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谋略家是善于抓住热点事件“举一反三”“隔山打牛”的。司马昭在这一场寿春之役中也是另有深意的。
首先，他以“寿春之役”为契机，对司马氏集团能否彻底掌控魏国朝野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试验。他挟天子、太后两宫亲征出行，还一同带走了尚书台、中书省等枢要部门，这便是完全抽掉了后方拥曹派人士借机作乱的政治“底牌”。以此而论，他自是不会落于当年曹爽兄弟拜谒高平陵而致留守无人的窘境。同时，他亦检测到：在长达近九个月的远征寿春之过程中，魏廷上下安若磐石，居然没有爆发一起反马恶性事件。司马昭应该满意了：这说明司马氏集团对魏室的掌控确实是强而有力的，已经达到了“无懈可击”的水准。
其次，他借号令四方共讨寿春之机，用以及时观测各地将官对司马氏的忠诚度，并相应地予以任免赏罚。例如，在他的征战动员令发出之后，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显然对司马氏怀有二心。司马昭也毫不含糊，“并斩之以徇”，拿他俩的人头来开刀祭旗。
而曾为曹爽府中司马官的名将、荆州刺史鲁芝（其时已归附司马氏），却表现得十分积极。《晋书·鲁芝列传》记载：
诸葛诞以寿春叛，文帝（指司马昭）奉魏帝出征，征兵四方，（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
司马昭对此看在眼里，自然会对他投桃报李。后来，寿春之乱平定之后，司马昭公然将鲁芝“进爵武进亭侯，又增邑九百户”。他赏罚分明、奖惩到位，使司马氏集团组织内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净化。
最后，司马昭利用寿春之役作为一个“活”的竞技平台，让部下诸将同台“比武”，各展所长，各尽所能。而他则中立于外，从战争中分辨人才，从战争中考验人才，从战争中锻炼人才，从战争中发掘人才。他自己也由此做到对各位将官、谋士的长短优劣了然于胸，今后使用起来也能“才职相符、名实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