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文读书时教过我的老师，我都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唯独美术老师，连姓什么都没有记住。
她是代课老师，四十来岁，不苟言笑，总是很严肃的样子，比像刷了一脸糨糊板正的班主任老师还显得严厉。
那时，我刚上初一。中学有专门的美术教室，软硬件都很齐全，每人一把右边带拐弯的木椅子，是专门为美术教室定做的，方便一边听课一边画画，真的觉得中学就是和小学不一样，仿佛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每次上美术课，老师会给每人发一张图画纸，让大家在上面画。偶尔，老师教我们照石膏像写生；有时老师也会拿来她自己画的一张画，让我们照葫芦画瓢，但也只是偶尔。大多时候，是布置一个题目，让我们随意画，当场画完，交给老师，下次上课时，老师发下来，上面有老师的评分。她也不讲评，只是让我们画。
只有初一和初二两年有美术课，我已经忘记了是一周一节还是两周一节。美术课是副科，大家都不太重视，我还是很期待的，因为那时候我喜欢画画。我写过一篇作文《一幅画像》，里面写的就是我上数学课画画的事情。
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画画最好，他们都拜了画家吴镜汀为师，放学之后，常到吴镜汀家学画，然后第二天到学校来和我白话。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喜欢涂涂抹抹，虽然赶不上他们二位画得那样好，但总还是画得有点儿模样吧。当然，这只是我自己这样觉得，所谓敝帚自珍吧。
可气的是，美术课上每一次作业，这位老师给我判的分最高只是“良”，一次“优”也没有。那时候，我少年气盛，喜欢争强好胜，也因为每学年评定可否获得优良奖章，要求期末所有科目评分必须要在“良”以上，所以，我非常努力想画好，哪怕只是争取得到一个“优”也好。但是，每一次发下作业，看到自己的画上面，老师给我不是“中”就是“良”，很让我丧气，又很不服气，特别想找老师理论理论。但一想到她那张总是绷着糨糊的脸，就泄了气。
我各科的学习成绩都好，唯独美术课拉了后腿。但是，现实残酷，让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没有“优”就没有吧，命中注定，不是你的，就别再强求。希望“良”多一点儿而“中”少一点儿，就念佛了。到期末，这位老师总评分能够发慈悲给我个“良”，不耽误评优良奖章就行了。不过，说句心里话，每次发下作业，看到上面的评分，再看看老师那张冰冷的脸，都让我提心吊胆，心总是小把儿得紧攥着，生平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小命是掌握在这美术老师的手心里。
没有想到，初一这一年成绩册发下来，我打开一看，美术课一栏，给我的总评分是“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安慰地放进肚子里了。想想这位美术老师，还是挺善解人意的，起码懂得我的心思。再想想她那一张绷满糨糊的脸，也不觉得那么冷若冰霜了。再开学上美术课，我应该谢谢她高抬贵手才是。
初二开学第一节美术课，站在美术教室门口的，是一位高个子的男老师，姓邓，叫邓元昌，是正式从美专学院调过来的美术老师。那位女老师不再代课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美术课，是中学最不起眼的副科，美术老师相应地也处于教师队伍的边缘位置，清闲，却也不受重视。美术老师真正受到重用，是在“**”早期，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前悬挂的巨幅毛主席画像，花坛中矗立起来的毛主席挥手的巨型水泥雕像，都是邓老师主要在忙乎，其他老师当帮手。看他一个人站在脚手架上，挥洒着油画笔，或拍打着水泥，总会让我想起初一教过我一年的那位不苟言笑的女美术老师，如果她还在我们学校，也会和邓老师一起忙乎，有了她的用武之地。可是，我连她的姓都忘记了。每次想到这儿，我都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