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身体很不舒服，吞服一些阿司匹林，下楼到红焰餐厅喝了很多咖啡，感觉略微好了些。我的手微微颤抖，胃里不停地翻江倒海，想要呕吐。
我真想喝上一杯。可想归想，我知道不能再喝了。我有事要做，有地方要去，有人要见，只得被迫喝咖啡。
在第六十街邮局，我买下一张一千美元的汇票和一张四十五美元的汇票，在信封上写好地址，把两张汇票都寄给安妮塔。然后，我拐过街角，走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大教堂。我一定在教堂里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什么都没有特别去想。出门前，我在圣安东尼塑像前停下，为不在的朋友点上几支蜡烛。一支点给波西亚·卡尔，另一支点给爱斯特丽塔·里维埃拉，还有几支点给另外几个人。我把五张五十美元大钞投进济贫箱的槽口里，走出教堂，步入寒冷的晨雾中。
我和教堂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关系，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关系开始于我搬到第五十七街，住旅馆后不久。我开始花时间在教堂里流连，开始点蜡烛，进而发展到开始奉献什一税。最后一点是最奇怪的部分。我从赚到的钱中拿出十分之一，捐给自己收到钱后碰巧作短暂逗留的第一座教堂。我不清楚教会用捐款做什么。他们可能会把一半的钱花在让快乐的异教徒皈依上，用剩下的一半为神职人员购买大轿车。但我一直把钱给他们，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
天主教得到了我奉献的大部分钱。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教堂通常是开放的。否则，我是不分教派的，要多普世有多普世。布罗德菲尔德付给我的第一笔款项，有十分之一到了波西亚·卡尔家附近圣公会所属的圣巴塞洛缪教堂。现在，布罗德菲尔德支付的第二笔款项有十分之一到了圣保罗教堂。
天知道为什么。
道格·福尔曼住在第九大道，在第五十三街和第五十四街之间。一楼五金店左边，有一道门廊，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每周或每月是否有配家具的房间可供出租。门厅里没有邮箱，也没有单独的蜂鸣器。我按响内门旁边的门铃，候在那儿。一个头发像指甲花一样鲜艳的女人拖着脚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女人身穿一件格子呢长袍，脚上趿拉一双破旧的卧室拖鞋。“满了，”她说，“往前走，到第三扇门试试，他通常都有空房间。”
我告诉她我来找道格拉斯·福尔曼。
“四楼临街一面，”她说，“他在等你？”
“在等我。”尽管福尔曼先前没有约我，我也只能这么说。
“他经常很晚才起床。你可以上去。”
这栋楼连同房客都已经自暴自弃。我爬了三层楼梯，穿过整栋楼散发出的酸味，惊讶于福尔曼竟然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地狱厨房破烂不堪，住在这种分租屋里的男人通常不会把住址印在支票上，通常也没有支票账户。
我在福尔曼的门前站住。里面，收音机正在播放，接着迸发出一阵飞快的打字声，过后，除了收音机声，又归于寂静。我敲了敲门，听到椅子被推开的声音，接着传来福尔曼的声音，问是谁。
“斯卡德。”
“马特？稍等。”我等了片刻，门开了，福尔曼满面笑容。“快进来，”他说，“天哪，你气色这么差，是感冒还是怎么了？”
“昨晚很辛苦。”
“喝咖啡吗？我可以给你冲一杯速溶咖啡。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这不是职业秘密吧？侦探一定都善于找人。”
他忙前忙后，插上电茶壶，量出些许速溶咖啡放进一对白瓷杯里，口中滔滔不绝，说个不停。我忙着打量他的住处，没有留神听。
这里颇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只有一个房间，却很宽敞，大约有十八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有两扇窗户，可以俯瞰第九大道。使房间与众不同的，是房间和房间所在的建筑之间巨大的反差。来到福尔曼的玄关处，大楼的单调和衰败统统戛然而止。
地板上铺设了一块地毯，要么是正宗波斯地毯，要么是令人信服的仿制品。墙壁上排列着从地板直通天花板的嵌壁式书架。一张足足十二英尺长的书桌伸在窗前，也是内嵌式的。就连墙上的油漆也与众不同，墙壁本身没有覆盖书架的地方漆成深象牙色，饰边衬以光滑的白色珐琅。
福尔曼见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两眼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因快乐而闪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他说，“爬楼梯时，感觉特别压抑，对吧？可你一走进我这小巧的隐居处，见里面这么惹眼，不免为之一惊。”水壶响了，他给我们冲咖啡，“实际上这并非有意计划的，”他说，“十几年前，我把这里租下来，因为付得起房租，别的地方我实在租不起。这里每周租金十四美元。说实话，有好些个星期，要凑足十四美元可真费劲。”
他搅好咖啡，递给我一杯：“后来我谋到了生路，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有点犹豫要不要搬家。我喜欢这里的位置和邻里感，甚至喜欢这个街区的名字——地狱厨房。要是你打算成为作家，还有什么地方比地狱厨房更宜居呢？另外，我不想负担大笔房租。我能搞到代笔委托，替人捉刀，还建立起一份了解我工作的杂志编辑名单。但即便如此，写作终归不是一项稳定的业务，我不想每个月都背负大麻烦。所以我所做的是，开始修复这个地方，使这里可以忍受。一次做一点。第一件就是安装完整的防盗警报系统。我特别担心会有人破门而入，抢走打字机；第二件是书架，因为我厌倦了把书都堆在纸箱里；然后是书桌；最后我把破床丢掉。那床太旧了，想必当年乔治·华盛顿一定睡过。我买了这张大平床，必要时能睡下八个人。渐渐地，整个地方合而为一。我挺喜欢的，再也不打算搬家了。”
“这儿适合你，道格。”
他急切地点点头：“是的，我想是的。几年前，我开始惴惴不安，想到人家随时可以把我踢出去。我在这里投资了一大笔钱，万一人家提高租金，我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天哪，我还在按周付租金。租金是涨了，大概每周二十美元。但万一涨到每周一百美元呢？要知道，谁晓得人家打什么算盘？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每个月付一百二十五美元。此外，还私底下塞给他们五百美元现金。为此，我想签为期三十年的租约。”
“他们跟你签了？”
“在第九大道租房的，你听说过有谁肯一出手就租三十年？他们以为运气好，撞上个十足的白痴。”他咯咯笑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出租的房间，每周租金从来没有超过二十美元的，而我私底下给出三十美元以上的现金。他们起草一份租约，我签了字。你知道在这一带要花多少钱才能租到同等面积的单间公寓吗？”
“现在？二百五十美元，三百美元。”
“三百美元都是少的。我依旧付一百二十五美元。再过两三年，这个地方一个月就值五百美元。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可能会涨到一千美元。我还是付一百二十五美元。有个家伙在第九大道到处收购房产。总有一天，他们就会像打保龄球一样，开始把这些建筑统统拆掉。但是他们必须要么买下我的租约，要么等到一九九八年才能拆掉这幢楼。我的租约要等到一九九八年才到期。漂亮吧？”
“道格，你这买卖真划算。”
“马特，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唯一一件聪明事。这事我也没想到。起初只是住舒服了，不想搬家。”
我尝一口咖啡，口味并不比早餐喝的差多少。我说：“你和布罗德菲尔德是怎么成为好哥们儿的？”
“是啊，我猜你就是为这事来的。他疯了吗，还是怎么了？他为什么要杀她？他完全没有理由杀她嘛！”
“我知道。”
“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平和。他这种身材的人必须保持稳定，否则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是火暴脾气，一点就着。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需要一门大炮才能造成破坏，但布罗德菲尔德——我猜他气炸了肺，把她弄死了，对吧？”
我摇摇头：“有人袭击了她的头部，把她打晕，又用刀捅死了她。这样做不是一时冲动。”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认为不是布罗德菲尔德干的。”
“我肯定他没干。”
“天哪，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打量着福尔曼。宽大的前额和厚厚的眼镜片使他看上去像一只极聪明的虫豸。我说：“道格，你是怎么认识布罗德菲尔德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得找警察谈话调查，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俩很投缘。”
“什么时候？”
“大概四五年前吧。怎么了？”
“你们只是朋友？他遇到危险时为什么找你？”
“嗯，马特，我觉得他朋友不多，何况，他又不能求助于警察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警察在警队之外通常不会有很多朋友。”
这倒是真的。但布罗德菲尔德似乎在警队也没有什么朋友。
“道格，他一开始为什么要去找普雷亚尼安？”
“见鬼，别问我。要问就问布罗德菲尔德。”
“可你知道答案，不是吗？”
“马特——”
“他想出书。就这样，不是吗？他想弄出足够大的动静来，红起来，他需要你为他捉刀。成了名，他就可以参加所有的电视脱口秀节目，笑出逗人喜欢的笑容，对各路要人直呼其名。所以你就派上了用武之地。这是你唯一能出场的方式，这也是促使他去艾布纳·普雷亚尼安办事处的唯一原因。”
福尔曼不肯看我的眼睛：“马特，他想让我替他保密。”
“当然。火了之后，他‘碰巧’会写一本书，以响应大众的要求。”
“书出来后有可能成为重磅炸弹。不仅是他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的一生，他讲的东西令人如醉如痴，我从未听过那么有趣的事情。我倒是希望他能允许我录音。可惜啊，一点都没有录下来。我听到他杀了波西亚的消息时，顿时觉得我一生仅有的机遇算是化为泡影了。但如果他真是无辜的——”
“他是怎么想到要出书的？”
福尔曼犹豫不决，但终于耸了耸肩：“你全知道也好。如今警察题材的书火得很，出书是很自然的想法，但点子可能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波西亚·卡尔想出来的。”
“没错，马特。”
“是她建议的吗？不，这说不通。”
“她说她自己要出一本书。”
我放下杯子，走到窗前：“什么书？”
“不知道。我想是《快乐勾魂客》之类的吧。有什么区别吗？”
“哈德斯蒂。”
“啊？”
“我敢打包票，这就是布罗德菲尔德去找哈德斯蒂的原因。”
福尔曼茫然地看着我。
“诺克斯·哈德斯蒂，”我说，“联邦地方检察官。布罗德菲尔德在找普雷亚尼安之前找过哈德斯蒂。我问他为什么去找哈德斯蒂，他的回答却不大符合情理。去找普雷亚尼安才合乎逻辑。警察腐败属于普雷亚尼安特别关注的领域，在联邦检察官哈德斯蒂那里，处理警察腐败问题并非他的分内之事，没什么分量。”
“所以？”
“布罗德菲尔德应该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觉得自己有利可图，才会选择哈德斯蒂。他可能是从波西亚·卡尔那里得到出书的想法的，也许也是从同一个地方了解到哈德斯蒂的。”
“波西亚·卡尔和诺克斯·哈德斯蒂之间有什么关联？”
我告诉他这是个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