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为了缩小真实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距而选择伪装，他所有的伪装措施最终只会使这种差距更大。但由于理想化形象有非常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必须坚定不渝地继续努力并对其做出妥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采取了很多方式，其中的一些方式将放在下一章讨论，这里只探讨一种不大为人所知，但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却尤为深刻的方式。
我把这种方式叫作“外化作用”，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把内心过程想象为发生在自身之外的事情，并且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它与理想化形象一样，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但理想化形象对现实人格的润色和再造停留在自我的范围内，而外化作用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而言之，患者在理想化形象中可以找到逃避基本冲突的避难所。但是，当现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之间的差距太大，且难以承受精神的紧张时，他便不能再从自己这里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彻底逃离自我，把发生的一切都看成自身之外的事情。
这种现象有一些属于投射行为，指的是把个体问题客体化。(20)即把自己主观上拒斥的各种倾向或品质归咎于他人，并认为是别人的责任。比如明明自己有不忠、充满野心、支配他人、自以为是、温驯等倾向，却怀疑别人有这种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一词用得完全正确。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种更加全面的现象，推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个体不仅把过失当作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还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作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会为弱小国家的被压迫者深感不安，却不能意识到自己受到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但对别人的绝望却感同身受。由此可见，外化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体意识不到他对自己的态度。比如，他对自己恼怒时，会觉得是别人在对他恼怒。或者，他会把自己对自己的恼怒当作对别人的恼怒。此外，他不仅会把自己的不安，还会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都归因于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当作天成，把好心情归因于好天气，等等。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生活的好坏皆取决于他人，那他自然会一心想改变、改造、惩罚、影响他人，或者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干涉。这样一来，外化作用便导致他对他人产生依赖。但是，这种依赖不同于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所造成的依赖，它还导致了对外在环境的过度依赖。这个人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习惯早睡还是晚睡？任职于哪个团体？这些都会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这样，他便具有了荣格所谓的外倾性。但荣格把外倾性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却认为这是个体试图用外化作用消除冲突的结果。
外化作用的另一个必然产物是痛苦的空虚和肤浅感。但有时这种感受被放错了位置，个体不是感到情感上的空虚，而是感到胃部的空虚，于是通过强迫进食来驱除这种感觉。或者，他会害怕自己因体重不足而像羽毛一样被吹得到处飘摇——他觉得，狂风一来便会把自己卷走。他甚至会说，如果对自己彻底分析一番，那他将什么都不是，空剩一副躯壳。神经症患者的外化倾向越彻底，他就越像一个幽灵，只能到处飘摇。
以上就是外化作用的内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帮助个体缓和真实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不管患者在意识层面怎样看待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分歧都会在潜意识中造成痛苦，并且患者越是把自己认同为理想化形象，这种痛苦程度便越深。大多数时候，潜意识反应表现为自我鄙夷和自我恼怒，并有压迫感，这些感觉不仅极度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削弱了他的生活能力。
自我鄙夷的外化表现形式可以是藐视他人，也可以是感到被他人藐视，两者常常并存。至于哪种形式更突出，或者更有意识，取决于神经症性格结构的整体情况。个体的攻击性越强，越觉得唯我独尊，便越容易藐视他人，脑子里越不会有被别人藐视的感觉；相反，个体的顺从性越强，便越容易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对于因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的高度而产生的自责情绪也就越强烈。相较于前者，后者带来的影响有很大的危害性，它使个体变得羞怯、做作和退缩，一丁点儿的爱或赞美都会让他感恩戴德，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同时，他也认识不到真诚友善的存在，却昏然地把它们当作自己不配拥有的施舍。他在盛气凌人者面前会变得束手无策，因为他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跟他们的想法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应当被蔑视。然而这些反应会滋生怨恨，而这些怨恨一旦被压抑，日积月累之后，就会有很强的爆发力。
另外，以外化形式体验自我鄙夷还有它独特的主观价值。个体的自我鄙夷会摧毁他所有虚假的自信，把他推到崩溃的边缘。虽然被他人鄙视也非常痛苦，但个体总还有希望改变他人的态度，也可以以德报怨，或者在心中暗自认为别人不公平。但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那便连一点儿希望和可能都没有了。神经症患者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所有绝望感都会凸显出来，他不仅会开始藐视自己的弱点，还会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很可鄙。于是，连他的优点也被带到了这种自我鄙夷的深渊。换言之，他会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把这看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认为自己已无可救药。这让我们认识到，在治疗过程中不要轻易去触碰患者的自我鄙夷，要等到他的绝望感已衰退，并且不再死守理想化形象时，再去触碰。只有此时，患者才可以面对它，并且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是因自己严苛的标准而产生的。在对自己宽容一些之后，他会明白这种情形并非无法改变，那些他所反感的品质并非真的可鄙，那只是他最终需要克服的困难。
患者认为自己就是理想化形象的这一幻觉对他来说十分重要，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他对自己的恼怒，以及这种恼怒的方方面面。他对自己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的高度而感到绝望，甚至是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他总是赋予理想化形象以万能的属性。不管他在童年时多么命途多舛，自以为万能的他，认为自己应当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碍。尽管他在理智上认识到自己神经症性纠结的严重程度，但他还是会因为自己没能排除这些纠结而极为恼怒。在他面对相互冲突的内心驱动力，并且意识到哪怕是他也不可能实现相互矛盾的目标时，这种恼怒便会达到巅峰。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便会立刻陷入恐慌状态的原因。
自我恼怒有三种主要的外化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为当患者无须隐藏敌意时，可以轻易地表露出怒意。对他人的怒意表现出来，要么是普遍意义的愤怒，要么是对他人身上那种自己厌恶且自身也有的缺点的愤怒。下面这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个患者抱怨丈夫做事总是优柔寡断，但由于所涉及的事情都无关紧要，所以她的愤怒就显得不合时宜。在了解到她自己就非常优柔寡断之后，我就暗示她，她的抱怨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优柔寡断进行毫不留情的指责。听我这么一说，她突然发疯似的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自己撕成碎片。在她的理想化形象中，她是那么果断，所以她根本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有任何软弱之处。然而，她的这种戏剧性的反应在第二次访谈时却被全部忘掉了。她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外化倾向，但还没做好放弃它们的准备。
第二种表现形式为患者总是害怕或期望自己的过失会激怒他人。当患者确信自己的某种行为会激起他人的敌意时，如果他没有遭遇别人的敌对反应，反倒会不知所措。比如，有位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是想当一个大善人，就像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主教一样。但她吃惊地发现，每当她立场强硬或发怒时，人们反倒比她表现得像圣人时更喜欢她。我们从这种理想化形象中能够猜到，患者的主导倾向是顺从。她的顺从倾向产生于对亲近他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因为她对敌意的期待而大大增强。顺从倾向的增强实际上正是这种外化表现形式的主要影响，也显示了神经症性倾向是怎样不断地在恶性循环中相互增强。在这个案例中，强迫性顺从由于圣人式的理想化形象而得以增强，驱使患者更加自我轻视。由此而产生的敌意冲动激起了对自我的愤怒，而怒意的外化使她更加畏惧他人，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她的顺从倾向。
自我恼怒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躯体的不适。当患者还未意识到他是在对自己恼怒时，会引起相当严重的生理紧张状态，可表现为肠胃不适、头痛、疲乏等。一旦有意识地感受到了这种自我恼怒，他所有的这些症状便会闪电般消失。大家可能会不解，究竟是该把这些生理性表现称为外化作用，还是该把它们仅仅当作被压抑的愤怒所造成的生理性结果。事实上，我们很难把这些表现同患者对它们的利用区分开来。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问题归咎于躯体的不适，从而又归咎于外在的因素。他们总想去证明自己没有精神问题，只是因为吃错东西而肠胃不适，或是因为过度劳累而疲乏，或是因为空气潮湿而关节炎发作，等等。
至于患者通过外化自己的愤怒会有何后果，我们认为它与自我鄙夷一样。不过，有一点还需要特别提一下，那就是我们很难判断他会走向何种结局，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这些自我破坏性冲动的真正危险。在第一个案例中，患者只是暂时有过撕碎自己的念头，但精神错乱者真的会这么做，他可能会自残。(21)我们可以认为，若不是因为外化作用，可能会有更多的自杀事件发生。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自我毁灭性冲动的力量，提出了自我毁灭性本能（死本能）——但是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地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的治疗方法。
内心驱迫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理想化形象的权威性控制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做再高的估计也不为过。它比任何外部驱迫都可怕，因为后者起码还允许患者有内心自由。病人大多意识不到内心的驱迫感，但是，一旦这种驱迫感被消除，病人便如释重负，获得内心的自由。内心驱迫感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压而进行外化，这与对支配地位的神经症性渴求的外在表现相同。两者的区别在于，驱迫感代表的是内心压力的外化，主要并不是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还是为了把使自己恼怒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而不考虑别人快乐与否。
除了以上外化表现形式，内心压迫感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它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哪怕一丁点儿类似于威胁的东西都神经过敏。每个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这种过度敏感很常见。它并非全部发自自我施加的驱迫。有时是患者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对支配的需要，因此而愤恨难平。例如在超脱型人格中，患者强迫性地坚持自我孤立，使他对任何外在压力都非常敏感。把潜意识中自我施加的束缚外化是一种隐藏得更深的病因，但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经常忽视这一点。这尤其令人遗憾，因为它常常会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中形成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暗流。即使医生已经明确指出了他在这一点上如此敏感的原因，病人还是会拒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较量尤为激烈，因为分析医生确实想使患者发生一些改变，他真诚地表明自己只是想帮助患者找回自我，找回他生命中的内心之泉，但他丝毫不为所动。那么患者会不会受到医生无意之间造成的影响呢？事实上，由于患者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样，也就无法抉择应该接受什么或者拒绝什么，医生并不需要因为不想强加给患者自己的观念而谨言慎行，因为他是否这样做都没什么差别。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是苦于内心驱迫才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所以只好青红不分地反对外界任何试图改变他的想法。实际上，这种无效的斗争不仅见于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还可能发生在任何亲密关系中。只有对患者的内心活动进行分析才能终结这种行为模式。
然而复杂的是，患者越是屈从于理想化形象的苛刻要求，便越会外化表现这种屈从。他会急不可耐地想达到分析治疗师——或其他任何人——对他的期望，或者说是他自以为的他们的期望。他会表现得非常顺从可欺，但同时又积聚着对这种“驱迫”的怨愤，最终他可能会把每个人都看作处于支配地位的角色，于是对谁都非常怨愤。
那么，个体通过外化表现自己的内心束缚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呢？答案是：只要他相信内心束缚来自外界，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哪怕只是在心中反抗。同样的，他也可以回避外界强加的限制，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更重要的是：承认内心驱迫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并非理想化形象的样子，而这会引出诸多麻烦。
这种内心压力是否会表现为生理症状？症状的程度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与哮喘、高血压、便秘等疾病有关，但我在这个方面的经验并不丰富。
最后要讨论的是与理想化形象相反的各种特质及其外化表现。这主要是指单纯通过投射作用产生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患者觉得那都是他人的特质，或者认为这些特质都是由他人造成的。这两种过程并不一定同时发生。在后文所举的例子里，我们将重提一些与之相关的事情，这些实例可以帮助我们对投射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
A是一个好酒贪杯之徒，总抱怨他的情人对自己不够体谅。而在我看来，他的抱怨站不住脚，或者真实情况根本没到A所说的那种程度。在局外人看来，A的内心冲突十分明显：一方面，他屈从迁就、性情温和、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又咄咄逼人、待人苛刻、狂妄自大。于是，就会发生攻击性倾向的投射作用。不过，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攻击性倾向只不过是强硬型人格的一种自然成分，其最突出的特质还是善良——自圣方济各(22)以来还没有谁像他一样善良，也找不出比他更完美的友人了。这种投射作用是不是对理想化形象的讨好呢？当然是！但它也使个体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自己的攻击性倾向，从而免于遭受内心冲突。我们看到A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不能摒弃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强迫性的；但他也无法放弃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因为这样他的人格才不至于分裂。投射作用便是走出困境的一条道路。这种投射作用代表了一种潜意识层面的双重性：它既能够使个体提出各种狂妄自大的要求，同时也能使其具备理想友人的各种品质。
另外，A还怀疑他的情人对他不忠。这种猜疑毫无根据——她爱他就像母亲爱儿子一样。事实上，A自己倒有拈花惹草的癖好，只是秘而不宣罢了。为此，我们可以认为A的抱怨是他以己度人而产生的一种报复性恐惧，他是在为自己辩护。我们也考虑过是否可能有同性恋倾向的投射作用，但这种考虑无助于说明情况，线索还是在A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奇怪态度上。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风流韵事，只不过在回忆时不能再现这种记忆罢了，因为它们不再是活生生的生活体验。相反，在描述情人的不忠时，他倒说得活灵活现。这便是他对自身经历的外化作用，其功能和上一个例子一样：使他既可以维持理想化形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性及各种专业性团体中的权力游戏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玩弄权术常常是在意识层面想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是在潜意识层面的进退两难，类似于上面那个例子。如果是这种情况，玩弄权术便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双重性表现。它使得我们既可以在争斗中运用阴谋诡计、玩弄权术，又可以不让理想化形象留下污点，同时它又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把对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视都倾倒在别人头上——更绝妙的是，先倾倒在那些我们想击败的对手头上。
总的来说，个体最常见的一种外化作用方式，就是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尽管他人根本没有他遇到的那些问题。许多病人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就会马上开始说自己的童年经历，认为这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他们会说，他们现在对驱迫感非常敏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咄咄逼人的母亲；他们现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羞辱；他们报复心很强，是因为幼时受到过伤害；他们很内向，是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可以理解自己；他们性压抑是因为从小被清教徒熏陶和教养；等等。虽然医生与患者通力合作去理解童年经历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对分析童年经历的过分关注会使他们一无所获，只能原地打转，并且会让医生对当前作用于患者内心的各种力量失去探索的兴趣。
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异常强调支持了患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来仔细检查一下其中有多少是真理，又有多少是谬论。诚然，患者的神经症始于童年时期，而且他所能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涉及他对自己已有的具体发展类型的理解。的确，他也不是神经症的罪魁祸首，是环境的影响使他身不由己，只能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但是，医生依然应当向患者讲明童年经历并不是导致其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具体讨论如下所示。
患者错就错在过于关注那些童年经历，而忽视了以其为基础、在他内心已经形成的冲突性力量，也没有意识到此刻正是这些力量在他身上起作用并且导致了他当前的各种困难。比如，他小时候见过太多虚伪，这可能是他现在愤世嫉俗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只把自己的愤世嫉俗归咎于自己的童年经历，便忽视了自己目前对愤世嫉俗这种特质的需要——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他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此外，他总是在自己负不了责任的时候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却又拒不担责。他总是在提童年经历，就是为了告诉自己，他的那些失败是身不由己，同时他还觉得自己历经童年困苦却仍毫发无损，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基于此，患者之所以会将自己的问题归因于童年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要怪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它使患者接受不了自己过去或现在存在缺陷或冲突。更重要的是，他对童年经历的喋喋不休是一种逃避自我的特殊方式，这使他仍能维持勤于自审的幻觉。由于他把问题外化了，所以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力量；他也无法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是推进器，那么只好把自己看作一个被推下山坡的球，只能一直往下滚动；或者把自己看作一只实验用的豚鼠，一旦设定好实验条件，命运便永远被注定了。
患者对童年经历的片面强调是其外化倾向的确切表现，因此，每当我见到这种态度时，我便知道，这个患者已完全偏离了自我，并且还在继续被驱迫着远离自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个推断还没出过错。
在梦中也有外化倾向的作用。如果患者梦见他的分析治疗师是一个监狱看守，或者梦见丈夫把自己想通过的那扇门一下子关上了，或者梦见在通向自己很想去的目的地的路程中受到意外的干扰或障碍，那么这些梦就代表着患者试图否认自己的内心冲突，想把它归咎于外在的因素。
那种外化倾向泛化的患者给分析治疗带来特殊的困难。他来看病就好像看牙医一样，只是期待着分析治疗师去进行治疗，而治疗过程却跟自己没太大关系。他对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都很感兴趣，但对自己的神经症则全然不顾。他对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困难处境可以大说特说，却不愿思考自己在其中的表现。若不是他的妻子有这么严重的神经症，或者若不是他的工作这么令人烦心，他便相当正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完全意识不到情感力量对他的内心可能造成的影响。他害怕鬼魂，害怕盗贼，害怕暴风雨，害怕周围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风云，但从不害怕自己。他最多会因为自身问题能给自己带来思维或艺术上的乐趣而关注到它们。但是可以说，只要他在精神层面没有存在感，他就不可能把从中得到的任何见解运用于自己的实际生活，因此，虽然他比别人更加了解自己，但还是不能做出什么改变。
所以说，外化作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病人疏离了自我，而这正是神经症所固有的。随着自我的消灭，内心冲突也自然会被逐出意识范畴。但是，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加喜欢责难他人、报复他人、畏惧他人，结果内心冲突就被外在冲突取代了。更明确地说，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剧了最早引起整个神经症过程的冲突，即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