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圈圈下工兵棋是一件最无聊的事,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棋子上面的字,他知道“排长”比“工兵”大,“军长”比“排长”大,“地雷”又比“军长”大,可是棋子的大小是一样的,棋子上谁是“工兵”谁是“地雷”,他基本上两眼一抹黑。跟他玩这个游戏,用我外婆的话说,叫作“陪呆子读书”。首先我必须负责分棋,就是把属于他的那部分棋子挑出来,两个两个地在他面前摞好。然后他随便出一对,捂在手里,我也出一对,同样捂着,我们同时翻开手掌,亮出棋子,比一比大小。大的把小的吃进。玩到最后,谁吃进的棋子多,谁是赢家。在这样的游戏中,我的良心如何很重要,比如他出了“军长”,我出的是“连长”,我要是把棋子上的军衔掉个个儿,说我赢了他,他一点儿没办法,完全地听我说。
一般说来我不忍心糊弄他。既然是“陪呆子读书”,摆明了是搭上时间的事,输赢根本不重要。他小,我大,力量本来就不对等,赢了也没什么开心。
有的时候明明是他输了,他耍赖,这我就不客气了。耍赖是品行问题,我不能纵容他学坏。比方现在,我出的是“工兵”,他出的是“地雷”,工兵挖地雷嘛,我要吃了他的棋子,他舍不得,握在手里怎么都不肯放。
“地雷能炸死军长!”他大叫。
“可我不是军长,我是工兵。”
他眼珠一转:“我用连长打你的工兵。”
“你不是没出连长吗?你出的是地雷啊。”
“地雷最厉害,轰一下子炸死你。”
“地雷碰上工兵就不厉害了。”
“你坏!”他的哭声出来了。
我叹口气:“如果你一盘都输不起,那我们就不必玩了,棋子一摆好,我就宣布:圈圈赢,小米输!我们结束,好不好?”
他想了想,还是不愿意结束,无可奈何地把捏在手心里的“地雷”交出来。“地雷”已经被他捏得出了汗,湿漉漉地冒热气。
外婆过来打断了我们。外婆右手拎着一个菜篮子,左手的肘弯上搭了一条米口袋,要我跟着她上街,帮忙拿东西回来。我马上松一口气,因为我实在腻烦了跟圈圈的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
圈圈不肯一个人在家里。外婆叮嘱他:“跟着出门可以,不准要钱买东西吃。”
可是很不巧,我们刚刚走到菜场边上,碰到了一个卖糖人儿的摊子。那个人正在现场表演他的制作手艺:他端着一个小油壶一样的盛着热腾腾糖胶的器皿,稍稍地倾斜着,让熬得恰到好处的糖胶成一条线地流出来,然后他运动手臂,恣意地三绕两绕,平摊的木板上很迅速地出现了一条仰天吠叫的狗,狗的小尾巴还俏皮地打了一个卷儿。趁着糖胶没有凝固,他就手取一根小木棍,往小狗身上拦腰一横。而后,手里又出现一把薄薄的铲刀,贴着木板轻轻一铲,小糖狗连同棍子起身,被他拈起来,插在一旁的草桩上。小狗的色泽金黄透明,散发出来的气味芳香甜蜜,围观孩子的眼珠儿顷刻间被胶水粘上去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嘴巴也不自觉地张开着。
小糖狗仅仅是初试身手,接下来他做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复杂。做了一个裙裾飘飘的仙女,又做了一个抓耳挠腮的孙悟空,还做了一个扛钉耙的肥头大耳的猪八戒。他正在低头做一只翅膀张开的凤凰鸟的时候,圈圈终于忍不住了,闪电般伸手,拔出了插在草桩上的孙悟空。
“我要这个。”他回头看外婆,一脸决绝,豁出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觉得这个卖糖人儿的很阴险,他故意把做好的糖人儿插得这么低,小孩子手一伸就够得着。
糖狗五分钱。孙悟空一毛钱。按这人的说法,做孙悟空用去的糖胶多,工艺也复杂,尤其是那根金箍棒,那么长又那么细,稍不留神就铲断了,一断就得报废。“赚份手艺钱不容易呢,老太太。”他对我外婆叹苦经。
外婆低声跟我商量:“小米,要是买两个的话,我带的钱……”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表态说我不要,我已经是小学生了,吮糖人儿会让人笑话。
外婆长出一口气,感谢我没有趁火打劫。
圈圈举着他的孙悟空,蹦蹦跳跳走在我们前面。孙悟空做得真是活灵活现,阳光一照,玻璃一样明亮,那根细细的金箍棒被猴儿凌空举着,仿佛随时都能够滴溜溜地旋转起来,斩妖劈魔。圈圈舍不得吃,又舍不得不吃,用牙尖咬了一小段金箍棒,很享受地含在嘴巴里。他没有请我与他分享,大概是担心我一口咬掉孙猴儿的脑袋。我想我能够猜到他的小心眼儿。
过了早市,菜场已经不那么拥挤了,卖鱼虾的开始把剩下的小鱼烂虾撮弄到一起,一小堆一小堆地叫价。卖菜的用箩筐收拾地上的黄叶残梗,准备带回家里喂猪。有个老头儿在卖鳖,拿细麻绳系住鳖的一只脚,任由它伸头伸脑四处乱爬,每次那只鳖爬到三尺开外的地方,老头儿就揪住绳头用力一拽,碗口大的鳖缩了头脚,像块石头一样被他拖回到脚边,过了一会儿,头探出来,发现没有危险,调一个个儿,往另外一个方向继续爬动。
圈圈的注意力很快从孙悟空身上移开,转到路上掉落的一个圆头圆脑的小土豆上。他高高地举着孙悟空,抬起一只脚,用“金鸡独立”的方式向土豆发起冲锋,一脚踢得土豆骨碌碌滚出好远。他跳着双脚,很开心地笑,追赶着土豆,追上之后又是一脚。孙悟空随着他的跑动,在他的脑袋上方颠来晃去,阳光在透明的糖胶上闪出无数道金黄色的光点。跑着跑着,也不知道是糖人儿太薄太脆,还是阳春三月的阳光晒化了糖胶,反正,就在他奋力跑动的当儿,那个孙悟空的脑袋毫无缘由地掉落了,金箍棒也完全地折断了,剩下一个舞手弄脚的身体,很尴尬很诡异地站立在小木棍上。
圈圈及时地发现了这一变故,他猛然收住奔跑的脚步,不敢相信地望着手里的那截残躯。好好的一个孙悟空,怎么可以突然间四分五裂?他还没有舍得咬它一口呢,甚至他舔都没有舔它一下。他哭丧着脸,回身盯着洒落在泥土中的孙悟空的星星点点碎屑,鼻子开始**,准备大放悲声。
坐在旁边小石桥的桥栏上的一个人,从头到尾地看到了这一幕悲喜剧,这时候他起身过来,招呼圈圈:“嗨!”他也抬头招呼了我:“又去看小人书?”
是那个猫眼叔叔。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坐在桥栏上干什么。他仍然穿着那件黑呢大衣,但是太阳晒得他有点儿热了,他把衣扣解开,露出里面一件黑白花纹的毛衣。他现在一开口说话,我更加确信他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一般不说普通话。而且他的普通话有一点点怪,拖腔拖调的,每一个字都发重音,显得很费力气。
我回头看看正在弯腰挑拣青菜的外婆。她光顾着把菜根上的大坨烂泥巴甩掉,指着秤杆跟卖菜人计较青菜的分量,一点儿都没有在意我和圈圈这边的事情。
圈圈辨不清陌生人和熟人的区别,举着木棍上剩下的大半个孙悟空,沮丧地向来人控诉:“头掉了!”
“干脆吃了它。”猫眼叔叔怂恿道。
“我不要它没有头。”
“糖人儿最后总要被吃光。”
“我不喜欢没有头的孙悟空。”
圈圈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糖人儿的头是掉落的,而不是被他甜蜜蜜地吃掉的。
猫眼叔叔说:“我们走,找那个人换一个去。”
我站着没动,看着猫眼叔叔牵了圈圈的手往回走。片刻之后,圈圈两手都举着糖人儿,喜笑颜开地朝我奔过来:“看,换了一个新的!”
他一只手里举着残缺的孙悟空,另一只手举着扛钉耙的猪八戒。猪八戒肥头大耳,憨态可掬,就是刚刚在我们眼皮下做出来的那一个。
这肯定不是换的,是猫眼叔叔花一毛钱买来的。我刚刚准备说出这个事实,猫眼叔叔对我眨眼,制止我开口。他笑眯眯地看着圈圈,仿佛猪八戒不仅仅是让圈圈高兴,也给他带来了快乐。
妈妈带着妹妹从医院回来之后,我们家的空间立刻被数以百片的尿布占领。绵绵的春雨一直下着,尿布无法晾晒出去,只好一片一片地挂在家中。外婆望望窗外墙砖一样的天空说:“立春落雨至清明。这雨三五天怕是停不下来。”她就动手在房门到窗户之间、窗户到墙壁之间都钉上铁钉,系上晾衣绳,把五颜六色的尿布挂成了万国旗,弄得我们家里热闹非凡。圈圈逢到这样的场景总是兴奋,他精力充沛地在尿布下面钻来钻去,尖声地叫喊,引逗我过去抓他。一旦我揪住他的衣领,他就咯咯地大笑,身子像黄鳝一样扭动,要求我重来一次。
每天晚上,外婆再不能在炉壁上烤我和圈圈的鞋子了,必须抓紧时间烤尿布,否则第二天就会供应不上。外婆先封好炉火,然后把一个铅丝拧成的大罩子扣在煤炉上,罩子的四边一层一层搭满湿尿布。外婆掌握着火候,如果她把炉门打开一丝细缝,炉温变高,尿布很快就会冒出袅袅的白汽,像一个巨大的被蒸烤的蘑菇。这时候,我们家里的角角落落都弥漫着尿布的湿漉漉的气味,连我们的睫毛上都凝结了水汽,变得饱满沉重。很快,水汽被炉火烘烤着散尽,尿布一块接一块地干透,味道是热烘烘的,带着一点点微微的焦臭。外婆把烘干的这批尿布撤下,另换一批湿尿布上去。换下来的这一批,还不能立刻使用,要在绳子上晾几个钟头。按外婆的说法,是刚烘干的尿布有火气,我妹妹用了会长火疮。偶尔外婆急于要用尿布,炉门缝开得稍大一点儿,恰巧她老人家又因为过于疲累,坐在炉火前翻尿布的时候,一不留神打了瞌睡,哪怕是三两分钟的时间呢,铁罩顶层的尿布就煳了,出现一个茶杯口大小的黄色焦斑。更严重时会着一点儿小火,冒出布料燃烧时的特殊的煳味。这时外婆会猛然惊醒,急急忙忙从身边的水缸里舀水泼上去。哧的一声爆响,白烟冲天而起,灼热的炉膛里响出咝咝啦啦的水和热煤球的搏斗声,二氧化碳的呛鼻气味令人窒息。
我妈闻到气味,着急地在房间里喊外婆:“妈!妈!”
外婆赶快答应:“没事没事,睡你的觉。”
唉,养大一个婴儿真是很麻烦。
妈妈靠在床头,因为喝多了鱼汤和红枣汤的关系,脸变得圆了,下巴上出现了一道浅浅的弧线,看上去像是原来的脸庞上又多长出一个下巴。外婆逼着她用一条帕子扎住额头,这使她的模样显得娇弱和慵懒。她的臂弯里躺着那个红皮肤的婴儿,婴儿很乖,一天当中除了吃奶就是睡觉,几乎听不见她的什么声音。可是我妈妈还是一分钟不放地搂着她。我记不起来当我在婴儿时,妈妈是不是也这么满怀爱意地搂着我。
既然婴儿不哭不闹,我妈躺着就有点儿百无聊赖,她不断地喊我到床边,让我给她随便读些什么。
我帮外婆出门买洗衣皂时,杂货店的阿姨给了我半张包肥皂的纸,我把纸上的内容读给妈妈听——
一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之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一道向“走资派”发起攻击的铿锵的战斗檄文,被我读得磕磕巴巴,像一个患了尿道炎的人,小便沥沥拉拉淋不干净。“霆”字我不认识,不好意思说出来,嘴里呜噜一下混了过去。“钧”字我也读错了,读了半边,读成“匀”字的音。
我妈妈不动声色地指出这两个字的正确读法。她真是厉害,明明没有看到报纸上的这两个字,却猜得分毫不差。她告诉我说,“雷霆万钧”是一个成语,通常会跟“排山倒海”四个字放在一起,成一个排比句。原来是这样。
我妈用手抚着婴儿头顶上的一簇黑发,慢悠悠地问我:“小米你怎么看?”
我懵懂无知:“看什么?”
“你读的这篇文章。夺权斗争。”
说真的,我一点不明白什么叫“权”,在我的八年的生活经验中,我仅仅能够理解眼睛里看到的具象的事物,比如“房子”“窗户”,比如“煤炉”“尿布”“铁丝罩”。
“天下还要大乱。”我妈看着床顶,跟虚空中的什么人说话,“他究竟要把权力交给谁?我不相信造反派能够管理一个国家。”
这样的问题分明是不用我来回答的,我松一口气。
妈妈要求我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写字做算术题。我的算术常识是我爸爸教的,他毕竟不是小学老师,只懂得教我“怎么做”,不知道要教会我“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如何才能够做得便捷而正确。我在计算两位数以上的乘法和除法时,脑子里总是异常吃力和混乱。还有,我那时候总是分不清“弋”和“戈”这两个不同的部首,我写“贰”这个字的时候,会郑重其事地多加上一撇,而写“或”这个字的时候,又会自作主张地少去那一撇。
我妈用中指关节敲着我的习字本,大声嚷嚷:“撇!撇!”
这时候圈圈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嘻嘻笑,而我面红耳赤地拿回习字本,订正一百遍。
可是下一回,我的错误依然会重犯,“贰”还是多写了一撇,“或”还是少写了一撇。我妈妈气得鼻尖都发红。我在她床边低着头,手足无措。我认为我是个笨小孩,天生就是学不好功课的人。
清明一过,雨就不下了,天空放了晴,云朵薄薄地飘在湛蓝湛蓝的天幕上,看一眼就让人心里透亮舒畅。外婆把晾晒尿布的主战场挪到了院子里,家中再也闻不见烘烤尿布的焦煳味。
圈圈多了一顶任务:赶鸟。院子里有几棵枝繁叶茂的树,鸟儿们喜欢飞到树上来歇脚,时不时地就会把鸟屎拉在刚刚晾出去的尿布上,弄得人很糟心。外婆塞给圈圈一根竹竿,竿头上绑一块红布,吩咐他说,看见鸟儿过来就摇竹竿,让它们到别处歇脚去。圈圈很乐意做这件事,他端个趴趴凳坐在院子里,竹竿夹在两腿中,过一会儿扬起来,嘴里“喔嘘”一声。坐得腻烦时,他会把竹竿端在手里当红缨枪,去对付院子里安安静静觅食的鸡,或者偶尔从墙脚里蹦出来的癞蛤蟆。这时候,只要外婆往门口一站,扬声喊:“赶鸟的人呢?”圈圈又会规规矩矩坐回去,好像他压根儿没有离开过小板凳一样。
我去看望了爸爸,给他送去几件单衣,顺便把他换下来的棉袄抱回家。
爸爸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的,但是精神还好。他询问了家里每一个人的情况,特别问到了我的小妹妹。他要求我详细描述婴儿的长相。
“嗯,妈妈给她剃了头发……她的指甲太尖了,把她自己的脸抓破了,外婆给她缝了一个手套……她每天要拉三次大便……”
“长相!我问她长得像谁,像我还是像你妈妈?”
我忽然觉得愤怒,因为他这么关心那个小不点儿,他恨不能长出一双千里眼,把躺在**睡觉的婴儿看个清楚。
“她谁也不像,难看得要命。”我板着脸说。
爸爸愣了两秒钟的时间,哈哈大笑。“小米,”他笑得嘴巴合不上地说,“你知不知道你这叫嫉妒?你居然会嫉妒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的脸涨得通红,想反驳,转念一想,干脆承认。小婴儿的确是分走了爸爸妈妈很多的爱。这些爱,原本都是属于我和圈圈的。
临走时,爸爸塞给我一卷纸,要我拿回去交给妈妈保存。“一定不能让外人看见。”他关照。而后他又说,“告诉妈妈,我很快就会回家。”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也是说很快会回家,他的话根本不能算数。
我在路上偷偷打开那卷纸,发现字迹非常潦草,而且写得密密麻麻,我一个字都看不懂。我想爸爸是不是故意要写成这样,万一别人拿走了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可我妈居然就看懂了。她看懂了之后,把一个铜脸盆拿进房中,把纸卷儿扔进去,划一根火柴烧得精光。我目瞪口呆,结结巴巴问她:“是什么啊?”
妈妈轻描淡写地说,是爸爸写的小说。他真是骨头痒,这种时候还写小说,写的还是爱情。如果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他恐怕在牛棚里关十年都不能出来。
一天晚上,天黑透之后,妈妈的同事闻阿姨来看她。闻阿姨也是初中部的语文老师,高高的个子,窄长脸,说话做事都是慢悠悠的,很文静。她说她白天不敢来,怕被学生看见,说她进行秘密串联活动。可是她接着又说,看见就看见吧,反正她已经这样了。她伸出手腕,给我妈看她的被绳子勒坏的伤痕。她一共被绑过三次,跟学校里其他老师一起,拿绳子穿着押到十字路口游街,头上还戴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写的几个黑字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闻阿姨苦笑:“我不过评上过一回教学标兵,哪里就称得上学术权威呢?”
她羡慕我妈妈生孩子会挑时候,对于一个哺乳期的妇女,学生们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把我妈妈从**揪起来去参加运动。我妈妈说:“可不可以这样想,这些学生的人性还没有彻底泯灭,我们国家的未来还有希望?”闻阿姨回答道:“但愿是吧。”
她们谈到了学校里的一些人。老校长被夺了权,全家扫地出门,回了农村老家。教化学的王老师肝上长了一个瘤子,可能活不过夏天。教音乐的肖老师脸皮太薄,脖子上挂一双鞋子游了一回街,当天晚上就投河自尽,尸体捞上来时根本没了人样。
老校长我认识,经常在校园里背着手倒退走路,据说是养生经验。他最大的特点是记忆力奇佳,从初一到高三两千名学生,他见一面就能记住名字。运动一来,学生们把他赶出校门,自然是对他心怀畏惧,怕他日后翻过天来跟他们算账。
化学老师到底是哪一个,我没有印象。
音乐肖老师是县城里的名人,曾经在县大会堂开过独唱音乐会,人长得娇小玲珑,辫梢上总是系两朵白色蝴蝶结,走路时目光冰冷,一般不跟人打招呼。她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闻阿姨背地里跟我妈妈议论过她。现在肖老师死了,闻阿姨觉得难过,因为她还没有享受到“女人的幸福”。
我妈妈唏嘘感慨:她不过在家里坐了一个“月子”,学校里已经是世事沧桑。
我们院里住着一位曹叔叔,原先是县农机厂的工程师,“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之后工厂停工闹革命,他索性做了“逍遥派”,整天躲在家里伺候一群鸽子。他充分利用院里厕所的空间,在蹲坑对面的墙上钉了一个钢丝的鸽子笼,墙上另外打通一个排球大小的洞,通往院外的河边,供鸽子自由进出。有人蹲在厕所里办事,鸽子们便齐齐在笼子里站成一排,鸽眼对着人眼,彼此相看不厌。
曹叔叔的鸽群是信鸽,颜色灰白,体态娇小,鲜红的眼睛如镶在鼻梁上方的两粒玛瑙,看人时炯炯有神。冬天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曹叔叔曾经托人带一对鸽子去北京放飞,结果回来了一只母的,丢了一只公的。这只母鸽子从此成了曹叔叔鸽群的广告,据说一只鸽蛋在外面能卖到十块钱。春阳和煦时,曹叔叔打开鸽笼,一大群鸽子飞上蓝天,在院子上空一圈一圈地飞翔,鸽哨声时高时低,时近时远,悠扬婉转,像极了一种技巧性极高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曹叔叔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侧着耳朵听哨音,或者拍一拍手,让他的鸽子们白云一样落在对面的房顶上。这时候曹叔叔就会深深地叹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很快又把笑容隐起,脸孔重新变得石头一样僵硬。
曹叔叔就是这样奇怪,脸上温柔的一面永远只对着鸽群,不会对着人群。他沉默地伺候他的鸽子,到厕所里打扫鸽笼,把黄灿灿的玉米撒在院子里让鸽子咕咕啄食,允许鸽子们落在他的头上和肩上,用嘴巴亲吻他的前额和耳垂。外婆每次看到他一声不响穿过院落的模样,就忍不住要说:“这个人……哎哟,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外婆又不说了,执意闭紧她的嘴巴,身子转到另一边去,让自己不看,不想,好像担心她无论说出什么话都会一语成谶。
清明之后,曹叔叔的母鸽子丢了。那天上午他把鸽群赶上天空,之后鸽子们飞落回院子里啄食玉米,曹叔叔默默点数,发现少了一只。正是那只珍贵母鸽。他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地出门,跑遍全城养鸽子的人家,询问和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鸽子的下落。那些人说,鸽子是认家的生灵,千里万里都会飞回去找窝,如果没有回,不是死了,就是伤了。
曹叔叔相信他的鸽子仅仅是受了伤,此刻很可能蜷缩在哪片灌木丛里,瑟瑟发抖地等待主人救援。他想了个办法,把全院的孩子们召集起来,开出悬赏条件:大家分头往各处树林和草丛寻找,谁找回鸽子,他送谁两只鸽蛋,孵出来一公一母。
我不知道这只是曹叔叔的一个口头许诺,我惊奇他有这样的本领,隔着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蛋壳,能够分辨出蛋里的公母。坦白地说,我想要一对鸽子,然后像马戏团的驯鸽师那样训练它们,直到它们能够听懂我的口令,看懂我的手势,然后我带着它们到我的每一个同学家里表演。我能够想象出来齐小如、李志他们无比震惊又无限崇拜的模样。
所以,我决定出门赚取这一对鸽蛋。
那时候我们那个县城几乎没有楼房,所有的建筑物都盖得非常稀疏,很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有小片的菜地和树林,河流弯弯曲曲地从城中各处穿过,宽阔处浩浩****,逼仄处借助几个土墩子就能过河。从我家里到我们学校的这一段路上,四季轮换地可以见到蚕豆、玉米、山芋、麦苗。只要我们高兴,可以随意地摘一朵蚕豆花吮出花蜜,或者抠几颗青旺旺的麦粒嚼得满嘴白浆。
任何一块地里,都可能躲藏起一只受伤的母鸽,它瞪着红玛瑙一样漂亮的眼睛,惊慌失措地偷窥这个世界。它也许折断了翅膀,也许正在流血。它盼望见到我,因为我是它的邻居,也是它的主人所信任的人。
我出了家门之后,根本没有多想,下意识地就往城东我的学校方向走去。将近一年没有走过这条路,眼睛里的一切居然有一点点陌生,好像沿途的房屋变矮了,河流变窄了,小石桥也变得破旧沉默了。春光懒懒地照着路边的油菜地,菜花已经开到了尾声,花朵儿黄中夹绿,有一点儿无力挣扎的意思。新生的豆荚却长长地刺了出来,张扬着精力充沛的生命。
隔着油菜地,往河边走的方向,是一处杂草丛生的小树林。树都是杂树,灌木居多,又无人打理,互相地牵扯拉拽着,结果就是所有的树木都细瘦矮小,东歪西斜。上学的时候我和齐小如几个人最喜欢钻在树林里捉迷藏,哇呜哇呜地学老鸹叫,把树枝摇得哗啦哗啦地响,或者猫下身子在石头堆里爬来爬去,冷不防拽人的裤脚管,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树林里有一个挺宽敞的地堡,齐小如的爷爷说,是日本人占领县城的时候留下来的。连接地堡的还有一段地道,后来都塌了,只有这个钢筋水泥的地堡至今完好。齐爷爷还说,十年前全国都在炼钢铁,他们曾经想把地堡捣毁,把里面的钢筋挖出来回炉,谁知道小日本的东西质量好,一帮子人围上去,轮番用钢钎凿,用榔头敲,怎么都对付不下来,只好罢休了。我记得去年冬天赵卫星在上学路上尿了裤子,不敢到学校,又不敢回家,一个人在地堡里躲到天黑,学校老师和家长发了疯地找,最后还是齐小如钻到地堡里把赵卫星拽出来了。
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个地堡,是因为我经过这片寂静的树林时,听到林子里有声音。我外婆总说我耳朵比兔子还尖,的确如此,我不但听到了声音,还听出来声音在地堡中,是口哨声。
口哨声?我马上想到了会吹口哨的猫眼叔叔。我不由自主地离开大路,钻进树林。哨声从地堡敞开的门洞里传出来,不是“我是一个兵”,也不是“我家的表叔”,是非常陌生的一支歌,我没有听见过。吹口哨的人自得其乐地享受着乐曲的旋律,吹得舒缓而温柔,很长的一个音含在口腔中,悠悠地放出来,一波一波地往前送,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遥远,几乎就要断线了,消失了,忽然又优美地出来了另一组音,水波一样继续往前,****漾漾的,像是擦着河水,擦着空气,轻纱一般缭绕滑行。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地堡,先看见的是一张杂货店里能够买到的折叠式钢丝行军床,再看到一口藤皮的行李箱,然后是搁在箱子上的简单的生活用品:一只插着牙刷和牙膏的铝质茶缸,两个搪瓷的饭盆,一面碗口大小的圆镜子,一把两指宽的小木梳,一包拆了封的油纸包的点心,一个崭新的热水瓶。最后,我看到坐在行军**的猫眼叔叔,他把黑呢大衣脱在床头,只穿着那件黑白花纹的毛衣,一边悠闲地吹着口哨,一边埋头用小刀削一根树棍。他的侧面此刻看起来像一只鸟,嘴巴尖尖地撮成一个圆,脸腮缩进去,眼皮垂下来,眉弓和颧骨便显得高耸。每当他换气和吸气时,他会把双唇轻柔地打开,再慢慢地撮回,从容不迫,其乐融融。他手里的那根树棍,被他一小片一小片地削磨着,已经接近光滑。
我喊他:“嗨!”
口哨声断住,他抬头,眯眼往我这边看了看,笑起来:“是你啊。”他用手掌抹去树棍上的木屑,举起来朝我勾了一下,“进来。”
我走进地堡,闻到树棍被削皮之后的清新的树汁味。我问他有没有看见一只受伤的鸽子,他说没有。
“你跑到这儿来找鸽子?”他似乎有点儿失望。
也许他认为是他的口哨声把我引了过来?
他朝我身后探了探头:“还有个小家伙呢?你的弟弟?”
我告诉他,我弟弟叫圈圈,今天没有跟我出门。我环顾着地堡里的家居用品,问他怎么会住到这里,如果他是从外地过来出差,应该住招待所。或者住旅舍也行,十字路口有一个“红星旅舍”,就在文化馆对面。
“啊哈,不行,我出来没开介绍信,哪儿都住不了。造反派检查身份很严格。”
“那么你是逃犯?”我惊奇地看着他。
他哈哈大笑,说我真是个精灵古怪的孩子,会想到“逃犯”这个词。他说,“逃犯”他算不上,不过他还真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学校的红卫兵正在审查他的历史,他已经进了牛棚,又溜出来了,来寻找一个“证明人”,否则情况会很糟糕。
“证明什么?”我刨根问底。
“证明我是解放以后从印尼回国的华侨。我们两人是搭一条客轮回国的。”
“什么叫华侨?”
“这个嘛……就是血统是中国人,但是生下来就住在国外。”
我明白了他的普通话为什么会说得别别扭扭了。
他和他的朋友回国之后进音乐学院,他学作曲,朋友学民族器乐,之后他分到南京当老师,朋友分到我们县里的文化馆辅导群众文化。他们一直断断续续有联系。“文革”开始后,归国华侨都成了“美蒋特务”的嫌疑人,他是拼死从牛棚里溜出来找朋友帮忙做“证明”的,来了之后才知道,朋友差不多跟他同时被抓走,比他更惨,连去向都不明。可是他既然出来了就回不去了,他必须死守在这儿等。
“等你的朋友?”
“不错。”
“要是等不到呢?”
“那怎么可能?”他耸耸肩,“总会等到。他不可能从人间蒸发。”
我告诉他说,我爸爸就是文化馆的人,他那个牛棚里关着他的好几个同事,我可以问问我爸知道不知道他那个朋友。
他很高兴,说这样就太好了,弄清楚朋友下落,心里就有了底,等多久都没问题。他把他朋友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我。李仁和——三个字恰巧我都认识。
临走前,我问他刚才吹的是什么歌,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
“好听吗?”他快乐地扬起眉毛,“印尼民歌啊,《星星索》。”
《星星索》,这个歌名就跟他的普通话一样,怪怪的。
妈妈看了纸条,想都没想就说,这个李仁和她认识,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说话有一点含混不清——原来他是印尼华侨!妈妈恍然大悟。我妈说这个人很聪明,会弹三弦、弹琵琶、敲扬琴,弹拨和打击类的乐器都能玩得转。业余时间他喜欢打篮球,有一回县机关比赛,文化馆对教育局,最后半分钟里,文化馆都已经胜出一个球了,他老先生兴奋过头,忙中出乱,“唰”的一下把一个三分球投进对方篮中!事后他还说,难怪对方球员木呆呆地看着他起步,没有一个人上前拦截呢。这事成了一个大笑柄,县里的人提到李仁和,就乐哈哈地说,是那个投“乌龙球”的呀!
可是我妈又说,李仁和目前在哪儿,她不知道,我爸同样不会知道,因为是秘密带走的,跟我爸他们不在一个牛棚里。
我妈的意思,是李仁和的问题比较大,跟我爸的“三青团”的罪名不在一个级别上。
问题究竟大到什么样子呢?我妈说不清。
我带着圈圈又去了一趟地堡,把妈妈的答复告诉猫眼叔叔。他的心态很平和,说他回南京反正也是交代问题,就在这儿慢慢等吧。
他上回削的那根树棍已经派了用场,原来是挂门帘用的。他从日杂店里买了一条草席,拿树棍穿上,当门帘挂在地堡洞口。看他慢悠悠的模样,好像要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
圈圈头一回走进这个树林子,兴奋异常,一个人疯笑着在树枝间钻来钻去,把脸上剐了一道血痕,还出了一点点血。如果在家里,他肯定要哇哇大哭了,可是在这儿,他只是不在乎地甩了甩脑袋,接着又去抠树上的一个虫子蜕出的三角形的蛹壳。在他玩累了之后,他忽然想起“我家的表叔”,要求猫眼叔叔再吹一次。猫眼叔叔应付差事地吹了一遍,改吹他最喜欢的《星星索》。他说这个好听。他把歌词一句一句地唱出来: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着微风**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我问他“星星索”是什么意思,那天我回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眨眨眼睛,很茫然地说,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划船的时候船桨起落的节奏声啊。
他称赞我说,我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