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伪政权，因不受中国及国际社会承认，故称“伪满洲国”或“伪满”。
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后三天，关东军参谋部就形成《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脑的统辖东北等地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等。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1932年3月“满洲国”建国，妄图借日本人力量复辟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任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溥仪同日本人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使得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溥仪完全被架空，空有皇帝之名，却无皇帝之实。为使东北最终成为日本国土，日本还进行“国策移民”，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截至1944年，居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共166万余人（战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
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两枚原子弹攻击，苏联红军突袭了驻守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溥仪宣读退位诏书，伪满洲国灭亡。之后包括溥仪在内的大批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并于1950年移交给中国。
林铣十郎，日本石川县人。1930年任朝鲜军司令官。“九一八”事变时擅自出动军队配合关东军进攻中国东北，号称“越境将军”。1935年，时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的林铣十郎向日本天皇进讲《关于满洲的现状》。1937年2月至6月任日本首相。
关于对满洲国皇帝陛下的辅导问题
满洲国皇帝陛下虽天资聪颖，但春秋正富，且又缺乏作为元首的实践经验，因此，近臣的辅导十分重要。而且目前其身边之近臣多习惯于旧清朝君主专制之遗风，且出于力求明哲保身、飞黄腾达的国民性，没有敢于违背皇帝的意旨而进言的忠臣，因而其聪明反而会有受到蒙蔽之嫌。目前，关东军司令官作为皇帝的师傅已博得信任。目前，随着前郑国务总理辞职大变动之际，皇帝首先征求军司令官之意见，实为可喜之现象。但遗憾的是，经常在皇帝身边并能胜任对皇帝进行辅导的满人却不可得。值得庆幸的是，现任宫内府次长逐渐博得皇帝及其近臣之信任，尽管是间接的，正在担任辅导皇帝之重任。此外，又将素与皇帝有私交，并蒙皇帝信赖之一关东军幕僚中佐派往皇帝身边，辅佐关东军司令官之辅导，与宫内府次长相互配合，庶几可弥补满人近臣辅导之不足。此乃将来需特殊注意之问题。
现行之宫内府制度多沿袭旧清朝之遗风，弊端甚多，而且复辟清朝之思想也有可能侵入目前的满洲皇室，将来酿成大患。为此，必须加以逐步改善。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年号宣统，1912年退位。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仅12天便告失败。1924年被冯玉祥下令逐出紫禁城。1931年在日本人帮助下潜赴东北，先后任伪满洲国“执政”、“皇帝”。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被特赦。
日本人限制我，利用我作幌子，使我成为一个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说话的泥胎偶像
吉冈安直是继武藤信义所荐的日人少将石丸志都磨之后，而来管理我的一切事务的。经8年之久，直至日寇全面投降为止，吉冈中佐一直升到中将，也不转任，一步也不离开我。他忠实地执行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管理我的内外一切公私事务，干涉我的一言一动，禁止我自由发言，无论在宴会上，临时和伪总理、伪总务长官的谈话，以及对伪省长、伪军管区司令官的所谓“上奏”的训示，还有其他，都有吉冈预先写出字纸，限制谈话的范围，丝毫不许变更。每天无论有事无事，他必到伪宫，真是风雨无阻，一天无数次地见我。他是日寇关东军参谋兼关东军司令部附。……他尚兼伪宫的“帝室御用挂”，自称我的“准家族”，包揽一切，隔绝我对外的一切联络，不许伪官吏和我自由见面。凡人民给我来的信，一律由他指挥的日人伪宫内府总务处长小原二三夫等扣下不给我看，日宪兵驻扎伪宫监视一切。吉冈对我说：“关东军司令官是日本天皇的代表，你应当把他看成父亲一样。”当我上日本的时候（第二次），他说：“你应当把日本皇太后看成母亲一样。”对于行政方面，他说：“元首是神圣的，不能随便轻易的发言。”又说：“国务院所通过的议案，应由总理负责。这是内阁责任制度决定的，有它的权限，元首绝不应当否认或修改议案。否则违背制度了。”有时竟公然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部既定方针，谁不承认就是反对日本政府和军部。”
吉冈刚到长春时，尚不似后来那样嚣张，还懂得什么叫做客气。那时他曾对人吹嘘过他和我的关系是怎样怎样的“密切”。他曾说溥杰和我是手足的关系，他和我虽还不够手足之情，但也可以算是“脚指头”的关系等等。
等他逐渐把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也就是他在关东军中的阶级地位又高了一些，对于自己权势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他的言语、态度就如同水涨船高一般，跟着有了变化。他曾对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像这种伦理学“三段论法”式的不科学的言辞，真是使人听了有比刀扎还难过。但是，既然当上了汉奸，虽然不爱听，也得听下去。听了难受，又算得了什么！
再过些时，由于他的势力又加大了些，他对我便不再自居于我的“脚指头”的地位了，并且还飞跃一步，超过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说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类的话来了。
等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这个汉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时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沟要“携”我起程时，对我的态度有了更显著的变化，连对于普通一般人起码应有的礼貌也不见了，简直变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当我正在那惶惑不安的时候，他曾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挺起腰板来！挺起腰板走！”
我在伪满进行所谓地方视察，都先由吉冈通知我，一方面由伪国务院和伪宫内府订出日程表，在我到那里之前，先预备好了，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伪总理、总务长官在旁站立（视察时，吉冈一步不离），我在中间站着，伪省长、军管区司令官照例报告，站在那里像念书似的，念完了就退下。这和在长春每年他们的报告一样。他们个人不能随便来见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汉奸的例子。
太平洋战起，一次伪军管区司令官照例报告后，宴会时吉冈告诉我鼓励他们一下，说明日满一体不可分，伪满军是日军一翼。又说美英敢于侵犯我们，断乎予以歼灭。又有一次伪军管区司令官报告之前，吉冈交一张字纸，让我当他们来时，告诉伪军事部大臣对于伪军队应当用铁石精神，铁石团结，练成铁石部队，当日本皇军的一翼。伪满一个铁石部队长日本人去华北时见我，我宣读了吉冈的字纸，后由伪宫内府作的所谓敕语，让他们努力维持治安，作日本皇军的一翼加以鼓励。又当太平洋战起，日寇愈临近死亡之时，它就愈要最后挣扎，日寇由关东军选的充当“体当”、“肉弹”的兵士，由吉冈带来见我，在他们来以前吉冈告我对他们加以鼓励。这是日寇一面驱使日本人民当兵当炮灰、当肉弹，一面令傀儡汉奸替它给日兵鼓励，让他们卖命，增加侵略力量。让我给预备好酒，和他们握手喝酒，最后还让我与这些人一块喊日本天皇万岁。我就这样恬不知耻地、丧尽人格地唯强盗的话是听。
他们为了做好对我更进一步的“保护”，有一天便在关东军的指示、吉冈的传达和这帮特务的炯炯目光下，不独公然限制了我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之“权”，就连对于我接见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限制很严的人名单，除了在伪满的家族人员不在此例外，对于由北京到东北来的宗族本家，也只限于我的叔父载涛和我的族兄溥伒、溥僴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等等的时候，排列在一般庆祝人员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可他们随便单独来见我，吉冈在拟订了这一极端有限的人员名单之后，便把它交给了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作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直到1945年8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
日本帝国主义者固然是处处谨小慎微地防范我，随时杜渐防微地限制我，不让我有直接接近任何方面的机会，不让我在当时的所谓政治上有任何干预的机会，但是有时却又想利用我作幌子，使我成为一个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说话的泥胎偶像，而不允许我在实际上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仅以当时的所谓巡幸为例，便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我在伪满的14年罪恶生活中，也曾到过沈阳、吉林、哈尔滨、本溪、安东、延吉、牡丹江、齐齐哈尔、锦州、佳木斯、间岛、扎兰屯、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等出作过“视察”。当然这都是在日寇关东军的“妙用”下才打发我去走一趟的。
所谓“妙用”是什么？那就是想拿我当作“羊头”而由关东军去卖“狗肉”。例如为了要麻痹一下当时的抗日救国的激昂民气，便把我“抬”出来到吉林、间岛一带“巡”了一趟。因为我听张海鹏告诉我，在哈尔巴岭一带时有抗日部队出现，我便害了怕，结果调动了六个团的伪军在该处筑了两道人墙，我所坐的那趟列车才平安无事地从人墙当中钻了过去。
既然是想拿我当作城隍出巡式的一个传播迷信的偶像，当然每当我一出伪宫内府的大门，那种大吹大擂的排场、那种水泄不通的警卫、那种人为的“太平景象”等等，便都到了即可恨又滑稽的地步。例如我所到之处，按照当时惯例除了伪政军等各机关单位必须在指定地点排列迎送之外，当地的伪妇女团体、学生团体、当地的市民以及宗教团体等等，也都在敌伪警察宪兵的协同强迫下，被驱往指定好的地点去迎送我。不管是严寒酷暑，也不管是风雨雪雹，一个个都得在敌伪军警的严密警戒网前，排成夹路而立的两层人墙，当我通过时还得一个一地把头垂到小腹之前，双眼直视着各自的脚尖，一齐向着连影子也无法看到的我，恭恭敬敬地来行一个90度鞠躬的“最敬礼”。
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溥仪的弟弟。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5年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8月与溥仪同在沈阳机场被俘。1950年被移交回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
吉冈安直是历任溥仪的指导人员中最长久、最有势力，换句话说，就是罪恶最大的一个
作恶最久、影响最大、性质最毒辣的是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中将。
（1）他与溥仪的关系
“九一八”前四五年，他在日寇驻我国天津的军队里任中下级军官。从那时候起，就与溥仪相识。由天津回国后，便在日本鹿儿岛的联队里任大队长。1930至1931年间，我在日本学习院高等科念书的时候，他曾经从鹿儿岛给我来信，约我暑假归国前务必到他的家中去盘桓几天。于是，就在归国的途中，我特意到他家住了约六七天。在那个时候，他曾经领我到他的队里去参观，并在联队的将校团里会餐，吹嘘他与溥仪的交情。在他的家中，时常以弦外余音的语气，骂蒋介石及其他军阀，并请我转告溥仪，时局如此，请他诸事保重。那个时候的我乃是一个极端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认为他真是一个好人，从此与他时常保持着通信的关系。
我在日本士官学校本科当学生时，偏偏冤家路窄，他也被调到士官学校充战史教官，于是时常约我在星期日到他家吃饭。不久，他被派赴伪满。临行之前，他又约我到他家，秘密地向我说：“我这次调去满洲的任务，据说是在令兄的身边做事，我求你先给令兄写一封信，请他给我准备一个白天办公的地方，因为我不愿意和其他的人成天在一起混。”在事后，我才明白他的用意，就是为了让当时的关东军部及伪满的职员们都要知道他与溥仪的关系而已。他并对我说：“我这次到满洲，得先要求兼着关东军的参谋，否则什么事也办理不好。”当时的我，还傻子似的不住点头赞同他的意见呢，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在伪满许多年为非作歹的主要基础呢！
（2）他的任务
简单一句话，他的任务就是：指导和支配着伪帝溥仪，以便逐步实施日寇步步加紧残害我国人民的罪恶计划。他是关东军的参谋兼伪宫中的御用挂，其职务就是替溥仪办事。
（3）他的阴谋及罪行
他在伪满政治舞台上不很出头露面，可是在实际操纵傀儡戏的总线索上是一个主要的角色。他可以利用溥仪去起带头作用，借以封住一般伪满官吏反对的嘴。例如“皇帝陛下尚且如此……”一类的话，便是他最常用的得意的武器之一。
（甲）两面要挟，就是他的“固位之道”。
对于自溥仪以下的人，便拿关东军部的铁帽子来硬扣；对于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则以他是溥仪的“唯一亲信者”来自行抬高自己的身价。例如时常自我吹嘘道：“他（指溥仪而言）是皇帝，我（吉冈自己）就如同是皇帝的脚指头。”也有时候向人说：“他（指溥仪）就如同是我的孩子一个样。”至于对溥仪及其他的中国人呢，便时常地说“这是军的意旨”，或说“这是关东军参谋会议决定了的”等等来相胁迫。又如把自己画的画，求郑孝胥给题上字，然后再求溥仪给题上了字，最后把这幅画奉献给裕仁的母亲。像是这样，自己给自己制造空气的卑鄙手段，是层出不穷的，是十余年如一日。
（乙）小恩小惠的作风
对于溥仪以下（连我也在内）总是以献些小殷勤来收买人心的。例如对于北京我父亲的米面特别配给，帮助溥仪给我父亲寄钱，对于我的结婚问题，对于我们入日本军事学校进行斡旋等等，真是一时也说不尽。总而言之，他是想以小小的好处来做钓鱼的饵罢了。一切毒害人民的诡计阴谋都是从这些小信小义上萌芽出来的！
（丙）民族的离间
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法，他也是使用得烂熟的。对于深有狭隘的民族感情的溥仪及我，是不遗余力进行挑动的。例如骂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的政策，军阀的内战和苛政等，随时都在刺激着我们的满族和汉族历史上的创伤。又如宣扬满族人可靠，汉族人是靠不住的，唯有满洲皇帝才是真正理解一德一心的真谛的唯一个中人等荒谬可耻的怪论。又时常有意无意露出
汉人是不能容满洲人的，现在唯有日本才是真正同情满族和实际扶助满族的等等带有挑拨性的言辞。这些都是他日常爱用的常套手段。
（丁）“一心一德”的里面
把“日满的不可分”挂在嘴上，把人工特制的“亲善”处处搬到人的面前来。例如提倡东北人民须捐纳金属，来增加日寇的侵华物力时，他便先示意溥仪拿出金属等物以示带头的意思……为了装扮“日满的一体不可分”，便为我与日本女子结婚提供种种便利条件，等到我们结了婚，便又大吹大擂地说：“这才真正是日满亲善的模范呢。”不但如此，在我们结婚后不多日，便由伪政府制定出一个《皇位继承法》来，在里面规定着：皇帝死后的继承应当由皇帝的子或孙；无子或孙时，可由皇帝的侄子继承……。侄子指谁而言？不用说，当然是指着要由我和我的日本妻子的混血结晶而言，换句话说，就是仍想抄袭日寇对李垠（朝鲜的前国王）的老法子，想偷梁换柱地把他所扶植起来的汉奸伪帝进一步换成为中日混血儿的伪帝罢了。
（戊）“上层”的鼓动者
与上文相关联，凡是日寇想要开始鼓吹而又怕引起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生出一种直接的反感时，便由吉冈来作幕后的酝酿，就是先抓住了伪皇帝使他先做发起者，然后再由上而下，一步一步地普及到一般人民中去。例如伪宫中的种麻及食粮的增产啦，捐金献银啦，低温生活啦，废除了自己祖宗而把东洋的神作为是自己分支的祖先啦等等，都是由吉冈所立案、所导演而出现于“上层空气”之间的。我认为，他的这种犯罪行为并不能把它局限为对于某一个人的愚弄和欺侮，实是对于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因为这种“上层空气”，并不是局限在某一层范围内的关系，实在是由上而下的，一直使人民可以遭难受殃的直接原动力的缘故。
（中略)
（辛）跋扈与擅作威福
吉冈就是抱着日本人的优越感，日本军人、关东军中将参谋，溥仪的御用挂等职位的优越感，来干涉他的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我现在按着上述的顺序，引着实际事例来证明：
对于宪原将被任为伪禁卫队司令官事，他以禁卫队乃是保卫皇宫的部队为理由而不同意。又如伪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吏的贪污事发后，只以表面上免官，实际上在锦州大开买卖而告完事。……溥仪的妾死时，溥仪使我帮忙办理丧事，而他表示反对。又如伪军部已经同意使我入伪大学（建国大学）去学习，也遭到他的反对，而极力使我考入日本的陆军大学等等的事。这都是他跋扈的地方。总而言之，他在伪满的这么长时间，他所作所为的种种事情，都是他横暴无理的证明，真是难以一一举完的。
（壬）宪兵的头目
日本帝国主义暴力统治下的东北，可以说是一个大集中营，日寇的宪兵、警察、特务、走狗、爪牙等的凶恶目光，是透视着每一个角落的。就连伪宫中也是驻扎着一班换了特种制服的日本宪兵，凡是往见溥仪的中日人员，都得预先得到吉冈的谅解或许可，才能出入。被他许可随时可以去见的人，只限于我的家族、亲戚及特别许可的伪高级官吏如张景惠等极少数的几个人而已。对于出入的时刻等，宪兵们也都作好了记载，每日向吉冈报告，因为他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职务，只是拿着空筒子的中将参谋的头衔及御用挂的名义，来指挥着一小班便装的日本宪兵。所以我们都管他叫作“宪兵的头目”。
（癸）一直到了1945年的8月
他是由中佐的时候起，一直盘踞在伪宫中升到了中将。他是历任溥仪的指导人员中最长久、最有势力，换句话说，就是罪恶最大的一个。第一任为上角利一，是由溥仪就伪执政的时候起，担任这项特别任务的，在任约年余；第二任为中岛比多吉，在任约一年余；第三任为日本的退役少将、伪满中将石丸志都磨，名义是侍从武官，在任约一二年；最末一任则为吉冈，他是由1934年一直到日寇无条件投降为止。他除了上述的各种罪恶的任务之外，还别出心裁地担任专向溥仪作宣传及教育的工作；把无线电中的日寇战胜消息，不分昼夜随时皆可自由来见，作口头的报告；介绍日本的神学大家及对日本侵略有帮助的专门学者分期地向溥仪进讲。在这种时候，张景惠、熙洽等也均一同听讲，并把日寇的国策电影及战局的新闻影片等也放映给溥仪看。就在他的这种一手遮天的把持下，一直到了苏联红军的炮声一响，进军解放东北的时候，他还是不肯放下溥仪这个傀儡，还力排众议地把溥仪及他的家族等都挟持到通化附近的大栗子深山中去。最后日本裕仁在无线电里发表了投降讲话，他还是不肯放松，非要溥仪丢弃了大部分的家族，到沈阳乘飞机逃往日本不可。就在神体被拆卸成小零件而藏到桥本虎之助（日本的退役中将、伪祭祀府总裁）的行李中的时候，他还是以溥仪的保护者自居，腆颜要求苏军允许溥仪逃日。后来，一直被苏军给送到通辽，才算是与溥仪脱离了关系。就连在飞机上，他看见我们都大吃苏联的罐头和面包时，还抱着蔑视的表情冷冷地说“好吃吧”而作讥讽。总而言之，由这个时候起，溥仪才算是完全脱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挟管魔手。
爱新觉罗·毓嶦，溥仪之侄、恭亲王溥伟之子，1937年到长春伪皇宫内私塾读书，1940年任伪宫内府内廷事务员，1945年8月随同溥仪被俘。
关东军在背后操纵溥仪这个傀儡皇帝
我过去在伪满傀儡皇帝所谓宫内府里读过书，我现在想控诉日寇是如何在背后操纵这个傀儡皇帝。当然是由关东军操纵，关东军专门耍傀儡戏的是一个参谋叫吉冈安直。我到长春去的时候是1938年，那时吉冈是一个中佐，可是到1945年日寇降伏时吉冈已经升为中将了，这在日本军队是少有的事情，就是因吉冈操纵有功。吉冈最大的一功是强迫溥仪到日本迎接天照大神，让溥仪说是衷心愿意把神接到伪满来。为这件功劳，吉冈带上了日本桐花勋二位勋章。吉冈的官名叫帝室御用挂，伪满虽然是有皇帝，可是不能叫皇室，那样不就和日本平等了吗？所以得叫帝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真是无微不至，连一个名词都得压你三分。吉冈是随时可以见溥仪的，吉冈一来，登时就得见，不分白日夜里。如溥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由吉冈指挥，由国务院拟定的什么行事的单子，那不过是形式而已。那时溥仪仅可接见张景惠、臧式毅两个人，其余各部伪大臣都不能随便接见。凡是接见的外国的大使、公使，那一定有吉冈在旁监视着。每逢年下或溥仪生日，常由北京来一些溥仪的亲属，就这些人见溥仪也要经过吉冈干涉。在伪宫内府还有经常驻在关东军的宪兵，叫驻府宪兵办公室，专门监视溥仪行动。办公室的主任并不是高级宪兵，而是一个军曹，即上士，带两个中下士，一共三人，永远住在伪宫内府中，没有上下班，和吉冈有密切联系。溥仪有一个妾，是由北京挑选来的，一次得了重感冒，找市立医院院长和副院长小野寺和桥本给看的病，看病之后吉冈曾把小野寺找去谈了很久的话，结果治死了。从表面上看来当时还给输血，好像无法挽救一样，但一个医生想害一个人，破坏一个人的健康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当时溥仪妾的死，究竟是不是小野寺在吉冈指使之下害死的，但医治上来找证据是找不到的，但是我根据溥仪妾死后吉冈对溥仪的行为，是可以充分证明是吉冈害死了溥仪的妾。因为自溥仪妾死后，吉冈马上拿来了一大堆日本女人的相片，让溥仪挑选。溥仪的妻是有病的，再说溥仪也不会说日本话，娶个日本老婆怎能行呢？结果由吉冈在伪满女高学校里挑来一个女学生给溥仪做妾，绝对不让再上北京去找了。根据以上事实，充分可以证明害死溥仪妾的人是吉冈无疑了。由这里还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毒辣，它想教溥仪娶一个日本人的老婆，生出了儿子当然是一半日本人，并给他再找日本老婆，结果伪满的傀儡皇帝也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了，看看帝国主义的用心是多少阴狠。溥仪做了十几年的傀儡皇帝，每天差不多得“裁可”许多公事，所谓由国务院上奏的文件，都得一概写个“可”字，没有一件公事上批一个“不可”，十四年中只是可可可——真不知他写了多少，不写个可字你打听打听行吗？在伪满乍一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叫凌升的，大概是将军吧，反正官不小，也许是省长，他是蒙古人，可能是兴安省省长，由日寇加以反满抗日的罪名给枪毙了，想拿这件事镇压一般高一点官吏中的反对日本的情绪，日寇就是这样以莫须有的反满抗日罪，随便枪毙一个伪省长。日寇一方面操纵这傀儡皇帝，一方面也给他以大宝星戴着，出门坐大红汽车，样式摆得是威武堂堂，像是那么一回事儿是的，其实胳膊腿上都带着线儿由帝国主义在后面操纵着。溥仪在长春住了14年，长春的街道他是不认识的，平常随便想出伪宫内府一步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寇扶植溥仪做傀儡皇帝，极力声明说这不是从前满清复辟，在伪满教科书上都是这么说明。所以当溥仪出门路过沈阳时想拜拜自己祖陵即是北陵，被日寇禁止，可是却让溥仪去拜天照大神去。
溥仪 伪满祭祀日本天照大神，是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
在1939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曾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1940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了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作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毒辣阴谋，只不过是对此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能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关于以上所述各项实例，可见梅津美治郎命令吉冈，吉冈传达给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阴谋是早在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只是在这时到了瓜熟蒂落的时期而已。
对于日寇唯命是听、对于丧权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不但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为任何人皆难以忍受的罪恶要求，并且还对于吉冈所吩咐的——既须表示出我是“自动”赴日去见裕仁，更须在见到裕仁时向他明白说出：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衷心自愿”，甘愿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伪满洲国来作隆重的祭祀。
于是，我就在这种牵线之下发表了第二次访日的消息，坐上日本特意派遣来的军舰，抱着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东京，见到明明知道而故意装聋作哑的裕仁。至于他怎样到车站来接，怎样到我寓所来访问，我怎样去回访，他们怎样接待我，我怎样回请他们，怎样去见裕仁的母亲以及在旅行中的生活等等，都和第一次访问日如刻板文章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价值，一概从略。不过应该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我在这次访问之中并没有给我定出游览的计划来。因为我这次的访问是负有“庄严肃穆”的任务而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是为“迎神”而来，所以只能是神气十足地“求神而来，抱神而去”。因此，我当然是只有目不邪视、规规矩矩地来完成“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当我在日本皇宫正式会见裕仁时，我就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教导好了我的话，一字无讹地对裕仁讲了一遍。这位明知故问的裕仁，真亏得他还能假惺惺地对我大打其官话说：“既然陛下愿意这样做，我只好从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愿”，创议的人成了“不得已而从命”，请问人类社会上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国主义外不会做出这样的丑事，除了地道的汉奸外也不会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这种场面，这种把戏，真可以说是“不是个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讲完了这篇口是心非的话之后便站了起来，向着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专等着我去接受的他的祖先“模制品”，对我作了介绍。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长方匣和所谓“三种神器”（即所谓象征天照大神的宝剑、钩玉和镜）一一对我作了说明。这些不伦不类的仿造家什就是后来曾在伪满振过一时**威的所谓天照大神的本来面目。
这次“迎神”并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带去了一份礼物呢，内容是伪政权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各种东北土产品，如各种矿产、水产以及各种标本、古玩和瓷器等。
日满的亲善关系，使两国宗教信仰也一致，这是日本的国策
后来我听说关于这个接伪神的阴谋，日本早有计划。有两件事（后一件事是我听说的），我愿说一说：
一、在1939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指挥日寇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苏蒙同盟军把它粉碎（即诺门汗之战役），由于侵略失败，跟着他就被撤职。当他临回日本之前，向我告辞的时候，他对我表示过，日满的亲善关系，如果将能使两国宗教信仰也一致，那就更好。当时，我想是他个人的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的国策。
二、（这是我听说的）这个接伪神的事，关东军早有计划，没想到日本国内的本庄繁不赞成这事。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曾派人和他疏通。（我想本庄并不是反对日寇宗教侵略，这只是他的老奸巨滑，他不主张急进，而是取稳进主义的宗教侵略而已。还有早在伪宫旁，在我没到日本之先，就竟准备了伪神庙的奠基。）1940年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吉冈安直通知我上日本见裕仁，迎接伪天照大神。吉冈说这是表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说日满宗教必须一致。我问他：满洲本有宗教，何必多此一举？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奉军司令官命令通知我的，这是日本既定方针，没有任何犹豫余地。（我听谷次亨说，星野直树伪总务长官曾在伪国务院向谷次亨、丁波说，迎接伪神这是日本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形下，丧尽人格无耻的我，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后来，吉冈又给我一张字纸，限制我对裕仁所谈的话。他令我向裕仁表示：“我根据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我衷心愿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等我到了日本，见裕仁的时候，我便掏出吉冈给我的字纸，一面看，一面向裕仁说的。等我说完了，这时候，裕仁便对我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愿意，我只得从命了。”他刚说完了这话，登时起来用手指着早已准备好了的一个桌子上摆的一个长方匣，还有三件东西，告我说，这就是神器。这一切说明，早由裕仁准备好了，不过是要我这伪满汉奸为
日本作这个傀儡戏而已。日帝自己不便把伪神搬到东北令人祭祀，想尽办法，勒令我做出这个历史上不灭的滔天罪行，来达到宗教侵略的目的。实现麻痹和奴役东北人民的罪恶阴谋，企图把东北人民永远变成殖民地奴隶，企图作更进一步地正式吞并中国东北的张本。在我把伪神接回的途中，吉冈安直取出一纸告诉我，这就是回国后颁发的《国本奠定诏书》的原文。他勒令我回长春，必须立即颁发这伪诏书。（这是伪总务厅嘱托佐藤知恭所拟定的，也就是星野直树所制定的。）这次又是由日本回来途中看见这伪诏书。上次回东北前，远藤柳作仅告诉我必须颁发伪《回銮训民诏书》，我只听了这名字。这次吉冈竟拿出早作好的伪诏书全文。这说明他们是在东京取得日寇同意的。回长春后，经伪总理张景惠把伪诏书拿来，经我签字颁发。又是日寇一连串地规定建立伪建国神庙，派桥本虎之助当伪祭祀府总裁，沈瑞麟当副总裁。规定对伪神庙失礼为大不敬，受严惩。头一次所谓大祭，规定我向它拜，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总理以下伪满汉奸大臣等都参加。又规定每月15日我向它拜。并令伪官吏、伪军都须向它拜，强迫学生以及市民向它拜。从此以后，吉冈安直随时令我向它拜。凡是在日伪报纸上登载日本侵略者打了胜仗，吉冈就令我上伪神庙拜，算是谢神庥保佑日寇得胜。后来日寇愈战愈败，报纸上尚掩饰说，前天皇军玉碎了多少，昨天又体当了若干。吉冈急急慌慌地令我赶紧到伪神庙祈祷神佑。就这样拜到日寇全面投降，一直到日寇强迫我上了通化大栗子沟，吉冈还跟我寸步不离，桥本虎之助还捧着伪神器，直到在沈阳被苏联军逮捕为止。在伪满时，吉冈由日本约来一人名笕克彦，说是给裕仁母亲讲伪神道的，足足地给我讲了好几个月，给汉奸官吏也讲。
附一 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换文（1932年3月10日）
（本庄繁，日本兵库县人。曾任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步兵第4旅旅长、驻华武官。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制造“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日本战败时后自杀。）
径启者，此次满洲国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附二 《日满议定书》全文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志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条款其应得适用我满洲国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善邻之关系，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既存之日中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胁，同时亦对于缔约国地方之安宁及存在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本议定书自签订之日即生效力。本议定书缮成汉文日本文各二份，汉文原文与日本文原文之间如遇解释不同之处应以日本文原文为准。
为此，记名两员奉本国政府之正当委任将本议定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订于新京。
满洲国国务总理 郑孝胥
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 武藤信义
附三 伪满宫内府概况（赵建平著，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
伪满的“宫内府”，就是旧日所称的“皇宫”。那时日本人不准叫“皇宫”，乃沿用日本“宫内省”的名称，把伪满的“皇宫”叫做“宫内府”了。
最初，也不叫“宫内府”，叫“执政府”。当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国体还是标榜“共和”，不是“帝制”，溥仪当时任“执政”，年号“大同”。到1934年，国体变更，改为“帝制”，溥仪做了“皇帝”，于是原先的“执政府”就改称“宫内府”了。
“宫内府”里，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宫内府”职员办公的地方，另一部分是溥仪个人居住的地方，当时叫作“内廷”。内廷与办公的地方有一道门为界，叫作“中和门”。门这边（北边）是办公处所，门那边（南边）就是“内廷”。内廷里有一座二层楼的古旧建筑物，原是旧日吉黑榷运署。整个“宫内府”就在旧吉黑榷运暑的旧址。一般建筑物大都是利用旧的改造修理，加以修饰，不过比过去较为整齐美观些罢了。后来又增建了一些新的楼房以应需要。新建筑的琉璃瓦二层楼叫“同德殿”，是溥仪白日游息之所。另外有“嘉乐殿”是举行什么典礼时赐宴的处所。另有“清宴堂”是一部分为宫内府办公用和尚书办公用，上面也有一个“赐宴场”和溥仪的私人“祭祀堂”（祭祀祖先、供有灵位）。其中以“同德殿”较为富丽堂皇，全为钢筋的新式建筑。当时工费用去200万元。取名“同德”者，乃“日满一德一心”之意。溥仪仅白天在这个殿里游息，仍然居住在原先那个旧楼（这旧楼名为“缉熙楼”，一般称作寝宫）。至于“嘉乐殿”仅为大典时赐宴场所。如在“建国节”（三月一日）、“万寿节”（溥仪生日，正月十四）等节日对臣下赐宴时即在此宴会。
在“缉熙楼”里面，楼上是溥仪夫妻居住的地方。他们是分居的，西边半部由溥仪居住，东边半部由溥仪的正妻婉容居住（当时叫“皇后”，为荣源之女）。楼下有会客室、餐室等。……再边一些有一座小花园，里面种些花木；还有些平房，里面有球房、电影放映室等。溥仪也常在这里游息。关于内廷部分的情形大致如上所述。
中和门北边，即“宫内府”职员办公的地方。原先榷运署的一坐旧楼，执政府时代为“勤民殿”，也就是傀儡皇帝正式坐殿朝见的地方（遇有典礼或正式“觐见”的时候）。后面有一间溥仪个人的办公室，但不常用（因为没有什么公可办，有些事情他在“缉熙楼”的房子里也就办了）。在楼下有几间宽大的客厅式房屋，名叫“候见室”，是来府中觐见皇帝的人等候的处所。里面的设备和一般客厅的设备一样。对外宾有外宾的屋子，对本国人有本国人的屋子，外宾用的无事时不开放，本国人用的经常开放，因为差不多每日都有来“觐见”的人（如各部大臣、特任官员等常来府觐见）。所谓“觐见”有两种：一种为正式朝见，就是皇帝坐殿，由侍从武官长、侍卫武官长率领武官、侍卫官、宫内府大臣等陪立，觐见人按规定礼仪到殿中“觐见”。但不行跪拜礼，只几次三鞠躬礼（进门时一次，至殿中央时一次，到了皇帝面前又一次。退出时也要如此）。外宾则赐以握手表示亲密，本国人则无之。
在“勤民殿”外左侧，有日本宪兵的住所。在这里有一个精通中国话和明白中国事的班长，率领几个日本便衣宪兵，监视“宫内府”中国人的思想、行动。每天向宪兵司令部作报告。一般中国人对他们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敢接近他们，但在表面上还是很有礼貌的。
“宫内府”行政首长改叫做“宫内府大臣”，由中国人担任（在执政府时代不叫大臣，叫“府中令”）。设有“次长”一人，由日本人担任（执政府时代没有次长）。另外设有几个“处”。一是“总务处”，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处长原先是中国人（许宝衡），以后换了日本人小原二三夫，处里面分设综理科（人事部门）、文书科（文件、公事、打字等）。二是“内务处”，处长是中国人刘杰三，内设需要科（购买物品等）、会计科（金钱出入）、营缮科（修缮、建筑、工程、电话等）。三为“近侍处”，处长中国人佟济煦，内分典守科等等，专管内廷的事务。四为“皇宫近卫处”（警卫宫内府事务），内设总务科、警卫科、保安科等。五为“侍卫处”，设有侍卫官十余人，以备皇帝的差遣，出入内外办事。六为“侍从武官处”，有武官长一人，下有武官数人（这是由军政部派遣到“宫内府”服务的，以备皇帝的派遣，外出到军队办事，平常在正式觐见时，由武官长率领陪侍）。七为“掌礼处”，处长中国人罗振保，内设有典礼科等掌管典礼事项，如有大典和正式觐见等一切礼仪均由此处掌管。
另外有“会计审查局”。有局长一人（中国人林槃）和审查官数人，掌管府中金钱开支的审查事项。还有尚书府，有大臣一人（中国人袁金铠），下有秘书官长、秘书官数人，掌管满洲国玺及“皇帝之宝”的印信，事务很少，与其他机关的监印官相似。“尚书府”本来是一个独立部门，因为事务上的关系与“宫内府”有联系，因此设在“宫内府”一起了。
“宫内府”的全体职员包括日本人大约在200人左右。内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占比例数最多的还是警卫人员，约占中国人的半数。日本人各处都有，凡是重要的科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如综理科、会计科、警卫科等等），不重要的由中国人担任。有职有权的自然是日本人，中国人仅坐椅子、打戳而已。处长级的中国人，亦大半如此。会日本话的还比较好些，不会日本话的，有好多事情都不过问，由日本人独自专行。这是伪满时代的伪官吏的一般情形，不独“宫内府”如此。
“宫内府”全年经费定为80万元（伪满币），为一般职员工薪及一切开支之用。如有特别需要，可由国务院支出“特别会计部”的经费。另外有80万元的“帝室经费”，这是供给皇帝个人的用途，“内廷”及溥仪个人所用的一切费用均由此支出。溥仪个人用款平均需月约66000多元，生活是很优越的了。
在“执政府”时代，由中国人宝熙担任“府中令”；到了1933年（大同三年）改为“宫内府”，即由沈瑞麟任“宫内府大臣”；到了1936年（康德三年）时，沈瑞麟转任参议府的参议，乃由熙洽任大臣，直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
附四 溥仪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证词（1946年8月19日）
“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你本身、部下及满洲国人民的宗教思想？”
“梅津（关东军司令官）奉日本政府之命，逼我接受神道精神，在宗教方面加强压迫。日本一方面用武力侵略，另一方面实施宗教的侵略，企图奴化全世界。也就是把东三省作为神道侵略的试验地，在这种侵略之下，我的手、口都被封住，被剥夺了宗教、甚至一切的自由。但是，我内心绝对反对神道的侵略……以后，根据梅津的命令，吉冈强邀我到日本去见日本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将其中的剑与镜交给我带回满洲。”
这个时候罗于辩护人提出抗议说：“证人的证词脱离了讯问的范围很大，而且起诉书上也没有提到宗教的侵略问题。”
肯南检察官也承认：“证人的证词，脱离了讯问的要点。关于证人到日本旅行这一事实，可以另予质询。”但他对宗教的侵略问题，却大声强调说：“日本拿神道作为工具，把它扩大到中国甚至全亚洲，来控制人民的心理、精神、希望和行动。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它绝不是单纯的宗教的支配。还有另一种恶毒的目的存在。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利用神道为手段，侵略中国及整个亚洲地域，借着这种宗教的信心和冲动，来达成日本的侵略目的。”
而对神道侵略手段的罪恶行，加以猛烈的抨击，审判官也同意其看法，乃批驳了辩护人的抗议。
“什么时候天皇交给你剑和镜子？”
“1940年。”
又说：“据日本古代神话说，镜子是象征天照大神。”
此时，鹈泽辩护人提出抗议说：“日本的神道，在学者、政府、政治家之间意见仍不一致，迄今尚未获得结论。日本政府并没把神社当做宗教。证人所谓的神道，是不是指神社的神道而言？既然立于作证，希确实指明当时的实际负责人，以免误会。”
对此，威普审判长批驳说：“辩护人的抗议事项，涉及真实性问题，与本证词无关。至其真实性如何，辩护人方面以后得提出证人或证据，予以反证。”于是继续讯问：“你受自日本的宝物之中，你所了解的镜子所含的意义是什么？”
“天照大神说：看到此镜子等于看到我一样。”
“你亲自把宝物带回满洲国去的吗？”
“是的，这件事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耻辱。”
“按照神道的实践，回国后是否修改了法律？”
“组织法第九条修改，插入神道一条。日本的企图非常明显，想奴化中国、南洋、甚至整个世界。”
“我们子孙万代，万不能接受这种耻辱。对满洲的耻辱，就等于对中国的耻辱。当我把日本的三种神器带回去后，全家都号啕大哭。”
“为什么只给你镜和剑，而没有给你钩玉？”
“不知道什么意思。”
“神道的实践是自由还是强迫？”
“完全出于强迫，强迫军队、学校及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公务员和全体人民，一律要崇奉这种神道。而且法律规定，如不崇敬神社，应处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
“议定书及其他的条约中，明明称为满洲国，何以没有宗教的自由，甚至皇帝本身也没有宗教的自由？”
“当然我们毫无信教的自由。”
“所谓神道是否是使满洲人崇敬皇帝？”
“完全如此。”
“是崇敬日本天皇，还是崇敬满洲皇帝？”
“三种神器是代表日本天皇，偕此奴化满洲。”
“请你把尊敬的意思说清楚一点。”
这个时候审判长发言说：“这句话的意义，非常清楚，不用解释，不得另作暗示。”
溥仪接着说：“崇敬的意思，就是要崇拜日本天皇。”
“在满洲定此法规，是由日本强迫实施的。”
“在满洲有没有设置最高祭祀官？”
“有。最高神职官是桥本虎之助中将，通称奉祭官。桥本曾历任参议府副议长，全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