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走的一条路通到了河边。快到桥的时候，路上有一长排被人家丢弃的卡车和大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涨得很高，桥梁中间被炸毁了，石头拱门掉进了河里，被褐色的水淹没。我们走上河堤，去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过河。我知道前方有一座铁路桥，也许能从那里过去。小路又湿又泥泞。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部队，只有被人丢弃的卡车和空****的商店。河堤上空无一人，只有湿漉漉的灌木丛和泥泞。我们沿着河堤走一段路，终于看到了铁路桥。
“多么漂亮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架很普通的铁桥，很长，下面的河床通常是干涸的。
“我们得抓紧，别等他们把桥炸掉。”我说。
“没人炸桥，”皮亚尼说，“都走了。”
“可能装了地雷，”博内洛说，“您先过去，中尉。”
“无政府主义者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艾莫说，“让他先走。”
“我先走，”我说，“就一个人，地雷不会爆炸。”
“你看，”皮亚尼说，“这就叫有脑子的人。你为什么就没脑子，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我有脑子，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博内洛说。
“这样挺好，中尉。”艾莫说。
“挺好。”我说。我们已经离铁桥不远了。天上乌云密布，下着小雨。这座桥看上去很长，很坚固。我们走上桥头。
“我们一个一个过去。”我说。我开始过桥，我仔细观察枕木和铁轨，看看有没有绊线或者炸药的痕迹，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从枕木的缝隙往下面看，河水夹着泥浆，流得很急。越过湿漉漉的乡野，我能看到笼罩在雨水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看了看。在河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辆车正要从那座桥过去，那辆车是黄色的，好像裹着泥浆。桥的两侧栏板很高，车一开上桥就看不见了。但是，我看到了司机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的头，后座上也坐着两个人。他们都戴着德军的头盔。不一会儿，车就过了桥，然后又被路两边的树林和废弃的车辆遮住。我朝艾莫挥挥手，他正要过桥，我也向其他人招手。我走到铁路路堤下面，在那里蹲着。艾莫下来和我蹲在一起。
“你看到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都看着您。”
“有一辆德国军官车刚从上面那座桥过去。”
“军官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余的人都过来了，我们都蹲在路堤下面，隔着铁轨看着那座桥，看着那排树和那条路。
“您觉得我们被切断了吗，中尉？”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条路上有一辆德国军官车。”
“你是在开玩笑吗，中尉？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
“别胡说八道，博内洛。”
“要不要喝一口？”皮亚尼问，“如果我们已经被切断了，干脆大家都喝一口吧。”他解下水壶，打开盖子。
“看!看!”艾莫指着那条路说。在那座石桥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头盔在晃动，显然是有部队在行军。钢盔向前倾，前进的节奏感让人惊叹。他们从桥上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那是一支自行车部队。我看到前面两个人的脸，他们面色红润，看起来很健康。他们的头盔盖着额头，也遮了脸的侧面。他们的卡宾枪扣在自行车的车架上；他们的腰带挂着手榴弹，柄朝下；他们的头盔和灰色的制服都湿了；他们骑得很轻松，眼睛盯着前方，不时朝两边张望。前面是两个一排，后面是四个一排，再接着是两个一排，后面跟着十个人左右，后面又跟着十来个人，最后是一个人。他们都不说话，但即使他们说了话，我们也听不到，因为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着。他们继续往前骑，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人，”皮亚尼说，“不是奥地利人。”
“为什么没人阻止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把桥炸掉？为什么不在堤岸上架机关枪？”
“你来解答一下，中尉。”博内洛说。
我很生气。
“真他妈的不可理喻。他们炸了下面的一座小桥，却留下这座连接大路的桥。人都跑去哪儿了？怎么不设法阻止他们？”
“你来解答一下，中尉。”博内洛说。我干脆闭嘴了，这都不关我屁事，我的职责是带领三辆救护车去波代诺内，这个任务我都完不成了。按目前的情形看，我能把这几个人带到波代诺内就不错了，可能连乌迪内都到不了。我没那么大本事。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别被人家打死或俘虏。
“你水壶打开了吗？”我问皮亚尼。他把水壶递给我。我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我们是不是该上路了？”我问，“不过也不用着急。大家要不要先吃点什么？”
“也没地方待啊。”博内洛说。
“好吧，我们上路。”
“我们就从这里走吧，隐蔽一些。”
“我们最好从上面走，他们也可能从这座桥过来，别让他们居高临下先看到我们。”
我们沿着铁路走，两边是湿漉漉的平原，过了平原可以看到乌迪内的山。山上有城堡，城堡下面可以看到普通人家的屋顶。我们可以看到钟楼。田里有许多桑树。我看到前方铁路被拆了一段，有些枕木被挖了起来，被扔到路堤下面。
“趴下!趴下!”艾莫说。我们赶紧跑到路堤下面趴下，有另一支自行车队从这条路过来。我可以看到路沿，他们往前面骑过去了。
“他们看到我们了，但他们没有停下。”艾莫说。
“我们在上面会被他们打死的，中尉。”博内洛说。
“他们不会要我们的命，”我说，“他们的目标更远大。如果是突然冲我们来的，倒是更危险。”
“我宁愿从这里走，这里更隐蔽。”博内洛说。
“好吧，你从下面走，我们还是沿铁路走。”
“您认为我们过得去吗？”艾莫问。
“没问题，他们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趁天黑过去。”
“那辆军官车是干什么的？”
“天晓得。”我说。我们沿着铁路继续向前走。博内洛在路堤坡下走了一会儿，受不了泥泞，就上来跟我们一起走。过了一阵子，铁路朝南走，和公路岔开了，我们看不到那条路有没有人经过。前方有一条运河，河上的桥被炸毁了，但这座桥很短，也还留着一点架子，我们从架子上爬了过去。我们听到前方有枪声。
我们爬到运河对面的铁路上。铁路穿过田野，直达那个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还有另一条铁路。北边是我们刚才看到自行车部队骑过的大路，南边有一条小路穿过田野，小路两边的树很茂密。我觉得我们还是走南边的小路更好，绕过那个小镇，穿过乡野抵达坎波福尔米奥，然后走大路到塔里亚蒙托。我们走小路就可以避开撤退的大部队，应该就可以安全抵达乌迪内，然后继续向前走。我知道平原上有很多小路，我走下路堤斜坡。
“下来吧。”我说。我们要从那条小路朝小镇的南边前进，大伙儿都走下路堤。这时，有人从小路那边向我们打了一枪，子弹打进了路堤斜坡的泥里。
“回去。”我大喊。我赶紧往上爬，路堤斜坡很泥泞，我滑了一跤。几个司机都在我前面，我奋力爬了上去。从浓密的灌木丛里又响了两声枪声，正要穿过铁轨的艾莫踉跄一下，趴倒在地上。我们把他拖到铁路的另一边，把他翻过来。“他的头要朝上。”我说。皮亚尼把他转了过来，让他脚朝下躺在斜坡上。血一阵一阵地冒出来，我们三个人在雨中围着他蹲着。他是颈部后面中弹，子弹从右眼下方穿出来。我正要堵住那两个洞，他就已经没气了。皮亚尼把他的头放下，抹了一下他的脸，然后就不管他了。
“那些……”他说。
“不是德国人，”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人。”
“是意大利人。”皮亚尼说。博内洛没说话，他坐在艾莫身边，但没看着他。艾莫的帽子滚到了斜坡下面，皮亚尼去把它捡回来，盖在艾莫的脸上。他拿出水壶。
“要喝一口吗？”皮亚尼把水壶递给博内洛。
“不要。”博内洛说，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在铁路上走，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不会，”我说，“刚才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洛摇了摇头。“艾莫死了，”他说，“下一个是谁呢，中尉？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我想，如果是德国人，我们大家就都完蛋了。”博内洛说。
“意大利人比德国人更危险，”我说，“断后的人像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德国人目标很明确。”
“你说得对，中尉。”博内洛说。
“我们现在去哪里？”皮亚尼问道。
“我们最好去找个地方躲到天黑。到了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肯定会再向我们开枪，这样才能证明刚才不是误会，”博内洛说，“我可不想去当那个冤大头。”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地方藏起来，尽量靠近乌迪内，等天黑的时候再过去。”
“那就走吧。”博内洛说。我们从路堤的北坡下面走。我回头，看到艾莫躺在坡上。他看起来个头很小，手臂摊在两侧，绑着绑腿的双腿并拢，穿着泥泞的靴子，帽子盖在他的脸上。他一动不动，确实是死了。天下着雨。我非常喜欢他，我拿了他的证件，放在我的口袋里，我会给他的家人写信。前方过了田野有一间农舍，四周有不少树木，旁边挨着一些农场设施。二楼有一个阳台，支着几根柱子。
“我们最好分开一些，”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有一条小路穿过田野。
穿过田野的时候，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周围或者农舍里面向我们开枪。我走近了一些，可以看得很清楚。阳台连着一个仓库，柱子之间能看见干草。院子是用石块铺的，所有的树都在滴着雨水。院子里有一辆很大的两轮手推车，车上面是空的，车杠翘着，淋着雨。我穿过院子，走在阳台下面。房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博内洛和皮亚尼跟着我走进来，里面很黑。我走进厨房，里面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壁炉，里面还有灰烬，灰烬上面悬挂几个壶，但壶里是空的。我到处找吃的，但找不到。
“我们就藏在仓库里吧。”我说，“你能去找点东西吃吗，皮亚尼？找到就带上来。”
“我去找找。”皮亚尼说。
“我也去找。”博内洛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我发现牛栏旁边有一道石梯可以上去。外面下着雨，牛栏闻起来却很干，很舒服。牛都走光了，可能是被赶走的。仓库有不少干草，上方有两个小老虎窗，一个被木板挡住了，另一个老虎窗朝北，比较窄。仓库里有一道斜槽，干草可以从那里滑下去给牛吃。地板上开了一个大口子，连通底楼，口子里面穿着一根横梁，干草用推车推进底楼，然后就用叉子送上来。我听到屋顶上的雨声，同时也闻到了干草的气息，我下楼的时候，还可以闻到牛栏里面干牛粪的气息，感觉很清爽。撬开朝南的老虎窗上的木板，我们就可以俯瞰院子。从另一个老虎窗，我们可以看到北面的田野。到时，要是楼梯不能用，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老虎窗爬到屋顶，然后跳下去，也可以从干草滑道下去。这个仓库很大，要是听到有人来，我们可以躲在干草堆里面。看样子这是个好地方。我相信，要是他们不再向我们开枪，我们肯定能安全抵达南边。那里不可能有德国人，他们是从北边来的，从奇维达莱南下，他们不可能从南边包抄回来。意大利人更危险，他们都是惊弓之鸟，看到什么都会开枪。昨天晚上，在撤退部队里面，我们听说北边有不少德国人穿着意大利人的制服，混在撤退的队伍里面。我不相信。打仗的时候，这种谣言总是满天飞。好像自己的部队里面总是潜伏着敌人。但我周围就没有人在德国部队里潜伏过。也可能有吧，但这种事情总是很难的。我不相信德国人会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们没这种必要，他们没必要派人来跟我们的撤退大军捣蛋。我们的撤退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人太多，道路太少。没有人传达过什么指示，更不用说有德国人捣蛋了。可是，他们还是会把我们当成德国人，并向我们开枪。他们就打死了艾莫。干草闻起来很香，躺在仓库里的干草堆里，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很多年前。那时，我们会躺在干草堆上面，一边聊天，一边用气枪打仓库山墙上的麻雀。那个仓库已经不在了，有一年，他们砍掉了铁杉树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原来的地方杂草丛生。回不去了。不一直往前走的话，会怎么样呢？米兰再也回不去了。要是回去米兰，会怎么样呢？我听着乌迪内北边的枪声。我能听到机关枪扫射的声音，但没有炮轰的巨响。这样还行，大路上应该是有留断后部队的。我借着干草棚里昏暗的光线往下看，看到皮亚尼站在底楼，在往上面叉草的地方。他手里拿着一根挺长的香肠和一罐东西，胳膊下夹着两瓶葡萄酒。
“上来吧，”我说，“有梯子。”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去帮他拿东西，就下去了。刚才在干草里躺了一小会儿，头就晕乎乎的。我差不多睡着了。
“博内洛呢？”我问。
“我等会儿告诉您。”皮亚尼说。我们爬上了梯子，我们把东西放在干草上。皮亚尼拿出带开塞钻的小刀，打开软木塞瓶盖。
“有密封蜡，”他说，“肯定不错。”他笑着说。
“博内洛呢？”我问。
皮亚尼看着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要去当俘虏。”
我没说话。
“他害怕我们也会被打死。”
我拿着酒瓶，没有作声。
“您知道的，中尉，我们本来就不想打仗。”
“你为什么没走？”我问。
“我不想抛下你。”
“他去哪里？”
“我不知道，中尉。他没说就走了。”
“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吧。”
皮亚尼在昏暗中看着我。
“我们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堆里，吃了香肠，喝了酒。一定是为举办婚礼备的酒，年头肯定很长，都有些褪色了。
“你在这个窗口盯着，皮亚尼，”我说，“我去盯另一个窗口。”
我们一人拿着一只瓶子喝酒，我拿着我的瓶子走到另一边去，躺在干草上，看着窗外湿漉漉的乡野。我不知道我希望看到什么，但我只看到田野上光秃秃的桑树和不断降落的雨水。我喝着酒，但并没有因此感觉舒坦一些。酒放太久了，不仅已经褪了色，味道也变淡了。我看着外面越来越暗，黑暗来得很快。今天晚上肯定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天黑了，再看也没用了，所以我回到皮亚尼身边。他正躺着睡觉，我没有叫醒他，但在他身旁坐了一会儿。他是个大块头，睡得很沉。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了他，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那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夜晚。我不知道我预期什么，也许是死于非命，也许是在黑暗中听到枪声，然后夺路狂奔，但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支德国部队开过来，我们趴在大路旁边一条水沟的另一边，等他们走过去了，我们才穿过那条路，向北走去。我们有两次在雨中和德国人近在咫尺，但他们没看到我们。我们从北边绕过小镇，没有看到一个意大利人，再过了一会儿，我们赶上了正在撤退的大部队，他们已经走了一整夜，他们要去塔里亚蒙托。我感觉撤退的部队非常庞大，俨然整个国家都在撤退，不仅是军队在退却。我们走了一整夜，走得比车辆更快。我的一条腿开始疼，我累了，但我们走得很顺利。这样看来，博内洛去当俘虏的决定是愚蠢的，根本没有危险。我们先后遇到敌对双方的军队，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如果不是艾莫被枪打死，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我们沿着铁路走，暴露无遗，但没有人来骚扰我们。他死得太突然，不合常理。不知道博内洛在哪里？
“您感觉怎么样，中尉？”皮亚尼问。路上挤满了车辆和士兵，我们一直从路边走。
“还行。”
“我走得好累，真不想走了。”
“加油!我们就这样走，其他的都不用担心。”
“博内洛是个傻瓜。”
“他的确是傻瓜。”
“您会怎么办，中尉？”
“不知道。”
“您会不会报告说他被俘虏了？”
“不知道。”
“您知道的，如果战争继续，他们不会放过他的家属的。”
“战争不会继续，”有一个士兵说，“我们要回家了，战争结束了。”
“都要回家。”
“我们都要回家。”
“走吧，中尉。”皮亚尼说。他想超过去，摆脱这些人。
“中尉？谁是中尉？打倒军官!”
皮亚尼抓住我的手臂。“我还是叫您的名字吧，”他说，“这些人可能会闹事。他们枪杀了几个军官。”我们走得很快，终于甩掉了那几个人。
“我不会写害他家属的报告。”我又接着刚才的话题。
“如果战争结束了，怎么写都没关系，”皮亚尼说，“但我不相信就要这样结束了。没那么好。”
“很快就能知道了。”我说。
“我不相信这样就结束了，他们都认为已经结束了，但我不相信。”
“和平万岁!”有一名士兵大喊，“我们要回家了!”
“要是都能回家就好了，”皮亚尼说，“您不想回家吗？”
“想。”
“我们可能回不了家，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回家!”一名士兵喊道。
“他们把枪扔掉了，”皮亚尼说，“他们一边走一边把枪摘下来，扔在了路上，然后不断喊口号。”
“他们应该留着枪。”
“他们认为，如果扔掉了枪，当官的就不会逼他们去打仗。”
天很黑，在下着雨，我们沿着路边走着，我发现许多士兵还带着枪。枪把他们的斗篷顶了起来。
“你们是哪个旅的？”有一个军官大喊。
“和平旅!”有人大声喊着回答。“和平旅!”那个军官默不作声。
“他说什么？那个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和平万岁!”
“我们赶紧走。”皮亚尼说。我们路过两辆英国救护车，它们跟很多车一样被丢弃了。
“是从戈里齐亚来的，”皮亚尼说，“我认得这些车。”
“他们走得比我们远多了。”
“他们走得比我们早。”
“司机呢？”
“可能在前面吧。”
“德国人到乌迪内城外就停了，”我说，“这些人都要过河。”
“是的，”皮亚尼说，“所以我觉得战争会继续下去。”
“德国人完全可能追上来，”我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追。”
“我不知道。这种战争，我看不懂。”
“他们肯定在等运输车，我想。”
“我不知道。”皮亚尼说。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文静得多。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很健谈，但他说的话都不大中听。
“你结婚了吗，皮亚尼？”
“您知道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你不想去当俘虏？”
“这是原因之一。您结婚了吗，中尉？”
“没有。”
“博内洛也没有。”
“有没有结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结了婚的男人可能更希望回到妻子身边。”我说。关于老婆的话题，我是喜欢的。
“对。”
“你的脚怎么样？”
“很痛。”
在天亮之前，我们到达塔里亚蒙托河边，沿着这条水位很高的河，走向大家过河必经的那座桥。
“他们应该能守住这条河。”皮亚尼说。在黑暗中，河水很满，河面很宽，水面上有很多漩涡。这座木桥将近三英里长，下面的河水通常分成几股水流，距离桥面很远，但今天几乎贴着木桥底部的木板。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奋力挤进了过桥的人群。大家在雨中慢慢过桥，下面的河水距离只有几英尺。我们挤在人群中，前方有一箱大炮的弹药。我从侧面看着河水。此时，我们不能按自己的节奏走路，我觉得很累。过桥时丝毫不觉得兴奋。我在想，要是在白天，突然有飞机来轰炸，眼前会是什么样子？
“皮亚尼。”我喊。
“我在这里，中尉。”他也在拥挤的人群里面，走在前面一些。大家都没说话，都只想着尽快过去。我们快过河了。在桥的尽头，在闪烁的灯光下，有一些军官和宪兵分别站在两边，我看到他们映衬着天际线的身材轮廓。我们走近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军官指向人群里的一个人，然后一个宪兵冲那个人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路边。我们快要和他们面对面了。军官们仔细打量着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会交头接耳一番，然后用灯照着某个人的脸。我们将要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又揪出来一个人。我看见那个人，他是中校。灯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我看见他袖子上的星标。他头发花白，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拉到那排军官的后面。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看着我，然后有人指着我，然后跟一个宪兵说了一句话。我看见那个宪兵朝我走来，他从人群边缘插进来，然后我感觉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想干什么？”我说，在他脸上打了一拳。我看到他的脸，他的脸被帽子罩着，胡子翘起，血从脸颊流下来。接着，另一个宪兵朝我们扑来。
“你想干什么？”我问。他没有回答，他在等机会抓我。我伸手到身后解手枪。
“你不知道你不能碰军官吗？”
另一个宪兵从后面抓住我，抓住我的手臂提起来，我感觉快脱臼了。我跟着他转过身，另一个掐住我的脖子。我踢了一下他的小腿，用左膝顶他的腹股沟。
“他反抗就开枪。”我听到有人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喊，但声音不是很响亮。他们把我推到了路边。
“他反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把他押到后面去。”
“你们是什么人？”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你们是什么人？”
“宪兵。”另一个军官说。
“你为什么让这些飞机抓着我，我自己走不行吗？”
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不用回答，他们是宪兵。
“带他到后面去，让他跟那些人在一起，”最先说话的那个军官说，“你们看，他说话有外国口音。”
“你也有啊，你……”我说。
“把他押到后面去。”那个军官说。他们推着我绕过那排军官，然后下了路，河岸边的田里有一群人，他们把我往那里推。就当我们朝那些人走去的时候，我听到了几声枪响。我看到了步枪的火光，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走到了那群人旁边。有四个军官站在一起，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他的两侧各有一个宪兵。那群人被宪兵看守着。那几个审问军官的旁边还站着四个宪兵，他们的手都放在卡宾枪上，这几个宪兵都戴着宽边帽。那两个抓住我的宪兵把我推进等待接受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着军官正在审问的那个人，他就是刚才他们从人群里揪出来的那个又胖又矮、头发花白的中校。负责审问的军官动作麻利，语气冷酷，威风凛凛，掌握生杀大权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个德行。
“哪个旅？”
他说了。
“哪个团？”
他说了。
“你为什么脱离部队？”
他说了原因。
“你不知道军官不能脱离部队吗？”
他知道。
“够了。”另一个军官说，“就是像你这样的人，让野蛮人入侵了祖国的神圣土地。”
“你说什么？”那个中校说。
“正是因为你们的背叛，我们才丢掉了胜利的果实。”
“你经历过撤退吗？”
“意大利不会退却。”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我们面对着军官，犯人站在前面，在我们一边。
“你想要杀我，”中校说，“就立即枪毙我，不必多费口舌。这样的审问很愚蠢。”他做了十字架的手势。军官们又交头接耳了一番。有一个军官在一叠纸上写字。
“抛弃部队，执行枪决!”他说。
两个宪兵把中校带到河边。他在雨中走着，他是脱了帽子的老头，一边一个宪兵押着他。我没看到他们开枪，但我听到了枪声。他们又在审问另一个人，这个军官也脱离了部队，他们不让他辩解。他们拿着纸读对他的判决时，他哭了。他被枪决的时候，他们又在盘问别人。他们似乎杀一个同时审另一个，审完就杀。看这个样子，大家都得眼睁睁等死。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等着受审，还是应该挣脱掉。在他们眼里，我显然是穿着意大利制服的德国奸细。我明白了他们的想法，如果说他们有想法，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要拯救他们的国家。又有一支军队在塔里亚蒙托河南边集结，他们处决的都是少校以上军衔脱离部队的军官，他们要清除穿着意大利制服的德国奸细。他们戴着钢盔，我们只有两个人戴钢盔，有些宪兵戴钢盔，另一个宪兵戴宽边帽。我们叫他们“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个个轮着被揪出去审问然后枪杀。到目前为止，他们审问过的人全都被枪决，没留下一个活口。审问的官员面无表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因为他们自己不会死。此时，他们正在审问一个上校，三个军官刚把他带过来。
“哪个团？”
我瞧了一眼宪兵，他们正盯着新押过来的，有些看着那个上校。我低下身子，扒开两个人，钻过去，低着头跑到河边。我纵身跳进水里。水很冷，我尽可能待在水下面。我能感觉到水下有漩涡。我一直待在水下，后来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上不来了，于是我浮上来一下，喘了口气，又沉下去。身上有这么多衣服，还穿着沉重的靴子，要沉到水里很容易。我再次浮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块木头，我抓住这块木头，用一只手抱着它。我的头躲在木头后面，一直不敢抬起来。我不想看到河岸。我刚才夺路而逃的时候，以及后来第一次从水里浮起来的时候，都听到了好几响枪声。我快浮到水面的时候，都能听到枪声。这时没有枪声。这块木头在水流中摇摇晃晃，我用一只手紧紧抱住它。我看着河岸，河岸似乎在飞速后退。水里有许多木头，水很冷，我们漂过了一个沙洲。我双手紧紧抱住木头，让它带着我一直漂流。这时我看不到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