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入仕大多追求成为国之“良臣”。刘向在《说苑》一书里对“良臣”进行了定义。
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
当然，“良臣”人人愿当，那么“孤臣”呢？在“良臣”的基础上，该大臣若是“处众以默、立身以晦、受谤无怨、忠君无悔”，那就是真正的“孤臣”。这样的“孤臣”，又有几人愿当？他们在外人心目中甚至可能会被视为“奸佞之徒”，但他为主君所做的贡献和业绩却是无形而巨大的。
这样的“孤臣”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他被世人共称为“奸佞之臣”，对他冷嘲热讽、风言风语。贾充如此取怨于众，只因他在当年云龙门事变时指使成济刺死了魏帝曹髦，替主君司马昭背了“黑锅”，也由此而为非司马系的礼法之士所不容。然而，在司马氏看来，贾充便是忠于司马家而甘冒奇险的“孤臣”，所以对他倚重有加，厚任他为尚书令、鲁郡公，“禄赐常优于群官”，还在多次政争中为他“保驾护航”。
其实，在曹魏一朝，也有一位类似贾充的“孤臣”，但是他比贾充“孤”得更加彻底，几乎将自身所有的贡献和业绩淹没在了史简深处。他，就是董昭。
董昭出身于山东济阴董氏一脉，并不属于汉末的名门望族之列。他早年被袁绍辟为参军，凭其英勇之识、机变之才，一直做到了巨鹿太守、魏郡太守，在袁绍帐下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袁绍集团内部党争激烈，令他受陷而堕。原来，袁绍仅因董昭的弟弟董访在袁氏的政敌张邈手下效劳，便听信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地迁怒于董昭。董昭只得遁身而出，云游中原，欲择主而事之。
应该说，董昭和袁绍当时的盟友曹操相识已久。他对曹操的看法是：
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英雄也，当故结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这一看法，使他从心底里把曹操视为自己的未来之主。当然，也不排除是曹操派来了“暗线”和他接上了头，令他在外围帮助曹操打开僵局，以实现其“迎天子以讨诸侯”的大略。
董昭暂时栖身在河内郡军阀张杨的麾下，说服张杨与曹操交好，并通过张杨上表推荐曹操为兖州牧。在做成这一功劳之后，他又借机遁走，来到汉献帝身边当了议郎。
当时汉献帝已返回洛阳旧都，却身处杨奉、韩暹等军阀的控制之下。而董昭则自觉地当起了曹操的“代言人”，替曹操作书与杨奉示好，以此换取曹操入京面圣。《三国志·魏书·董昭传》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
（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太祖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冀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
曹操获赏，遂入朝谢恩，而实则欲将汉帝迁入自己掌握下的许县，不想再受杨奉、韩暹等人的牵制。董昭对此大力支持，并建议曹操与杨奉交涉时不要先谈许县，而是假意声称将御驾迁入鲁阳以便供运粮食。杨奉为人“勇而寡虑”，认为鲁阳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于是不曾怀疑，就答应了曹操。不料，曹操将汉献帝迁出洛阳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驻了许县，彻底遁出了杨奉的势力圈，从此可以毫无掣肘地实施其“奉天子以讨不臣”之大略了。对董昭的种种贡献，曹操也迅速给予回报：擢升他为河南尹，官秩为真二千石。
此刻，袁、曹之争也已然达到了临界点。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秣马厉兵，意欲南下讨伐曹操。曹操也不甘示弱，以兵屯守官渡。与此同时，他故意通过汉献帝公开下诏免去袁绍所领的冀州牧职务，把袁绍的宿敌董昭一举提拔为冀州牧。在这一刻，董昭就成了曹操用来恶心袁绍、刺激袁绍的“工具”。他这一招果然有效，确实刺激到了“智不制情”的袁绍。袁绍一怒之下，不顾田丰、沮授等人的“持重之议”，在“备未周全”的情况下便仓促南来与曹操“孤注一掷”地对决。
董昭虽然被曹操如此利用以对敌，他却没有半句怨言，任由曹操尽心施为。他已经和曹操站在同一阵线了，斗倒袁绍是他俩共同的目标。就算曹操要拿他的人头去迷惑袁绍，他应该也是心甘情愿的。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取邺城，讨袁之役大获全胜。这时，董昭很知趣地让出了冀州牧这个重要职位，并请曹操自领而居。《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里写道：
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
这个“或”是“某人、有人”的意思。根据史书前后的逻辑，这个“某人”应该就是董昭。他进言曹操，准备“复古置九州”，把冀州之域扩大，吞并幽州、并州及雍州之半部，然后封为曹氏的私有领地。
但这一动议，很快便被朝中拥汉派领袖荀彧识破并劝阻。谁都看得出来，曹操刚平邺城，就迫不及待地独占冀州、吞并他州，这不是要成为第二个“袁绍”吗？！此时，曹操也考虑到自己“拥汉灭袁”的口碑还不能自毁，代汉夺权的时机远未成熟，于是“寝九州议”，退让了下来。不过，他对董昭的表现还是满意的，隔了两年左右，便提拔董昭为“千秋亭侯”，与荀彧所领的“万岁亭侯”相映成趣。也许，他如此之施为，是向荀彧暗示：董某人的拥曹代汉之功，与你荀令君的定乱安国之勋在本尊眼里是不相上下的！你应该懂得，本尊此时此刻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代汉立曹”！
其实，在这个时候，“拥汉匡复”还是汉末名门世族集团的主流共识，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也大多数是倾向于汉室中兴的，董昭站出来拥曹易帜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拥汉派势力太大，他们的反击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可是，董昭还是硬挺了下来。
这一挺，就挺到了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这一年，关中已被底定，荆州也入囊中，曹操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代汉夺权的时机基本成熟了。董昭终于越众而出，向曹操进言封建五等爵位制。
后（董）昭建议：“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指曹操）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宣稍建立，以自藩卫。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摘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他这一举动顿时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拥汉派众臣的汹汹来攻，他丝毫未曾退缩，并代表拥曹派集团公开站到风口浪尖上与荀彧进行笔战。
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摘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这一场暗战并未持续多久，随着荀彧在前往寿春协助曹操征讨孙权的途中暴卒而画上了句号。半年后，曹操升为魏公，享九锡之礼，居群臣之首。
曹操晋爵加礼之后，依照常理，全力推进此事的董昭功不可没，也应该随之而受重赏。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董昭在后面的七八年间居然一直是“不升不赏”、原地任职，于朝堂之上几乎成了一个“透明人”。原来，他首倡劝进曹操晋公加爵，间接逼死了拥汉派领袖荀彧。而荀彧的门生故交遍布天下，他的至交好友是钟繇、崔琰、毛玠，他的女婿是陈群，他的关门弟子是司马懿，而华歆、郗虑、王朗等名士都是他举荐入仕的，一个个身居高位，几乎都是董昭不得不为之深深忌惮的“大佬”。如此情势之下，董昭为了避免变成汉、曹之争的“牺牲品”，只能“屏息敛迹”，夹起尾巴做人，在朝野上下隐身自保。正由于此，他又哪敢去外面炫耀自己劝进曹操的功绩？他缄默了如此之久，久得连他自己都以为曹操父子已经忘掉了自己所做的贡献了。然而，他的唇舌之间，依然没有对外泄出半句怨言。
终于到了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操之嗣子曹丕代汉登基、称帝临朝改元黄初。他并未忘记董昭的拥曹之功，一即位便拜他为大鸿胪。大鸿胪只是与董昭先前的谏议大夫官秩相当。表面上，董昭似乎没有加官。但他的爵位却进了一级，由千秋亭侯升为右乡侯。须知，曹丕的左膀右臂陈群、司马懿二人，此刻也是颍乡侯和安国乡侯。至少，在曹丕心目中，董昭和陈群、司马懿一样，亦是自己值得信任的忠良之臣。
董昭不顾自己年过六旬，仍是兢兢业业地随同曹丕南征北战，一路上出谋划策、言无不尽。曹丕对他也报以殊遇，赐其弟董访为关内侯，以悦其心。
虽是如此，在朝堂上下，董昭却因当年劝进曹操之事而“臭名远扬”。《三国志·魏书·苏则传》里写道：
（董）昭尝枕（苏）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董昭“归善于君，揽恶于己”，换来的是他终身极难升任清望之官，也始终不能位居要津。曹丕一想提拔他，便有风言风语而袭之，于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搁浅”。但董昭依然缄默着，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包容之中。
数年之后，曹丕驾崩，新帝曹叡继承大统。他即位之初，便发现朝中那些“权二代”私相结交、彼此吹捧，形成“浮华交会”之风，并影响到尚书台选曹的人事操作。在曹叡看来，他们不务正业、沽名钓誉、贪权逐利，用之则名不副实，不用则浮言四起，对自己的皇权造成了隐性的威胁，于是决定大加整治。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突然重用起董昭来，一下把他提拔为主管人事选任大权的三公之一：司徒。董昭多年的苦心贡献似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然而，和他的祖父曹操当年封董昭为冀州牧一样，曹叡是推出董昭来替自己“干脏活”的。想整治“浮华交会”之风，就必须要选用最佳的执行者。这些“修浮华、合虚誉”的“权二代”个个来头不小：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且贵为帝婿；夏侯玄是先帝曹丕生前好友夏侯尚之嗣子，又系大司马曹真之外甥；司马师为司马懿之嗣子，又与夏侯玄为姻亲；刘熙是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孙密是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卫烈是选曹尚书卫臻的儿子—朝中其他臣子谁敢站出来得罪他们？
曹叡思来想去，觉得只有董昭才是堪当此任的最佳人选：他资历深厚，可以压服“权二代”背后的父辈势力；他无派无系，才能不被各方势力所牵制；他“臭名昭著”，应该也不在乎自己身上再被多泼几盆“污水”。但，董昭自己会答应接下这桩“苦差”吗？
此时的董昭已经年过七旬，他本可不必再来蹚这一池“浑水”了。然而，曹叡一纸诏下，他终是挺身而出，替曹叡揽下了这桩“脏活”。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拖着老病之躯，义正词严地发出了那道《陈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台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
曹叡收到此疏，立刻顺水推舟痛下重手，将那些“权二代”或贬或迁，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让他们规矩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场被后世称为“太和浮华案”的“始作俑者”—董昭，则再次被各方势力集团推到火炉之上备受煎熬。毕竟，他出面得罪的，可是一大批名门世族啊！
然而，曹叡还没来得及力挺董昭对抗群臣—他就溘然辞世了！这位任劳任怨地为魏朝背了一辈子“黑锅”、干了一辈子“脏活”的孤忠老臣，就这样撒手西去了！他留下了一地的骂名，却只有曹魏的三代主君才能明白他真正的贡献之所在。
董昭死后，曹叡亲笔赐予他“定侯”的谥号。根据谥法所载，“纯行不爽曰‘定’、德操纯固曰‘定’”。曹叡真是他的知音，懂得他这一生都是为了魏室在孤独地“纯行不爽”“德操纯固”，所以给了他这个盖棺定论的佳评。只不过，董昭已逝，满朝上下还有谁会像他这样尽心不贰地忠于大魏呢？这个问题在曹叡的心底始终萦绕不息，一直纠结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