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基层视察工作时，曾就革命气节问题作过重要讲话。江主席指出，气节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人格品质；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就是国格。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一支革命军队，必须有一股浩然正气，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这股正气，这种精神，党和军队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
江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不仅是对广大领导干部说的，同样也适用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当今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面对着五光十色的多种**的情况下，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江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错误思想面前，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丧失了政治立场。这类问题，从事政治、经济等部门工作的人中有，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中也同样有。有些人惟“钱”是图，只要给钱，就可以出卖作家、艺术家的良心，写出那些低级庸俗不堪入目的坏作品；只要给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就可以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酒绿灯红”面前，甘当人家的俘虏。近几年来，一些低级庸俗、格调低下甚至于有严重错误倾向的坏作品之所以屡禁不止，而一些格调高尚的精品之作又常常为一些人不屑一顾，这中间恐怕不能不谈到“气节”问题。
“气节”，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人格高下的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崇尚气节的。从古到今，都有许许多多铁骨铮铮、一身正气的英雄志士，他们受人民敬仰，成为鼓舞人民自强不息的楷模。我们的先哲孟子把气节概括为三句话，叫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很多文人志士的革命气节，在人民中口传心授，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赞颂。杰出的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抗战时期宁可挨冻，也决不领日本人发给他的配给煤。一次国民党伪军的一个警察局长向他索画，他一拒再拒，当实在推拖不过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挥笔而就画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正当国民党一些要员们为他的画艺击节赞叹时，他挥笔题款：“看你横行到几时！”清华大学当年的知名教授朱自清，1948年患严重胃病，却无钱医治，因为他那点薪水，全家十二口人连吃饭都不够。有一天，吴晗代表一批教授来请他签名，展开一看，一行醒目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领美援面粉。吴晗看朱自清太贫困了，便不想让他再签名了，他推开吴晗的手说：“我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美国人这种污辱性的施舍。”然后，一丝不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后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气节，是人格，也同样是国格。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当年去美国考察，在邮局邮包裹，受到美国人的藐视，同行的人有人劝他，“你为什么说你是中国人呢？你可以说是日本人么！”吉鸿昌听后怒不可遏，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大声质问：“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满怀激愤地回到住处，立刻找来木板，做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从此以后，他每当出门时，都把木牌戴在胸前，昂首阔步地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更是举不胜举，南宋丞相文天祥率兵在五坡岭与元军交战，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敌人派人来劝降时，他严辞以对，来人“嗖”地抽出寒气逼人的宝剑对文天祥说：“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没想到文天祥神色坦然，大步向剑尖上撞去，吓得那人连连退步，继续劝降说：“文丞相，何必轻生呢，我不过是让你给你的将领张世杰写封信嘛，劝他不要再抵抗了！免得生灵涂炭，也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啊！”文天祥正气凛然命道：“拿纸笔来！”来人信以为真，赶紧递上纸笔，只见文天祥挥笔疾书：“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文天祥留给后人的著名的《正气歌》。据史料载，临到刑场上，监斩官还继续劝降说：“文丞相，你现在回心转意，我去奏明圣上，不但免你一死，还依然让你当丞相。”文天祥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然后，把身子转向南方，把未向敌人屈服的双腿齐齐跪下，往南方空中拜了几拜，拜别宋朝死难将士，拜别被**的国土和人民。然后断喝刽子手：“快动手吧！”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可以说不胜枚举。我之所以一连串讲了这些个故事，意在说明从古至今，气节所表现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这是古人集历代英雄史迹所作的高度概括。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革命气节，其基本精神虽与古人相通，因为都是民族美德的生动体现，但其内容却有了变化。今天我们讲要保持革命气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定不移地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用艺术的精品回报人民。特别是在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中，要勇于坚持真理，坚决维护党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做一个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当然，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革命气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和思想修炼，需要我们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理论是非辩明了，思想境界提高了，才可能在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培养我们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革命气节。一个作家艺术家，也只有在具备了革命气节的前提下，才可能写出具有革命气节的精品之作。缺乏革命气节的作家，也只能写些庸俗低级之作。说到这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本世纪初的岁月。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高风亮节的伟大先驱，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开创了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精神的新文学，点燃了民族精神的火炬。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正是在有鲁迅这样的富有革命气节的文学旗手的倡导和率领下，中国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的辉煌历史时期，产生了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大师级的文学家，出现了一大批足以影响几代人的优秀经典之作。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完成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的任务，开创了20世纪文学的辉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至整个新中国文学时期，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大批富有革命气节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前线，投入火热的生活，他们自觉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作品，诸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等等，足以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回顾我们的军事文学走过的历程，同样，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家高风亮节的体现，都是他们革命气节的展示。我们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新时期以来产生的《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一大批在全国叫响的优秀作品，都是作家们深入生活第一线，以高尚的革命气节，呕心沥血完成的。应该说，坚定的革命气节，是创作好作品的基础，是一个合格的作家、艺术家必备的美德。只有在革命气节融汇于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的时候，其作品才能表现出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浩然正气。而这种浩然正气，正是鼓舞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革命气节，在军事文学创作中，比起其他题材的创作来，有着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体现。因此，创作高品位的具有高尚革命气节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是对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更严格的要求。艰苦复杂的斗争，对于锤炼我们的革命气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在国际斗争、国内建设，还是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面临困难和矛盾的时候，都在考验着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的意志和品质。时代需要我们奉献优秀之作，党和人民需要我们永远保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高尚气节。
20世纪即将结束，为本世纪的文学画上一个句号的光荣任务，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作家身上。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我们新老作家为我们的军事文学做出奉献的最好时机，也是本世纪文学画上圆满句号的最后时刻，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历史的重任，为新世纪的到来奉献更多的高质量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