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想提倡新文艺，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比较详细，这和他以后的写作态度极有关系。《自序》中说：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改变他们的精神”，是他当初想提倡文艺运动的因由，后来他做文章，就一贯的实做这句话，不但短篇小说如此，其他许多杂文也无不如此。关于这一层，以下还要说，现在且再摘录《〈呐喊〉自序》的话。序中说那年他住在北京一个会馆里抄古碑，一个老朋友跑来，问他抄这些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中间用铁屋子作比喻的一节，是热诚的先觉者失望以后的沉痛语。为什么失望？因为人家对他的主张，“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又因为眼见了现代我国的许多史实。关于后者，在另外一篇《〈自选集〉自序》里说得很明白。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接着前面所抄的，《〈呐喊〉自序》还有以下的话：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一篇的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瑜儿因参加革命而被杀，连他的母亲也不能理解他，可是他的坟上却有一个不知是谁献与的花环，这暗示同情他理解他的未尝无其人），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这一篇的题旨是母子之爱，寡居的单四嫂子把整个的心魂放在儿子宝儿身上，宝儿病了，求签许愿，请教地方上顶有名的医生，样样都做到，可是宝儿终于死掉，于是她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只希望在梦里见见她的宝儿），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呐喊》的名称，取义就是如此。在《〈自选集〉自序》里，也有类似的话；现在再抄在这里，以供参看：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还有以下的几句话：
……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从上面抄录的一些话看来，可见鲁迅先生当时虽然失望，虽然感到寂寞的悲哀，可是热诚绝没有消散；所以一见前驱的猛士，便寄予同感，和他们作一伙儿。说“聊以慰藉”他们，说“喊几声助助威”，都是谦逊的话；在那时，他的寂寞至少减轻了若干分之一，而“改变他们的精神”的热诚重又燃烧起来了吧。为什么“不恤用了曲笔”？他自己说是听从“将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在作品里也保留着一点希望；但是他又说“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青年”，这不是他自己也愿意保留着一点希望吗？“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三语是“不恤用了曲笔”的注脚；为什么要如此？说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为什么“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说是这才可以达到“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斟酌周详，选取了最有效的道路走，这正是热诚的先觉者的苦心，而为的是前面悬得有希望。“改良社会”“改良这人生”“改变他们的精神”，话虽不同，意义也不尽一样，但指的都是那希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取材，“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这些方面发挥他的“所见”，便是他取的达到那个希望的手段。以上单就《呐喊》一集而言，却可以推及其他作品；《呐喊》之外，他还有短篇小说，还有多量的杂文，取材不一定限于旧社会和不幸的人们，但揭露病根，促人注意疗治，是前后一致的；希望“改良社会”“改良这人生”“改变他们的精神”，也是前后一致的。从这里，便可以认识他的一贯的写作态度，一贯的战斗精神。
关于作小说的手段，《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很说到一些；这也该抄下来看看，因为别人的说明总不及作者自己说的来得亲切。作小说不全依事实的一节，前面已经抄过了，这里便略去了。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
这些话无非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使题材充分的“形象化”；可以与前面谈短篇小说的部分相印证。
有一些人，他们相信某一事应该怎么做，或主张必须怎么做，可是做来并不如他们所相信、所主张的；这就是心手不相应，也称为眼高手低。原来相信或主张是知识方面的事儿，按照着实做是习行方面的事儿。从知识到习行，不是一步就跨得过去的，中间还有个努力历练的阶段；历练不够，两方面就不一致了。鲁迅先生的写作态度和手段，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这些都属于知识方面；从他的作品看，又可知道他的历练非常充分，所以习行方面能够心手相应，眼光和手段一样，就行了。剖析作品的结果，才真窥见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仅仅读他的《自序》一类文字，虽不能说无所窥见，但总之还隔着一层。
鲁迅先生说“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就暴露病根的观点看，《呐喊》一集是充分注意此点的。暴露得最深广的，自然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前一篇差不多包括全部的历史；所谓病根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欺凌，互相压迫［依照狂人的说法便是“吃人”，以自私为当然，不肯拿出真心来与人相见。那大家所遵从的是传统的制度和教条（依照狂人的说法便是“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认为“这是从来如此”，碰也碰不得的；谁如果碰了它，便是“疯子”，便是公众的仇敌。给狂人诊病的何先生说“不要乱想”；这句话很有意味。“不要乱想”便是不要怀疑传统的制度和教条；一个人必须和众人一样，以自私为当然，不拿出一点儿真心来，他才不是“疯子”。可是，人人如此，“真的人”“不吃人的人”便不会出现了，“人人太平”的日子也不会到来了。这样的暴露，骤然看去，好像有点儿过分；但只要放开眼光，留心现实，便会见到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或为小事，或为大事，的确时时刻刻在那里起纠纷；真正“吃人”当然只是狂人的“狂”想头，而互相欺凌，互相压迫，却是今日极普遍的现象。那么，鲁迅先生所谓“旧社会”，岂仅指“以前的社会”（依照狂人的说法便是“四千年来”）而言；在大家还没有“从真心改起”，“去了这心思（指‘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以前，那社会全是他所希望改良的“旧社会”了。《阿Q正传》所暴露的，差不多全是人性上的重要病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忌讳毛病”“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等，表现在阿Q身上，虽不过是些可笑的言语和行动；但只要放开眼，便会见到在庄严的场合里，在体面的人物身上，也常常有类似的言语和行动。自从阿Q这个人物被鲁迅先生创造出来之后，当我们听到那些类似的言语，看到那些类似的行动的时候，便说：“这是阿Q性”；听的人听了这一句，也就点头同意，不待再加解释，已能心领神会：这可见那些病根的普遍存在，且被普遍认识了。前些年有人说，“阿Q时代”已经过去了，又有人说，并没有过去；于是起了争辩。依我们看来，必须现实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再没有需要用着“这是阿Q性”这句话去批评它的了，那“阿Q时代”才算过去。在还需要用着这句话的时候，即使是将来的社会，也还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改良的“旧社会”。
在《孔乙己》里，写孔乙己“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穷困潦倒，不免“做些偷窃的事”；最后因此被打折了腿，死在不知什么地方，在人们的记忆里也就消失了，好像他并没有生到世上来似的。在《白光》里，写陈士成应了第十六回的考试，仍没有进得一个秀才；旧有的精神失常症又发作了，“贵”的方面既绝了望，想在“富”的方面取得补偿，便又去挖掘那相传祖宗埋在地下的窖藏；挖掘的结果如以前一样，毫无所得；错乱的精神更指引他到山里挖掘去，于是跌落湖里，被淹而死。这两篇暴露的是从前教育制度的病根。从前教育制度绝不注重在教育成能思想能实干的人；那只是利禄之途，谁贪那利禄谁就往这一途碰去，碰而不得如愿的当然是大多数，他们固然不一定像孔乙己似的做贼或陈士成似的发痴，但潦倒终身，虚此一生，却和孔乙己、陈士成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