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风云涤**，群雄逐鹿，神州大地到处充满了竞技的平台和磨炼的契机。只要身负才学者，均可崭露头角：或以三寸之舌，或以满腹经纶，或心算而智取，或勇武而力争，或一言可定天下安，或一语可搅四海动，或一剑可斩上将首，或一计可使江山倾。
但遍观《三国志》之典籍，取偌大一部《魏书》为例，里面记载有数百名公卿大夫，如陈群、崔琰、卢毓，几乎全是名门出身、世家背景。而仅有贾诩、张既、蒋济等寥寥数人来自寒门庶族。可见，汉末以来，各地诸侯纵有巨大的人才需求量，然而治下绝大多数的职务和爵位还是由世家子弟们所垄断。
故而，能于寒士之中脱颖而出者，极为难得；再又能于寒士之中雄视百代者，更是凤毛麟角。而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就是这一流寒士当中的不世之杰。
我们把刘备归为寒门庶族，实则毫无争议。他虽然顶着一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裔”的名号，但到了他这一辈时，不过是一介平民。他的祖父只当过范县县令，他的父亲也只是郡县小吏。他自己“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古有“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刘备已然沦落到身为小商贩一流的境地。
在三国之雄当中，曹操虽是出身于宦官之家，但宦官集团正是汉末最有权势的阶层之一。所以，曹操年纪轻轻便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议郎、济南相等显官要职。而孙权则是典型的“权二代”，父亲孙坚、兄长孙策替他奠定了厚实的江东基业，他一接任就是官秩二千石以上的讨虏将军之职。
相比之下，只有刘备背景最薄、起点最低，他事业上的第一桶金是由张世平、苏双两个商人赞助的。借着这一桶金，他拉起了一支二三百人的小队伍，与黄巾军拼死拼活才立下战功，却只当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尉。他的前半生，一直是在下密县丞、高唐县尉、平原县令等四百石左右的官职上兜兜转转、翻翻滚滚。
若是其他庸常之士，早已在这坎坎坷坷的长期折腾中磨灭了斗志、销光了理想，就此沉沦下去。而刘备则全然不是这样。他一路意气风发，一路高歌奋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屡战屡败，终于功分三国、登坛称帝。那么，他这一份强大的精神底蕴是从何而来呢？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早年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同时“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完全是一副“市井侠士”的形象。《史记》也是这样描写他的先祖刘邦的：
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由此可以看出，刘备真的继承了汉高祖刘邦的精神底蕴—“豪侠之气”，浑身流淌着侠士的血液。这一点，是刘表、刘虞、刘璋等其他文绉绉、虚晃晃的同姓诸侯所不能比拟的。而刘备敢与吕布、袁术、曹操等枭雄们逐鹿中原，所凭恃的也全是这一股畅快淋漓、挥洒自如的“侠气”！
因为这一股“侠气”，所以他面对机遇，能够“以命相搏”。《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遇贼于野，（刘）备中创佯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
因为这一股“侠气”，所以他交结人士，能够“以义相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故而，多年以后，一代名相诸葛亮仍在《出师表》里念念不忘：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指刘备）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指刘禅）也。
因为这一股“侠气”，所以他不屑于以计赚人，而能“以理相服”。孔衍《汉魏春秋》记载：
刘琮乞降，不敢告（刘）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
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
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
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因为这一股侠气，习凿齿才会盛赞他：
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我们可以这么说，刘备是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侠帝”。他不像司马懿那样藏身在体制内以阳谋暗算而“移天易日”，他一辈子都在自己所厌弃的曹魏体制外真刀真枪地杀开一条血路来“顶天立地”。他的所作所为，令“历世著名”的徐州陈氏一族之首领陈登也对之充满钦佩：
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刘备字玄德）。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汉末鼎分诸雄之中，得国最正者，莫过于刘备。刘备既无曹操父子“代汉自立”之异志，又无孙权兄弟“借人成资”之歧念，三顾茅庐以取英杰，自立自强而成大业，所以蜀汉君臣始终亲如一体而无纲纪之乱。
到了三国终局之际，曹魏有“高平陵之变”，孙吴有“两宫夺嫡之祸”，而蜀汉直至灭亡的最后一刻，连蜀帝刘禅都已俯首投降了，还有姜维、蒋斌等忠臣义士投袂奋起、为国捐躯、九死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