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觉得头昏脑涨，全身发软，想躺一会儿，吃过早饭再去竹山垭村，然后和张大中他们一块到茅山冲村去协助一下郑书记。根据反馈到他这里的信息看，郑秋菊在茅山冲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把修桥集资款收上来了。李冬明还真不知道郑秋菊的群众基础会这么差，在群众中的威信会这么低。
李冬明刚躺下不久，迷糊中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了吵闹声。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才知道天已经亮一阵了。他看见一群人从大门外的坡道下拥上来，全是竹山垭村的，大部分是男人，为首的是邓启放和全金来，后面还远远地跟着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可能是走得急了，一个个脸上淌着汗水，有的把衣衫脱了，打个赤膊。他们一边走还一边吵闹着。李冬明心里有些发毛，想起昨天晚上乡派出所金所长对他说的话，知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到乡政府来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就走过去问道：“这么早，你们从竹山垭村来？”邓启放的脸色很难看，说话的口气很冲：“你们没有把我和金来送到公安局去，不从竹山垭村来，还能从哪里来。李书记，我们把话挑明说吧，我们是来要你退集资款的。”李冬明心里不由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随意向农民伸手，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乡的领导却顶风向农民收缴集资款，违抗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交的钱，不退不行。”邓启放说话的口气有些霸道，没有商量的余地。
李冬明十分的生气：“邓启放，你平时爱看电视台的新闻，关心国家的大事，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不能对上面的指示精神一知半解，更不要把乡政府正当集资为老百姓修桥办好事和增加农民负担扯在一起，用大帽子来压人。你自己前天也说过，集资修桥不算增加农民负担嘛。”李冬明顿了顿，口气就严厉起来，“邓启放，前天你用刀砍伤了全支书，今天又带这么多人到乡政府来要退修桥的集资款，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快把大家劝回去。这么多人到乡政府吵吵嚷嚷影响多不好。”站在邓启放身后的人们就大声地吼了起来：“李书记你不要说修桥的事，你说修桥的事我们心里就灌血。没得说的，快把集资款退给我们。”派出所金所长在那边派出所办公室听见乡政府这边吵得厉害，过来一看，见是邓启放和一群竹山垭村的农民围着李冬明要退集资款，走过去说：“邓启放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肯定不是个法盲吧，对我们的治安管理条例也可能知道一些的。对聚众闹事的处理，比你昨天砍全支书一刀可能要重得多呀。”“不退集资款，我们还要联名上告哩。”邓启放大声说。
李冬明压住心头的火气，问邓启放：“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天才将钱交上来，今天怎么又要我退钱？”邓启放说：“李书记，我问你，他顾家好在包厢里喝酒喝得胃穿孔，你为什么还要用我们集资修桥的钱给他交医疗费？他是不是喝酒有功劳呀？他在包厢喝酒喝出胃穿孔，你能用我们的集资款让他住医院开刀救他的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在县城嫖女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要拿着大家集资的钱去交罚款取人呀？你在村里收钱的时候，就没看见农民那钱是怎么得来的么？那钱上沾满了农民的心血和汗水呀，你就下得了手？”李冬明张着口，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顾家好喝酒喝得胃穿孔的事怎么这么快就让他们知道了。说话的底气就不足了：“乡政府没钱，暂时给他垫着，这是救命啊。今后乡政府要想办法还的。”“谁相信你的话呀。他顾家富开那么大的酒家，为什么不拿钱出来救他哥的命？顾乡长他婆娘在火车站摆茶水摊子赚钱，为什么不拿钱出来救她男人的命？我们农民卖猪卖鸡卖粮得来的汗水钱，就是好拿好用的么？”邓启放一激动起来，说话的时候那手就又不自觉地抬了起来，指头指着李冬明的鼻子说：“他顾家好吃喝玩乐搞腐败，喝酒喝得胃穿孔了，你要救他的命。苦藤河乡多少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没有想到要给他们解决一下困难？多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你怎么就没想到要救救他们的命？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做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亲民、爱民、富民，我说，你们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李书记急着修桥是为了搞政绩，好早日回城里去，并且想有一个好位子，你就不愿得罪人。对过去的事情，群众意见再大你也不管。乡政府一些人狗仗人势，把农民不当人，欺压百姓。他们当着面是人，背地里是鬼，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敢做，你也不闻不问。你还算苦藤河乡的什么父母官。”李冬明生气地说：“邓启放你不要信口开河，损害国家干部的形象。”邓启放冷笑道：“你还知道要形象呀，你去问问全支书，他是你手下的干部，不会在你面前说假话。你问问他昨天在连山酒家看见什么了。”邓启放的嗓门提高了八度，“说起来羞呢。苦藤河乡的乡长在包厢里搂着三陪小姐喝花酒喝得胃穿孔。”全金来一旁大声道：“昨天我父亲挑着一担桑皮去卖，准备卖得钱了好交修桥集资款，桑皮被匡会计抛河里去了，还要罚我父亲的款。大家说说，我们做农民的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活不活？”人们就都吼起来：“我们上次交的集资款让他们拿着买了一块埋人的坟地就没了，这次交的钱迟早又会被他们花光的。乡政府不退钱，我们就上县里告状去。县里不处理，就去市里。市里不处理，就去省里。中国总还有说理的地方。”李冬明脸面铁青，大声对远远站在人群后面的全安说：“全安，你这个村支书是怎么当的，这么多人来乡政府吵闹，你也不出来做做工作。”全安胳膊上还缠着一块白纱布，红色的血水从纱布里面浸出来，像一朵开得正艳的红色的花。全安不看李冬明，也不开口说话，脸面一片沮丧之色。李冬明火了：“全安，你哑巴啦。”全安被问得急了，做出一种十分委屈的样子，回李冬明道：
“我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说的了。乡政府说给我们村干部减免一部分集资款，也不过一句空话，根本就没有落实嘛，让大家知道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娘。我家的山羊被赶到乡政府来了，说是关几天就赶回去，给我的收据上开的价钱比市面上要便宜得多。昨天让顾家富将两只种山羊给杀了，弄到连山酒家做下酒菜。就这两只山羊我就要少得百多块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村干部呀。”李冬明说：“村干部减一部分集资款的问题，议是议了一下，还没定下来，是谁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在中间挑拨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顾家富和顾乡长在连山酒家陪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喝酒时，当着我的面说的，后来顾家富又当着大家的面说了这个事。还说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人心不足……”全安的话没说完，围墙外面的坡道下面又陆陆续续拥上来很多人。有当阳坡村的，有茅山冲村的。乡政府附近的农民听到乡政府的吵闹声，也三五成群地来到乡政府看热闹。乡政府守大门的老头觉得有些不对劲，连忙将大铁门关了，还上了一把锁，把成群结队奔上来的农民关在了大门外面。这下更加惹恼了农民群众，他们大声责问李冬明为什么不敢开大门，是不是心中有鬼，有的人就气势汹汹地拍打大门，更多的人则伸开双手，一、二、三地大声叫喊着，使劲地推着大铁门。站在大门里面的全安不由发起急来，担心这样下去真的只怕要出事，抬着受伤的胳膊，连忙上前劝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哗啦一声巨响，那道被漆成天蓝色的大铁门，连同用红砖筑起来的高高的围墙一块被推倒了。愤怒的人群潮水一般拥了进来。全安来不及躲闪，被人们撞倒在地，倒下的围墙重重地砸在了他身上。这时的全安已经顾不得脑壳被砸出一个鸡蛋大的包，鲜血直流，让他疼痛难忍，他还是奋不顾身地爬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声劝阻道：“有问题好好跟李书记说，千万乱来不得的啊！”愤怒的人们哪肯听他的劝阻，将李冬明团团围住，吵的吵，嚷的嚷，有的甚至还动手推搡着李冬明，吓得严卉和一群乡干部都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金所长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情急之下，连忙从屁股后掏出手枪，没等李冬明拦住，金所长手中的枪已经响了。不过，枪口是朝着天上的，没有伤着人。
金所长的枪声更加激怒了人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紧紧围在乡政府四周的那道高高的还没有完全倒下的红砖围墙全都推倒了。大家一边推，还一边大声地叫嚷：“看你们还躲在屋子里面搞腐败去。看你们还让不让老百姓进来。”乡财税所刘宏业所长看见乡政府大院里已经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坡道上还有很多人源源不断地拥上来，担心会弄出更大的事情，连忙将电话打到县政府，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找县长。一会儿，那边便传过来丁安仁的声音。刘宏业才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丁安仁在那边骂了一句粗话，便要李冬明接电话。刘宏业说：“李书记被农民围在外面院子里了。我这就去叫他。”刘宏业跳出门便大声地叫喊：“李书记，快来接电话，丁县长打来的。”人们听说丁县长打电话找李书记，就又大声吼叫起来：“集资款不退，我们就上县里去找赵书记，上市里去找杨书记，上省里去找省长。”李冬明拿起话筒，就听到了丁安仁的斥骂声。他说李冬明你不打电话找我，我还要打电话找你的。是谁把告状信寄到省里去了，刚才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到县里，要县里马上派工作组到苦藤河乡去处理苦藤河乡政府向农民群众乱集资的问题，“李冬明你小子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在我面前你也阳奉阴违起来了呀！我再三叮嘱你不要好大喜功，不要搞集资修什么双车道水泥大桥，你偏要集资。桥没有动工修，老百姓却先告状了，听刘宏业说已经有很多农民在乡政府闹事来了。你现在赶快把该处理的问题处理好，再不能出问题，再出问题我要拿你是问。把问题处理好了之后，你马上到县里来，省政府办公厅还等着汇报的。知道么，县里几位领导已经跟着苦藤河乡挨批评了。”李冬明放下电话，脸都发白了，浑身不由得也抖了起来，对站在一旁的严卉说：“赶快通知在村里收集资款的干部，立即停止收缴集资款。已经收上来的集资款，马上退还给农民群众，不得有半点差错。”过后又交待刘宏业：“竹山垭村的集资款是你收的，你现在就将钱退给他们，立即给他们兑现。”李冬明这样说过，一脸沉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片，递给站在人群前面满脸怒气的邓启放，“邓启放，你是有文化的人，麻烦你将这两张纸条念给大家听听。我李冬明虽然没有安心在苦藤河乡工作，想早日调回县城去，但修苦藤河大桥却是真心实意的啊。”邓启放接过李冬明手中的两张纸片。那是两份电报，一份电报上有“母亲病危，望速归”的字样。另一份电报则是“母亲去世，望速归安排丧事”的话。邓启放拿着两份电报，觉得心有些发沉，看了李冬明一眼，不知道是念好，还是不念好。他突然觉得，李书记和顾家兄弟不是一样的。他有私心，他不安心在苦藤河乡工作，但他还不是鱼肉百姓、欺压百姓、让人憎恨的贪官。
李冬明语气沉重地说：“第一份电报是五天前我哥从农村老家发来的。第二份电报是我哥昨天夜里发来的。两次我都没有回去。五天前给母亲寄了五百块钱，还是我爱人向别人借的。这些年，我和我爱人积攒了三千块钱，是想放那里日后送孩子读书的，五天前在村支书大会上全都捐了出来修苦藤河大桥。昨天晚上我只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哥，说我这里很忙，我不能回家，等修桥的工程队进场了，我再回去给我娘的坟头烧香，我没有寄钱回家给我娘安排丧事，我口袋里已经拿不出钱来了……”李冬明的两眼噙满了泪水，说话时喉头有些哽咽，“没有料到，苦藤河乡的群众与乡政府一些领导的积怨会这么深，我怎么做解释工作，你们都不愿听。你们都回去吧，集资款会一分不少地退给你们的。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人向省里告了状，我现在马上要去县里做深刻的检查，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也许，我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乡党委书记了。我只担心，今后谁还愿意带着大家修苦藤河大桥呀。”李冬明这样说过，又交待了何奔和几个乡干部几句，就匆匆地走了。
李冬明的脚步有些踉跄，穿过已经渐渐安静下来了的人群，跨过乡政府大院满地的砖头，向坡下的河码头走去。
人们都没有动，也没有了吵闹声。乡政府大院一片静寂，人们从被自己推倒的围墙上面往下看，他们看见李冬明已经上了渡口的那只破船。渡船在渡船老人的吆喝声中一摇一晃地向河心驶去……
站在一旁的全安捧着个脑壳，一副痛得龇牙咧嘴的样子。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这一闹，说不定县里真的要追究李书记的责任的。如今稳定压倒一切呀。”这时，邓启放一声大吼：“李书记实心实意给我们修桥，我们不和他计较了，我们要清算上次集资款的账。”“对，我们要弄清楚上次的集资款是不是真的只买了一块乱坟岗子。”何奔一旁说：“你们真行啊，是谁又将状纸寄到省里去了呀。
省里下指示了，要县里立即派工作组下来处理乱收费乱集资的问题。到时候你们只别哑了嘴巴，十二盘大石磨都压不出一个屁来。”邓启放大声吼道：“我们等着呢。工作组不下来，我们还要上告的。”说着，扬长而去。人们也都吵吵嚷嚷地跟在邓启放的后面走了。西山县常务副县长丁安仁这天早晨上班之前给顾家富打了个电话，询问了一下苦藤河乡的情况。自从李冬明坚持要从农民手中再收一部分集资款修桥之后，他的心里一直很不安，给顾家富的电话也就打得更勤了。
昨天晚上，顾家富一直在医院陪着他哥。顾家好的手术做完，天也亮了，顾家富说要回去睡一会儿。离开医院回到连山酒家就睡了。电话响了一阵他才醒来，丁安仁骂他快五十的人了，也没有个节制，“见了漂亮女人你就打主意，早上都爬不起来了呀，这样下去你要短命的。”顾家富说：“我哪有那份闲心搞女人，我在医院陪我哥。”“你哥怎么了？”“昨天陪县桥梁工程公司张经理吃饭，喝酒喝得胃穿孔了。”丁安仁破口骂道：“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呀。李冬明带着乡干部大张旗鼓地在村里收集资款，那无异于在一堆干柴火上泼油。你哥倒好，喝酒喝出了胃穿孔，住医院了，什么事都管不了了。我早就对他说过，要把苦藤河乡的局面控制住，不能让群众到处告状。告状信多了，我也没办法招架了。你们把我的话却当耳边风，当屁放，一句都听不进去。你们还是不是人？”丁安仁顿了顿，对顾家富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千万要盯住何奔、莫胡子和全安几个人的一举一动。还有竹山垭村的那个邓启放。
李冬明在下面村里收集资款，说不定他们几个人就会从中捣蛋生出事情来。”顾家富说：“何奔和莫胡子这几天一直在一块。”“你哥是怎么搞的，怎么让他们搞在一起去了？”“李书记要何奔带两个人在大岩村协助莫胡子收集资款。”“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大岩村的群众交集资款十分踊跃，集资款交得齐，还有不少人捐款。别的村抵触情绪却很大。邓启放还将全安砍伤了。茅山冲村的群众围攻了郑秋菊。当阳坡村的群众也和乡干部对着干。派出所金所长已经抓几个人了。”丁安仁有些气急败坏地骂道：“谁让抓人的，老百姓不愿交集资款就抓人呀。这不是拿指头放他们口里让他们咬么。赶快叫李冬明将人放了。我说不要集资，李冬明那小子硬要集资，你哥也不采取得力的措施阻止他。告诉你，这样下去出了事情我丁安仁保不了你们的。”丁安仁顿了顿，口气又缓和了一些，有几分警觉地说，“你刚才说的许多事情，都有些反常。莫胡子那个村的钱为什么好收，还有人捐款。其他的村却出现扯皮打架的事情，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真替你们急呀。”顾家富一个晚上没有合眼，瞌睡虫在眼皮上直打架，对着话筒啊了几声，打了几个哈欠，就睡着了。丁安仁喂了几声，也不见他说话，随口骂了句粗话，只得挂了电话，这时，丁安仁的手机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先是解释说他家的电话老是占线，只有打他的手机。过后就说是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来了，要县里负责分管减负办的领导接电话。丁安仁的额角一下子冒出了汗水。
省政府办公厅让他这个分管减轻农民负担的领导接电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他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是苦藤河乡的群众将告状信寄到省里去了，省政府责成县里尽快解决苦藤河乡政府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的问题。丁安仁又打电话将李冬明骂了一通，这才匆匆去找常方思县长。
常方思县长听说苦藤河乡又有人向省里告了状，如今居然有上千名的农民群众又聚集到乡政府闹事，不由大吃一惊，连忙给赵祥生书记挂电话：“苦藤河乡出大问题了，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赵祥生书记说：“我刚才已经接到电话了，听说问题非常严重。老常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一票否决，我们西山县千万出不得问题的啊。”“那我自己下去一趟吧，看看苦藤河乡到底有些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这几年那里的告状信一直没有断过。”赵祥生说：“你下去一趟也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一声。”常方思放下电话之后，丁安仁对他说：“常县长，那里的情况我比你熟悉，还是我下去处理这件事吧。再说省里的电话也是打给我的，说不定那些告状信上就有我的名字。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常方思想了想，说：“也行，你下去之后，应该注意的问题有这么几点，一是要尽快将事态平息下来，决不能让事态扩大。
中央三令五申，稳定压倒一切。二是立即将收上来的集资款一分不留地退还给农民群众，并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如果李冬明在收集资款的过程中有些过火的言行，该向群众赔礼道歉的还得赔礼道歉。三是乡政府的围墙被推倒也就罢了。农民群众的一切过激的语言和过激的行动都不要追究。你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化解矛盾，平息事态，稳定群众的情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从安定团结着想。再一个，看看苦藤河乡还在向农民群众伸手收什么费，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都要立即停止。”丁安仁说：“前两条都行，我下去照办就是。后两条我有一些看法，苦藤河乡的情况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在那里扶过两年贫，又搞了两年的联系点，后来虽然联系点不在苦藤河乡了，但我的联系点在连山镇，和苦藤河乡只有一河之隔，对苦藤河乡的情况我了如指掌。苦藤河乡有这么几个人，从来都是对乡政府的领导抱着一种仇视的态度，乡政府的话他们从来都不听，乡政府做出的决定，他们从来都不执行，甚至连皇粮国税他们也敢抵制不交。他们对乡政府的领导造谣中伤，进行人身攻击，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像竹山垭村的邓启放，他就以为自己有些文化，懂政策，动不动就告状。他告状不往县里告，不往市里告，他没有把县长书记甚至市长当回事，他告状直接往省里告。可以肯定，这次往省里告状的就是他，据说今天带头闹事的也是他。这样的人我们不下决心治一治，会更加助长他们的气焰，在老百姓中造成一种人民政府怕群众的印象。今后他们的告状信就不只是往省里寄，可能还会寄到中央去，他们还会动不动就千儿八百人地到政府机关聚众闹事。如果让这股歪风邪气从苦藤河乡蔓延开去，连山镇会跟着学，其他的乡镇也会跟着学，我们县会是个什么样子，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我认为，该抓的一定要抓，该关的一定要关。不把这股歪风邪气压下去不行。他们今天可以推倒乡政府的围墙，明天说不定就会去砸去烧乡政府的房子了。”常方思沉思一阵，说：“抓不抓人，你看着办。一条原则：
一定要慎重，要重事实根据，坚决按法律程序办。”他们说话的当儿，丁安仁的手机又响了，是顾家富打来的，说是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还在不断地往乡政府拥来，现在乡政府的门前已经有两千多人了，他真担心他们会把乡政府给烧了。丁安仁说：“我正在常县长这里商量苦藤河乡的事情，你跟常县长说说吧。”就把手机递给了常方思。
常方思问：“你是谁？你把那里的详细情况对我说一下。”顾家富说：“常县长，我是苦藤河乡企业办主任。我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目的的行动，后面有人操纵。不然，苦藤河乡的群众不会那么齐心，胆子也不会那么大。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他们是会干出惊天大事来的，那时就收不了场了。”常方思问：“你现在在哪里？”“我在苦藤河乡政府下面的渡船上。我不敢回乡政府去。我蹲在渡船上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乡政府发生的一切。”常方思说：“你们不用着急，我让丁副县长马上下来。”常方思被顾家富这么一吓唬，心里不由十分地紧张起来，挂了手机之后，急急地对丁安仁说：“你现在就下去，越快越好。”丁安仁说：“我给公安局徐杰打个电话。”就把电话打到县公安局局长徐杰那里，要他派几个人到苦藤河乡去：“现在就跟我下去，那里有人聚众闹事，把乡政府给砸了，情况非常严重。”常方思一旁交待丁安仁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抓错了人，那样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定要注重事实根据，要按法律程序办事。”丁安仁说：“我会掌握分寸的。”说着就匆匆走了。
丁安仁走后，常方思坐在办公室越想越放心不下苦藤河乡的事情。看看表，快中午了，便去县委办找赵祥生，想对他说说丁安仁已经主动要求下去了，如果不行的话，他还是亲自下去一趟。没有料到，李冬明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了赵祥生的办公室。李冬明肯定是走得急了，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李冬明你小子是怎么搞的。”看见李冬明，常方思大声责问道。
李冬明接过赵祥生递过来的茶杯，猛地喝了一口，有几分委屈地说：“我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丁副县长说他已经交待你多次了，如果群众对集资有意见的话，就不要再集资了，拿那一百三十万给他们修一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就行了。要修大桥，等以后形势好了再说，你总是不听话。”过后，常方思对赵祥生说，“老丁说他对苦藤河乡的情况很熟悉，他要下去。我觉得也行，他先下去看看，不行的话，我再下去。”李冬明说：“我不是说这次集资的事，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对交集资款修桥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大岩村三天之内将一百五十六户八百六十一个人的集资款一分不少地收上来了。还有十多户卖猪卖鸡卖粮捐了八千多块钱的款，其他的村虽然有个别户家庭困难，交不出那么多钱，大部分人交集资款还是很积极的。我说的是那里的群众对五年前乡政府将从群众手中收的修桥集资款，拿去炒地皮借鸡下蛋有意见。”常方思说：“我知道苦藤河乡的群众对那次乡政府将集资款拿去炒地皮有意见。丁副县长说县里已经派人下去查过，而且有了结论的，他们为什么老是揪住这件事情不放？中间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李冬明说：“听说当时县纪委并没有派人下去，是丁副县长从农业局抽的几个人下去查的账，在下面却说是县纪委派下去的人。人们对那次查账一直表示怀疑，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八十万块钱只买得一块乱坟岗子。”赵祥生一直皱着眉头坐在那里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说话。这时，他插话道：“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到乡政府来吵闹，据说去的人很多，你跑到县里来做什么？顾乡长在医院住院，谁给群众做解释工作？你是不是觉得群众把乡政府的围墙推倒还不够？”李冬明说：“我看见当时事态已经平息下来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丁副县长说，省里打电话等着我汇报，我只有急忙赶到县里来了。”常方思对赵祥生说：“老丁刚才对我说，省政府办公厅还等着汇报的。你看怎么向省里汇报好。”赵祥生的口气有些冷，说：“一、立即退还群众的集资款，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二、签订一把手责任书，今后再不准发生类似的事情，谁要违抗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农民群众身上打主意，不管发生在哪个乡镇，都要从严处理这个地方的一把手。
三、加强对我们县干部群众的管理工作，将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保证不再出现集体告状、上访等影响安定团结、破坏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不安定因素。常县长，你看是不是让政府办就按我说的这三条立即向省里汇报。”常县长走后，赵祥生板着脸，口气冷冷地对李冬明说：“把苦藤河乡的情况详细地对我说说。”李冬明说：“苦藤河乡的情况十分复杂，这次集资可能是一根导火索。”“说详细一些。”赵祥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群众对顾家兄弟的意见特别大。人们都说顾家富在连山镇修的那幢三层高的楼房，可能就是从上次炒地皮的那笔钱中间得到的好处。顾乡长和乡企业办的两个人也都将他们的家全搬到连山镇去了，他们哪有那么多的钱搬迁？”李冬明顿了顿，“当时丁副县长在苦藤河乡扶贫，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群众对他也有怀疑，说他可能也得了好处的，不然，他怎么会从农业局抽几个人下去查账，却说是县纪委派下去查账的工作组？为这事纪委周书记还和他争吵过。”李冬明顿了顿，“这些年，丁副县长不管是去苦藤河乡也好，去连山镇也好，都是住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连山酒家这些年出的事情也不少。竹山垭村邓启放的妹妹邓美玉，因为在连山酒家做服务员怀了孕，去县城打胎，在路途中跳火车自杀，被碾断了双脚，成了残废人。如今带着个四岁的私生女儿靠七十岁的老母亲养活。苦藤河乡还有三个姑娘曾经在连山酒家做服务员，却突然远走他乡，至今没有回来过。人们说这三个姑娘有可能是被顾家富卖掉了。还说连山酒家一直在搞色情服务，客人晚上可以随便找小姐睡觉，嫖娼也没有人管。当地的群众向上面反映，甚至告状，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听说纪委周书记多次在常委会上说起这个事，都被丁副县长挡了回去。”赵祥生说：“这次常委开会已经做了决定，我也同意了，周书记准备到苦藤河乡去一趟的，你却要他缓一步。这样看来，他要是早下去，就不会出现群众聚众闹事的问题了。”“苦藤河乡的群众的确都盼望着周书记下去。”两人说话的当儿，常县长又回来了，告诉赵祥生他已经向省里汇报了，省里对县里的处理意见表示满意。过后对李冬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