆的首饰，供外公的弟弟（即叔公）到南京去读大学。外公自觉家中出了个大学生，非常光彩， 自己再下田耕作未免失体统，便把田租佃给人家， 自己整天读读四书五经，抽抽大烟，俨然一副绅士派头了。
外公的二十四亩田每年收不到多少租粮，他又不会经营，竟弄到难以维持六个孩子生计的境地。叔公为了报答哥嫂培育之恩，决定收养大侄女，培养她读书成人。外公自然乐不可支，痛痛快快地把大女儿送了过去。于是，我母亲十一岁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和五个亲兄弟姊妹，来到了叔公一家所在的杭州，那时，叔公已是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官员了。
叔公膝下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母亲便和他们一块儿生活了七八年，一块儿上学，睡一张床铺，反倒和自己乡下的几个弟妹疏远起来。
慧姨最小，母亲到叔公家的时候，她才刚刚出世。母亲离开叔公家的时候，她才八岁，按理说她与母亲并没有多大的情谊，然而成年后，她倒是众姊妹中与母亲最知心的了。
小时候有些事情记得特别牢。
我十岁那年，慧姨到上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长得很矮小，很白。当时母亲让我叫她“姨”，我还很不情愿，我觉得叫她一声姐姐还差不多。
慧姨大学毕业后分到东北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员，在那儿她结识了一位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她和他是回南方来结婚的。
那个飞机设计师很像电影里的侦察员，老是锁着眉，他姓凌，我们都唤他凌姨父。因为阿姨和姨父太多了，必须冠以姓来加以区分。
父亲和母亲领着远方来的客人到处游览，我总是有幸跟着一块去。有一次，在文化俱乐部里跳舞，慧姨成了整个舞会最引人注目的女子，因为她轻盈得像一只蜻蜓。
我实在不能想象这么美丽而又活泼的慧姨会发出话筒中那种凄伤的哭声，我也实在不能想象那位英俊而强壮的凌姨父会病到奄奄一息的地步。
“**”中，凌姨父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被下放到贵州深山里的一座工厂里去了，那时慧姨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不顾一切地非要陪丈夫一起进山。“**”后，母亲给他们写信，说可以帮他们想办法调到南方的大城市里来，因为凌姨父是设计飞机的工程师了。慧姨回信说，凌姨父不肯调，厂里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厂。
凌姨父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正统而正直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四妹妹催我：“你还呆着干什么？还不给份姨打电话？”
一句话提醒了我，扮姨家有电话，母亲不在，她也算是长辈了。
我慌忙翻出通讯本，找到扮姨家的电话，的啦啦地拨起来。
的铃铃―的铃铃―的铃铃……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然而迟迟没人来接，此刻是凌晨三点，难道粉姨家中没有一个人？难道他们全家都睡得这么死？我固执地把话筒按在耳朵上。
终于有人拎起了话筒：“喂喂，哪一个了”声音极不耐烦。
我听出是五表弟：“阿五头，凶什么？快叫你妈听电话！”我也没好声气。
“我妈有精神官能症，你也知道，过了半夜才好不容易睡着，现在怎么能叫醒她？”
五表弟真是个孝子，我也知道纷姨一家子感情极其融洽，可称标准的五好家庭了。
“有紧急情况呀，慧姨打长途电话来了，凌姨父病危，……”我的声音都抖了。
五表弟犹豫了一下，“你等等……”
大约等了十分钟光景。
慧姨和纷姨是嫡亲的姊妹，慧姨危急之中却向我母亲求援，我隐隐听说过慧姨与份姨之间的翻龄。
“喂，怎么回事呀？”
那慢条斯理的声音，是徐姨父。
“徐姨父，我刚刚接到慧姨的长途电话，凌姨父病危，想到上海来急救，要联系医院……”
“这医院的事，你妈妈最有办法嘛。”徐姨父说。
“我妈在北京！徐姨父，你不是和你们铁路局职工医院的院长很熟悉吗？”我毫不客气地点穿他。
“这个……你等等，我和你姨商量一下。”
又等了十分钟光景。
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汾姨长相最漂亮，人又聪明，所以叔公最喜欢她。当年母亲寄养在叔公家里的时候，和纷姨住一个屋。扮姨总是看不起母亲，总是差使母亲替她干这干那。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成年后，姊妹中只有母亲和扮姨在上海，故而两人也渐渐地过从甚密起来。
“喂喂―”电话筒里冒出很响的叫唤，我知道是纷姨来接电话了，扮姨到了更年期耳朵有点背，说话总是哇哩哇啦的， 自己听不清，生怕别人也听不清。
“纷姨，快去联系医院，然后给慧姨发电报，凌姨父生命要紧！”我拼足嗓门叫。
“喂喂，是这样的，铁路局职工医院的院长搬家了，我们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问问左邻右舍吧，兴许有人知道。”
“喂喂，是这样的，我和你姨父商量了，贵阳的医院也是不错的，既然那里的医生已说没法治了，那么送到上海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沿途跋涉，万一在途中……岂不是我们的罪过？喂喂，你去给慧姨打电报，建议她不必花这么大力气送上海了，若需要钱，我们是可以支援的。”
“可是，万一送到上海能够治好呢？”
“大表姐，我妈的神经受不了太多的刺激，这事就这么办吧。”五表弟又把话筒接过去了。
叭……嗒……
“她们嫡亲姐妹都见死不救，管我们屁事！睡觉睡觉！”四妹妹说气话。
怎么睡得着呢？我想起瘦弱的慧姨满面泪痕的脸，心口就难受。
听母亲说，粉姨和慧姨原本是很要好的，后来彼此在感情上不睦了，都是为了叔婆的缘故。
叔公壮年丧妻，又讨了一房，我们都叫她叔婆。
自从叔公有了新叔婆，纷姨就不再回南京老家了，她看不起新叔婆，吃定人家是看上叔公的存款了。
叔公过世后，叔婆断了生活来源。叔公的钱在大跃进年代捐给国家了，叔婆的亲生儿女都还未参加工作。慧姨提出她们姊妹兄弟每人贴给叔婆十五元钱，北京的纪生舅一口答应，并且代青海的同生舅多付十五元，因为那时同生舅的右派帽子还没摘掉，每月工资少得可怜。惟有纷姨不同意，她不相信叔公一点钱都不留给叔婆。慧姨为此和扮姨生分了。
母亲说，从十三四岁开始，粉姨就有了“九斤姑娘”的绰号，她人聪明，会把家，嘴又灵巧。她果然嫁了个可心的丈夫，徐姨父是大学毕业生、工程师，后来又提拔当了干部，也是个极聪明的人。
听着街上有第一辆电车驶过，我就起床了，我决定去找元浩舅舅，因为我想起舅妈是在广慈医院工作的，让她想办法替凌姨父安排个病床也许问题不大。
元浩舅舅住在复兴中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十几家人合住，房子不大，可有个美丽的园子，因此元浩舅舅不肯搬到新建的干部楼去。
元浩舅舅是个养花能手，晒台上和花园里都是他养的花，他每天赶在出太阳前给花浇水。然后在花丛中笃悠悠地打几套太极拳。
我把他今天早晨的拳冲了。
元浩舅舅看我急得满头大汗，又是眼泪鼻涕的，便去把舅妈叫醒了。
舅妈才下了夜班，有点疲倦：“我们医院里病床紧得很，我们搞后勤的根本插不进去呀。”
“那怎么办呢？”我叫了起来，因为我总是看见慧姨的眼泪。
“再去找纷商量，她不能这么把关系脱得干干净净。”元浩舅舅说。
“我不去。”我说。
“我陪你去，怕什么？”元浩舅舅说。
这时候，有人在围墙外叫元浩舅舅的名字，竟然还有人这么早串人家。
来的人是我们的远房亲，是我爷爷兄弟名下的某一个，按辈分，我得称他“叔”，平时就叫他“么爷叔”。
么爷叔和元浩舅的关系隔得更远了，然而他俩平时却走得勤，因为么爷叔也喜欢养花。
“元浩，我来问你讨几盆名花的，我的新居收拾停当了，弄几盆好花点缀点缀。”尽管上海的房子紧张到饱和的状态了，可是么爷叔就是有神通，一家四口，房子从一间换到两间又换到三间。问他什么诀窍，他说：
“自热点、腿勤点、手松点，你待人家好，人家总不会待亏你的。”
“好好好，你要什么花， 自己挑，我现在手头正有件棘手事要办呢。”
“什么事？”么爷叔的确爱管闲事。
“我有个堂妹夫病重得很，想到上海找医生看看。”
“那愁什么？包在我身上了，找医生看病嘛，还不是一句话。”
“你别开玩笑，要住院治疗的。”
“可以，我马上替你去联系，华山医院，怎么样2够方便吧？”么爷叔很热心。
“一言为定？”
“我力、事啥时空说大话？”
“谢谢你， 么爷叔。”我抓住他的手臂拼命摇。
“好了好了，你好去打电报了。”元浩舅催我，“带钱了吗？”
“带了！”我奔出花园门。
“速来沪请告车次。”慧姨接到这份电报，一定会开心些的。
下午，么爷叔到我家来了，告诉我，病床的事已经办妥了。
华山医院也是上海的一流医院，么爷叔只是新华书店的小职工，他如何能打通医院的各个关节的呢？
我问么爷叔，他笑笑：“你以为世上的人都重权势吗？良心最重要，人家有求于你的时候你热心些，你求人家时人家也会以心换心的。”
我便不再追问了。
我打电话告诉元浩舅。
元浩舅叮嘱我：“快跟扮姨打电话，医院问题我们解决了，到车站接人的车子，还有慧姨来后的住宿等要她解决，她们是嫡亲姊妹，不能屁事不管。”
于是，我很不情愿地给纷姨打电话。
又是五表弟接电话，说他母亲身体如何如何不好，我没好气地说：“凌姨父的医院已经安排停当，告诉纷姨一下……”
“噢噢，那等等，等等，我去叫我妈听电话。”
汾姨对着话筒叹息了一番自己的病情，然后俨然以长辈的身份问：“医院条件好不好？”
“是华山医院。”
“到车站去接人的车子安排好了没有？”
“就是要请纷姨和徐姨父想想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一直病假在家的。预先订出租车嘛。”
“粉姨，你身体不好，其他事就别操心了。慧姨来了，先接到你家暂住，好吗？”
“这个嘛……几个孩子都正好放暑假，家里一塌糊涂的，真要命。”
我真正地生气了，大声说：“那就算了！”
我决定把慧姨接到我们家来住，大热天，睡地铺也行，至于接人的车子，我径直向么爷叔求援去了。
么爷叔一听就说：“这不成问题，进华山医院，就让华山医院出辆救护车去接，按规定算钱就是了。”
事情到了么爷叔那里总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慧姨到的那天，扮姨一大早就由五表弟陪着上我家。
“纷姨，你不是身体不好吗？”
“再不好，我也得去接慧，我们已经十几年不见面了。”说着纷姨眼圈红了。五表弟连忙说：“妈，别太伤心了，否则晚上又要睡不着的。”
元浩舅也要去接慧姨，么爷叔就说：“车子坐不下这么些人，那我就不去车站了，在医院门口等你们。”
纷姨和元浩舅都觉得这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和慧姨的亲戚关系比么爷叔近得多。
车厢门口出现了慧姨瘦小的身影，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几年不见，慧姨变得认不出了。好看的脸蛋成了干瘪的核桃，原先油黑的头发竟也花白了，她像个小老太婆，可她还不到五十岁呀。
份姨冲上去叫：“阿慧！”
慧姨扑在纷姨怀里哭了起来，亲人总归是亲人，生活的苦痛使她们丢开了以往的姐龄。
元浩舅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快把凌家进抬下来呀。”
凌姨父是躺在担架上被两个随行的厂医抬’一下车的，他的脸色像棉花一样白，眼睛凹陷下去，颧骨凸出来，怪吓人的。
慧姨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跟着来了，都哭得眼皮肿肿的。
扮姨皱了皱眉，“阿慧，你护理小凌都顾不上了，还带着两个孩子做啥？多花费车钱。”
“纷姐，谁知道呢？万一救不过来……”慧姨硬咽了一下，“再说小旦小秀都懂事，还能帮我许多忙的。”
“唉，你也真是的，长途电话可以直接打给我嘛！那天听大侄女告诉我这码事，整整几个晚上没合眼，血压一直升到一百九，二百！”扮姨摇摇头说。
“份姐，让你操心了。”
“你不知道现在上海病床多紧张，能住进华山医院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元浩舅瞪了扮姨一眼，说。
“元浩哥，劳你费神了。”
慧姨非常感谢亲戚们的帮助，在某些时候，人情往往比金钱、药物更起作用。
医生专门为凌姨父做了会诊。
那位很有经验的主治医生把么爷叔叫到办公室去了。慧姨一见此种情景，明白了大半，便号陶大哭起来，扮姨也陪着哭，小旦小秀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把我的心哭得乱糟糟的。
么爷叔出门来，见状就火了：“哭哭哭，哭不好病的，人家医生没说不能救呀。”
“医生说些什么？”慧姨扑上前问。
“送得太晚了……”
“从贵阳到上海，火车再快也要两天，飞机又不好乘，怎么快呀？”元浩舅说。
“要是当时一发现病就来上海医治就好了。”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可妈不肯，她不愿意麻烦别人，实在没办法了才打长途电话的。”小旦说。
“这儿的医生说，好比一块布，已经让一个不高明的裁缝裁坏了，要改就很难……”
“家进呀，是我误了你，……”慧姨哭着说。
“不过医生还是答应尽力想想办法的，现在要搞几支人体球蛋白打下去就好了。”么爷叔说着看看扮姨，又看看元浩舅。
“汾，上回你托我搞过的三支呢？”元浩舅问纷姨。
“噢噢，那是我以备万一的，我家老二身体太虚弱了……”份姨犹犹豫豫地说。
“你先借用一下，等过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再帮你搞到。现在救人要紧，立时三刻地到哪儿去觅呢？”么爷叔带点命令的口气。
粉姨不能拒绝么爷叔的要求，她和慧姨是同胞姐妹，而么爷叔和慧姨七拐八弯隔了好几层关系呢。扮姨叫五表弟回家取药去了，慧姨说：“纷姐，小凌要救活了，你就是救命菩萨。”
纷姨说：“何必这样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嘛。”
华山医院的医生替凌姨父重新做了手术，又打了一针人体球蛋白，凌姨父似乎有些好转，于是大家都松了口气。
这期间，慧姨一家一直住在我家里。待凌姨父情况有些好转，我便抽空陪小旦小秀上街买了几件衣服。
我和小旦小秀商量了， 自作主张替慧姨买了一条淡藕色的旗袍裙。小旦小秀说， 自从爸爸病倒后，妈妈没有露过一次笑容，老极了。
慧姨很淡漠地把那条式样和颜色都很典雅的裙子惯在**，一点不感兴趣。
我想引她开心，便说：“慧姨，我记得你和凌姨父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么一条裙子的，漂亮极了，像天使。”
慧姨的眼中滚出了眼泪。
我实在太不会安慰人了。
“唉―自作自受，一切都是自己寻来的。”慧姨长叹一声。
“什么……？”
“当初要是调到南方来，也不会得那样的病，有了病找医生也不会那样难……都是依了他的主意……”
慧姨是出了名的温柔妻子贤淑内助，她在凌姨父病成这般模样的时候竟然口出怨悔之言，似乎让人不可理解，然而我却原谅了她。一个人什么苦都咽下去了，稍稍吐露出一丁点儿窝在心里的闷气，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每个人对于生活中的不顺利都要叹息的，只是有人能忍，有人忍不住罢了。
慧姨每天到医院里看护凌姨父时，从来不流露一丝怨意，那殷勤周到实在令人感动。我相信倘若让她代凌姨父去死，她会毫不犹豫地去的。
自从接凌姨父的那天露了一次面，扮姨再也没有到医院来。
“她也过得不轻松，那几个孩子的病也够她操心的了。”慧姨却为纷姨辩解。
我喜欢慧姨的宽容。
那天我在机关上班，小妹给我打电话，叫我立刻到华山医院去，说是凌姨父病危了。
待我赶到医院，看见元浩舅、么爷叔和纷姨都在。
听小秀抽抽搭搭地告诉我，凌姨父的病情突然恶化，抢救了半天，现在靠输氧勉强维持着微弱的呼吸。
慧姨没有哭，她只是紧张地盯住氧气瓶上的那截玻璃试管，看着那水面缓缓地冒出一个又一个的气泡―这表示凌姨父的生命还在延续，这气泡就是慧姨的全部希望。
其他几个长辈在一边悄悄商量。
“该准备后事了，阿慧糊糊涂涂的，肯定没带衣物，要赶紧买起来，万一……”扮姨说。
“这事包给你了，联系火葬场什么的由我去办。”元浩舅说。
“我哪有时间去跑街呀！家务事一大摊……”纷姨愁眉苦脸。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她是你亲妹妹，你总不能一点不管。”
纷姨的心里只有丈夫与孩子，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她亲自操办得稳稳妥妥、舒舒适适，为孩子丈夫她是再累再苦也甘心的。我真不懂她究竟算不算一个自私的人？
么爷叔听他们争议，挥挥手说：“后事得作准备，不过还是要想想抢救的法子。我看前几天情况不错，一定是那针人体球蛋白起了作用，纷姨你不是还有两针吗？先拿来替他打下去……”
“那怎么成？万一我家老二心脏病突发呢梦”扮姨一急，声音抬高了。
“我看是不是先问问医生，是不是还有必要打人体球蛋白？”徐姨父很沉得住气的。
“问医生归问，针也得去拿呀，救人命的事，还分得了先后吗？”元浩舅气红了脸。
“别去拿针了，纷姐、元浩哥。”慧姨不知怎么会听到他们的争论，平静地对他们说。
大家都吓了一跳。
“阿慧，别胡思乱想，我这就让老徐回家取针。”纷姨慌忙回答。
“是呀是呀，人体球蛋白是救命针，打下去就会好转的。”元浩舅也赶紧应着。
“总归不能老靠这个救命针活下去，医生说了，没希望了，再打针也不过是多握几个时辰，何必浪费？”在这生死效关的时刻，想不到慧姨竟是如此地镇静和开通。
她的小小的身躯如何承受得了这巨大的苦痛？
“毕竟是在大山里待惯了的人……”
我听么爷叔叹息了一声。
凌姨父实在难撇下他的爱妻和娇儿，拖着涯着不愿撒开人世，然而终究拗不过死神的催逼，他走了，是在凌晨。
我翻出父亲生前的两套衣服给凌姨父穿上了，母亲回来绝不会怪我的。
凌姨父的厂里拍来了加急电报，不让在上海火化遗体，要运回贵阳，厂里要开最隆重的追悼会！
凌姨父是为他的工厂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死了能受到这种待遇也是可以安眠的了。
“大热的天，冰在冷库里也会腐烂的，还要运到贵州，恐怕难呀。”么爷叔对慧姨说。
“不，明天就火化，明天就……”慧姨哭泣着，瘦弱的肩抽搐着，“我不忍心让他冻着，他己经够苦了……”
“厂里的人来了怎么交待？”“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他们知道他的为人，他们不会有意见的。”
凌姨父去火化的时候，慧姨带着小旦小秀一直把他送到长廊尽头。
我买了一束鲜花，是玫瑰与凤仙合束的，我让慧姨替我放在凌姨父的脚边，我想九泉下也许不大会有鲜花的。
慧姨谢谢我，我觉得她是非常真心的。
办完丧事后，扮姨和徐姨父请慧姨一家过去吃了一顿饭。我去作陪，菜很丰盛，不过慧姨根本是吃不下的。
“阿慧，不要太伤心了，人总是要死的嘛，有什么难处，尽管向姐姐开口。”徐姨父体贴地说。
“谢谢了。”慧姨很平静地回答。
想不到凌姨父的厂里会派那么多人来接他的灵枢，都带着黑纱，哭得眼皮肿肿的，都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呀。
他们把慧姨一家和凌姨父的骨灰盒接到那遥远的大山里去了。
我想，慧姨也许不会很寂寞的。
后来，母亲动了许多脑筋，打通了关节，能把慧姨调到离上海很近的一座小镇上来了，可是慧姨写信来说：“……反复思虑，我还是想留在这儿，惯了，也熟了，家进的骨灰也埋在这儿，我实在不忍离开。以后大姐退休了，进山来住一阵，我会很快活的。小旦小秀问大姨好，还有大表姐、四表姐、五表姐……”
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么一幅图画：瘦小的慧姨站在巍峨的大山间……
姑妈
女人的一生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女儿阶段和媳妇阶段。
当女儿的时候常常憧憬当媳妇的神秘与甜蜜；当了媳妇后又常常回忆当女儿的无忧无虑的欢快。
女儿在家是公主，三亲六戚来了，都用奉承的讨好的口吻夸你美你；媳妇在家是“婆娘”，得准备承受不断的挑剔和探测的目光与发问。
女儿做人处世多么单纯，甚至有点儿“我行我素”的自由；当了媳妇就得多一副心眼，要学会鉴貌辨色，忍气吞声，你想想，不仅爹娘增加了一倍（公婆），连三亲六戚也变成六亲十二戚了。
多一层关系就要多和一个人打交道，多一个人打交道就会多一份情感的起伏，也许还会多出一份是非……
幸亏我还机灵，我丈夫的外婆说我最聪明，最会鉴貌辨色―不知是褒还是贬，反正我也不在乎了。
下班回家，照例不先回自己的房，先去跟家人们打照面，寒暄一番，这是礼貌，我到了婆家逐渐琢磨出的为妇之道。
“当心，别去碰那堆东西。”小保姆神情特别紧张地对我说，手指着过道里一只被袱包裹。
我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位干瘦的中年男了，膝下依着个同样干瘦的娃娃。
乡下来客了。我迅速而准确地作出了判断。奇怪的是，这位乡下客不坐沙发，甚至不坐靠背椅，独独搬了张旧方凳坐在客厅正中央。
“大阿嫂回来了。”他欠欠身与我打招呼。
“你好。”我记不得何时见过面了，“你们坐沙发上嘛，别客气。”我客气地说。
“一样的。”他不动身子，那个娃娃直往他两膝中钻，他推推他说：“叫呀，阿婶！”
“阿婶。”
我觉得那娃娃挺乖，回房想找些什么吃的给他，弟媳妇跟进来了。
“当心，那孩子得了肝炎，想到上海来看病的！”弟媳妇一脸恐怖状，“这种乡下人真不识相，电报也不打一个，就闯上门来，我只好叫他们坐在屋中央，省得东摸西碰的。他提过的门把我叫阿琴（小保姆）用酒精擦过了，唉！”弟媳妇用手摸摸隆起的肚皮。
弟媳妇怀孕七个月了。她担心肝炎病菌会给即将出世的宝宝带来不幸。
“快给爸爸打电话呀”想想办法，托人找个医院……”
“不行不行，现在医院病床紧张得不得了，万一暂时住不进医院，爸爸肯定要留他们住在家里的。”弟媳妇又用手摸摸隆起的肚皮。
“那怎么办呢？”
“小弟（我丈夫的弟弟）已骑车到姑妈家去商量了，这种乡下人都是姑妈引来的，和我们搭什么界？理应住她家去。”
“看来也只有这么办了。”我瞅一眼弟媳妇的肚子，若不为了那未来的宝宝，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把上门的乡下客推出门的。更何况我结婚十年没有生育，弟媳妇过门一年就怀孕了，倘若我提出要收留那两位带着肝炎病毒的乡下客，小弟和弟媳妇会不会怀疑我另有什么“险恶”的目的？处理灿嫂之间的关系，真像踩在细钢丝上走路，得步步小心为妙。
“你千万别给爸爸打电话呀。，”弟媳妇又叮嘱了我一句。
看看，就是提防我给公公通消息！公公的脾气我们都清楚，他对从自己老家出来的客人特别优待，不管是亲非亲、远亲近亲、穷亲富亲，他都要盛情款待，尽力帮助的。公公离开家乡已经快五十年了，依旧十分眷恋他的海边的小渔村。
我当然不会去给公公打电话通风报信的，省得有拍马屁的嫌疑。
已是吃午饭的时候，我跟小保姆商量，添几个菜，让乡下客吃得好些。弟媳妇说，吃饭是最容易传染病菌的了，还不如给他们几块钱，让他们上街到饭馆里去吃。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对乡下人说这种话。弟媳妇去了，给他们二十元钱，说：“来上海，去逛逛街，走出去不远就有饭馆的，余下钱给小孩买点什么吧。”
“谢谢，谢谢小阿嫂。”乡下客说。
“不用不用。”弟媳妇替他们打开了门。
为了未出世的小宝宝，我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了。
不一会，小弟回来了。
“商量得怎么样？”
“姑妈不在家，她倒是满会享福，跑到杭州赶灵隐寺庙会去了，真正岂有此理！”小弟气呼呼地说，“就是她硬把阿蕉拖到北京替小屿带儿子，阿蕉儿子得肝炎，人家男人当然要跑到上海寻麻烦的！”
前两一个月，姑妈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小屿替姑妈添了一个小孙子，姑妈非常欢喜。要找保姆，到处都找不到合适的。如今农村里活路多，钱好赚，媳妇姑娘出来做工的少了，要不就工钱要得很高。于是姑妈就到老家跑了一趟，带了个阿蕉出来，据说有点沾亲带故。说是带她逛北京城，住在小屿家，还包吃饭，顺便抱抱孩子。这样一来，工钱就不提了，只消塞几块零用钱。
“我们不管，她人不在，正好，把阿蕉的男人孩子送到她屋里去住。”弟媳妇说。
“房门锁死了，总不见得去撬锁！”小弟说。
“找小垠嘛，他总归有他母亲的房门钥匙。”小垠是姑妈的大儿子。
“小垠出差了，我碰见凤娟（小垠的老婆）。凤娟说，姑妈出门跟他们招呼都不打，更不会把房门钥匙交出来的。”
姑妈偏爱小屿，不喜欢小垠，更不喜欢凤娟，小夫妻与她关系不和谐，这我们都清楚。
“那要凤娟解决问题呀，她总归是姑妈的媳妇嘛！”
“小垠他们三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的亭子里,我怎么开得了口？”
“那怎么办？你就不顾……”弟媳妇眼圈一红，手摸了摸肚子。
“你别哭。你别哭么！”小弟烦躁地在客厅里转圈子，转了不知几圈，突然停下了，说：
“有了！”
“怎么？”
“买些补品，给他们一点钱，买两张船票，今晚就送他们回乡下。”
“这？行吗？”这个“行”，是指良心上能否行得通。
“只有这个办法了，公社也有医院的，再说肝炎就是要养嘛。多花点钱，买一个无病无灾。”
“今晚的船票，到哪儿去弄？”
“马上给妈妈打电话，她认识航运局的局长。”
“妈妈？她会同意吗？”
“她要不同意，我就问她，你要不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子？”小弟在我们家年纪最轻，主意最大。
婆婆的耳朵皮最软，在她看来，丈夫和儿子的话都是接近真理的。
果然，婆婆晚上下班回家，把轮船票带回来了，还买了大包小包的吃的。由小弟出面，跟阿蕉的男人横竖解释了一大通，又送东西又塞钱，然后，赶在父亲回家前，把他们送走了。
公公晚上回来得很晚，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
“爸爸，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压妹（弟媳妇）怀着你的宝贝孙子，万一染上肝炎病毒，母子都有危险。这事都怪姑妈不好，她让阿蕉去给小屿带儿子，工钱都不付，简直是剥削！”小弟很精明，他知道怎样摆理由，他父亲才不会发火，而且他还会不失时机地转移主攻目标。
公公没作声，一边是他未来的孙子，一边是他惟一的亲姐姐，这个天平很难失去平衡，祛码捏在他手中，他却不知往哪边搁。
听我丈夫说，小弟之所以敢当着公公的面如此肆无忌惮地数落姑妈，那是有一段历史根源的。
我公公是三代独子，他没有兄弟，只有一个亲姐姐，他们姐弟之情是非常笃诚的。公公的父亲死得早，公公十一岁就被送到镇上药店里当学徒。他曾想当个好郎中，给乡亲们治病，养活母亲和姐姐。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队，成了一名革命战士。母亲死后，他就把亲姐姐接到苏北根据地来了。全国解放后，他们姐弟先后调到了上海，虽然各自都有家庭，然而依旧像小时候一样地亲密。姐姐是弟弟家中最频繁的常客和最受欢迎的贵客，其实就如同一家人，姐姐参与弟弟家的一切内务和外交，弟弟家的任何事，姐姐都可以长辈的身份发表意见，甚至有一部分指挥权，这种特权并不是随便哪个亲戚可以得到的。这种鱼水和谐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