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冬天。那天，大烟泡儿铺天盖地地刮了一整天。我在二队里的猪号里干完活，刚吃完晚饭不久，饲养棚的门被推开了，是我的一个在场部兽医站工作的同学。看着他一身雪花像个雪人一样突然出现我的面前，心里很是惊讶。从他那里到我这里，要走整整十六里的风雪之路呀。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他不容分说，让我赶紧穿好衣服，匆忙地拉着我就往外走。外边的雪下得正猛，我们两人冲进风雪中。白茫茫的一片，立刻吞没了我们。
一路上，我才知道，他们兽医站有一个叫作曹大肚子的人，是钉马掌的，不知怎么听说二队出了我这么一号人，挨整后发配到了猪号。同学告诉他“这个肖复兴是我的同学”，而且，还告诉他我特别想看书，把从北京带去的一箱子的书都翻烂了……只那么随便地一聊。就在那天傍晚要下班的时候，曹大肚子对我的这个同学讲：“你让你的那个同学肖复兴来找我！他不是爱看书吗？”
“你听听，他这口气，不小呢。我这不立马儿就跑来找你，不管他是真有书还是假有书，明天一清早，他来上班看见你在兽医站等着他呢，先表明咱们心诚。”
他想得真周到。那时，队上只有队部里一部电话，根本不会为我跑到猪号那么老远去传电话，他只好跑那么远，顶着风雪来回三十二里的奔波，我心里翻起一阵热浪头。
虽然对这个曹大肚子心存疑惑，但也幻想着他备不住会藏龙卧虎，别错过了机缘而遗憾。书，仅仅是为了书，而不是如今时髦的美景或美女什么的，竟然也能够有如此**，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样，立刻燃烧起腾腾的火焰，从心里一直蹿到天灵盖，让我们有一种“远道赴约绝对不能迟到”的蓦然而起的冲动。
我们两人急匆匆往兽医站赶，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夜里，竟然走出了一身的汗。第二天一清早，曹大肚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的同学向他介绍我的时候，我看出他有几分惊讶。没有想到风雪之中我们是如此神速。
第一印象，是很深刻的：中等个儿，很胖，穿着一身旧军装，挺着小山凸起般的大肚子，双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上面，似乎根本没有看我，有几分傲慢地问我：“你都想看什么书呀？写个书单子给我吧！”
我当时心想，莫非这家伙真是有藏书，还是驴死不倒架摆这个派头？因为昨天夜里和同学在一铺炕上睡觉时，我已经向同学打听清楚了，他以前是我们农场办公室的主任，当过志愿军，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到北大荒的时候，从辽宁的沈阳军区来到了北大荒，1965年开发大兴岛时，从七星河调到这里。“**”里倒了霉，被打成走资派批斗之后，发配到兽医站钉马掌。
听他说话的那口气，似乎不容置疑，半信半疑之中，我写下三本书的书名。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本是伊萨科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一本是艾青的《诗论》。说老实话，我心里是想为难他一下，别那么牛，这三本书就是在北京当时也不好找，别说在这荒凉的北大荒了。我是不相信，这样三位老人，能存活在一片风雪荒原之上的。
谁想到，当天的下午，他来兽医站上班，把用报纸包着的三本书递在我的手中，打开一看，一本不差，还真的是这三本书。我对他不敢小看，不知水到底有多深。
在北大荒最后的两年多时间，曹大肚子那里成了我的图书馆。但是，每一次借书，他都要我写个书单子，他回家去找，这成了一个铁打不动的规矩。一般他都能够找到，如果找不到，他就替我找几本相似的书。他从不邀请我到他家直接借书。我也理解，既然藏着这么多的书，他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要知道那时候这些书都是属于“封资修”，谁想引火烧身呀？况且，他正在倒霉，一顶走资派的帽子拿在群众的手里，什么时候想给他扣上就能够扣上。如果加上他借这样的书给我，一条罪状：腐蚀知识青年，够他喝上一壶的了。我便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借书关系，每一次都跟地下工作者在秘密交换情报似的。破报纸里包着的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
曹大肚子的书，帮助我抵挡了身边的孤独，内心的苦闷，还有日复一日的无聊与漫长。在我二十四岁到二十七岁那三年的时间里，那些书帮助我迈过了人生关键的门槛，让我觉得即使是孤独和苦闷也是美好的，即便一身衣衫褴褛，心里也感到是富有的，足以抵挡眼前一切的风雪弥漫，好像总会觉得有什么美好的事情，有谁远处的呼唤，会在寒村荒原上发生、回响。
记得第二年的开春，我在二队播种，站在播种机的后面，看着大豆的种子一粒粒地撒进地里，远处朦朦胧胧闪动着绿茵茵的影子，忽然感觉就在那一刻，地头上走来一个女知青的影子，像是我童年时结识的女友，她一步一步姗姗地远远向我走来，我竟然那样不管不顾，立刻从播种机上跳了下来，向地头跑了过去。跑到了地头，见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但那片刻涌动在心头春潮一般的幻觉，是那样让我难忘，尽管也是那样可笑。那一切包括可笑在内的美好幻觉，和如同泡影一样瞬间破碎的想象。我知道，都是从那时读过的书中得来的。那些书，都来自曹大肚子。是他的那些书给予我这些幻觉和想象，让我可笑，却不再可怜，而有了旁人所没有的自我感动，甚至是激动人心的瞬间。
我曾经把这一时错觉和可笑的举动对曹大肚子讲过。我等待着他的赞赏，或嘲笑。但是，他静静地听我讲完，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过了几天，见到我，他对我说：“我没看错你，你一定会写出东西来的。”
我一直把曹大肚子当成我的知音，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发表一篇东西，但是，我已经悄悄地在写，而且一口气写了十篇散文。我曾经拿出其中几篇给他看过，他看后没对文章有什么臧否，只是问我：“你看过林青的散文吗？”我知道林青是北大荒的一位作者，和曹大肚子一样，都是1958年复员转业到北大荒来的那批军官。便告诉他，我初三的时候，买过一本林青的散文集《冰凌花》，是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完，他又问我：“林青还有一本散文集，你看过吗？”看我迟疑的目光，他接着说，“是《大豆摇铃的时节》，我应该有，我回去给你找找。我看你写的散文，和他有点儿像。”他说话不动声色，从来都是这样，但我能够感到他冷面中一份压抑或隐藏的感情。
在荒凉的北大荒，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人，私藏有这样多的书，不仅借我，还主动推荐给我看，好像他家里是一个无底洞，藏着我永远也看不完的书。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奇迹。对于曹大肚子，我有时觉得他是个怪人。我很想接近他，但他和我总是若即若离，像一朵缥缈的云彩，你总是摸不着它。说老实话，我想接近他，是因为心里总是充满好奇，这家伙到底藏着多少书？他越是不让我到他家去自己挑书，我便越是蠢蠢欲动，总想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
不过，这样的念头就像是皮球一次次被我压进水里，又一次次地浮出水面。心有不甘，又不忍心打搅他，生怕有什么闪失，或者惹他生气，断送了我好不容易从天而降的借书的道儿。
只是，这样的念头，像冻僵而未死的蛇一样，会在突然之间苏醒过来，吐着蛇信子，咬噬我的心，无比地难受。
1973年的深秋季节，我下决心不请自到去他家里一探虚实。之所以时间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晚上，我刚刚推开他家的篱笆门，一条大黄狗汪汪叫着就扑了上来，吓得我连连后退，那大黄狗还是一步就蹿了上来，一口咬在我的右腿上，把我扑倒在地。曹大肚子两口子闻声跑了出来，一看是我，把狗唤住牵过去后忙问：“咬着没有？”幸亏是秋深时候天冷了，我穿着厚厚的秋裤，才没咬伤我的肉。所以，那个惊魂未定的秋天，无形中加深了我对曹大肚子的印象。
外面的裤子和里面的秋裤都被咬了个大口子。这条大黄狗够狠的。曹大肚子不好再把我拒之门外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我迎进门。门旁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好奇地望着我，无疑是曹大肚子的老闺女了。
一进屋，我就四下打量，一间屋子半间炕，几把破椅子，一个长条柜。那些书都藏在哪里呢？莫非就像是安徒生的童话，伸手即来，撒手即去吗？曹大肚子的老婆让我脱下裤子，指着灶台边的另一间屋说：“我那儿有缝纫机，我帮你把裤子上的大口子缝上。”
曹大肚子把我请上热炕，给我倒了一杯热水，他那个小闺女一直在一旁好奇地望着我。我的心还在他的那些藏书上面呢，根本没有怎么注意他们这一家三口。我开始怀疑炕对面贴墙的那一面大长条柜，会不会把书藏在那里面？就像阿里巴巴的那个宝洞，只要我喊一声“芝麻开门”，就能够向我敞开里面的秘密？
曹大肚子知道我到他家来的目的，只是不请自来，让他没有料到。他还是像平常那样不动声色，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依然是老规矩，让我先写书名，然后拿起我写的书单子，没有任何表情地说了一句：“我帮你找找看。”看来我被他家狗咬的惊险举动，根本没有感动他。
记忆真是非常地奇特，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那天晚上写的书名，过去了将近五十年，记得还是非常清楚。我写的是陈登科的《风雷》、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费定的《城与年》、卡维林的《一本打开的书》几本书名。他让我等等，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屋。他的老闺女跟着他也出了屋。屋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一下安静了许多。幽暗的灯光下，对面的长条柜泛着乌光，像头睡着的老牛。他老婆替我补裤子轧缝纫机的声音，阵阵传来，一切显得有几分神秘，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我犹豫了一下，穿着一条秋裤，还是悄悄地跟着他走出了屋。他老婆踩着缝纫机的声音很响，像是响着我怦怦的心跳。只见他提着一盏马灯，走出屋子，往旁边一拐，进他家屋旁的一间小偏厦，那是一般家里放杂物和蔬菜的仓库。门很矮，他凸起的大肚子很碍事，弯腰走进去有些艰难。看他走进去了半天，我在犹豫是不是也跟着进去。
为什么要把他的秘密打破呢？干吗不让它就像是童话一样保留在他的心中，也保留在我的心中呢？况且，那条大黄狗正吐着舌头，蹲在偏厦门口不远的地方，凶狠狠地望着我，真怕我一走过去它就向我扑过来。
秋风瑟瑟，掠过树梢吹过来，吹得树叶子飒飒直响，吹得我身上有些发抖。但那时候我还年轻，到底忍不住好奇心的**，豁出去了，还是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胆战心惊望着那狗，还好，它没叫唤，也没扑过来。
走进偏厦一看，好家伙，满满一地都是用木板子钉的箱子，足足十几个，里面装的都是书。它们趴在有些潮湿阴冷的地上，像趴着一个个怪兽，冷眼嗖嗖地看着我。那一刻，我真的有些震惊，想不到一个老北大荒人，在那样偏僻的地方，居然能够有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书，他是怎么从沈阳那么老远那么费劲巴哈地搬了过来，又藏了下来呢？我心里暗想，这得花多少工夫、精力和财力，才能够做到啊。
曹大肚子正俯着身子，聚精会神地替我找书。我站在他的身后好久，他居然没有发现。门敞开着，风吹进来，吹得马灯的灯芯弓着和他一样的样子，和他胖胖弯腰的影子一起映在墙壁上，很像是一幅浓重的油画。那条大黄狗已经悄悄地走到了偏厦门口，翘起尾巴蹲在那里，我们都没有发现。
这时候，他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他先是惊讶得眉毛一跳，然后是嘿嘿地一笑，我也跟着他嘿嘿地一笑，我们的笑都有些尴尬。那一刻，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手正从箱子里拿出陈登科的《风雷》的上册。
从此，他家对我门户开放。在以后返城的日子里，我曾经写过一本小说，书名叫作《北大荒奇遇》，有人曾经问过我：“北大荒真的发生过什么奇遇吗？”现在想想，如果说我在北大荒真有什么奇遇的话，到曹大肚子家去探宝，该算是一桩吧？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不长，第二年的春天，我就离开了北大荒。离开大兴岛前，曹大肚子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晚饭，非常奇怪的是，他老婆炒的别的菜，我都记不得了，唯独曹大肚子端出的一盘糖拌西红柿，我总也忘不了。那个年代，还有保存到春天的西红柿，也真算得上是奇迹了。盘腿坐在他家炕上吃饭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夕阳辉映在他家窗户上那猩红的影子，总好像就在眼前闪动一样。现在，只要一想起那天他请我吃饭，我想起的就是那盘西红柿，就是那窗户上夕阳那猩红色的影子。
我一直这样认为，在动**的知青岁月里，唯有这三者给我们以默默的帮助和一点一滴的救赎：一是我们自己的爱情，一是当地质朴的百姓，一就是那些难忘的书籍。爱情是我们的一针补剂，百姓是我们的一碗垫底的酒（就像当时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那样：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够对付），书籍就是一帖伤湿止痛膏。我非常感谢曹大肚子和他的那些书，在那些充满寂寞也充满书荒的日子里，他家的那些书奇迹般地出现，从那些发黄发潮的纸页间，从那些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字里，跳出了无数神奇的神灵，不仅滋养了我贫瘠的感情和精神，帮助我拿起笔学习写作，还让我感受到荒凉的北大荒神奇的一面，让我对这片土地不敢小视、不敢怠慢、不敢轻薄，让那些逝去了的日子有了丰富而温暖的回声，什么时候只要在心里轻轻地呼唤一下，就能够响起遥远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