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媒介
媒介的本来意思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在传播学的语境里，媒介也称“传播媒介”，通常是指那些传达、增大、延长人类信息的物理形式。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波特（William E.Porter）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
但是，我们今天通常会使用“大众媒介”（mass media）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大众传播媒介呢？大众传播媒介是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后才有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与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电视）等。因此，中国传播学者曾给大众传播媒介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路线上用机器做居间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杂志、电影、广播、电视诸形式。”[2]
2.媒介演变的四种形态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既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媒介从简单变复杂的发展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传播媒介的演变大体经过了如下四种基本形态：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3]
口头媒介。所谓口头媒介是指以口头语言为载体而进行传播的媒介。在口头语言没有出现之前，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随着口头语言的兴起，人类的传播体系出现了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通过口头语言，人类将知识、经验和信仰传递给下一代成为可能。口头媒介至今依然是人们采用的、同时也是最方便的一种媒介形式。这种状况正如施拉姆和波特所描述的那样：“几千年来，集市、市场、庙会一直在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打听消息，交流见解，插科打诨。如果一时没有集市、公共集会或者马戏班子前来演出这样的活动，人们也会想出办法，聚会起来交换信息。即使在今天，在亚洲的许多村庄里，洗衣服的时间仍然既是劳动也是进行社会交流的时间。在非洲，一种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商议的做法长期以来是部落居民对酋长诉说自己问题的场合。”[4]口头传播的特点是“面对面”，即必须以信息传递者和信息接受者的同时在场为前提，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这种缺陷正如菲德勒（Roger Fidler）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人际和广播传播的口头形式在细节和相关性上很丰富，它们本身在穿越时空时却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当故事从一个族群传递到另一个族群或是代代相传时，它们势必丢失了许多它们原有的意思和来龙去脉，最终变得不可理解或成了隐喻。”[5]
印刷媒介。文字发明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进步，但是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出现之前，文字的传播比较困难。在中国，古人最初是把文字刻在竹简、兽骨、青铜器和石头上，后来又书写在布帛上。在古埃及，人们是用树枝等蘸着染料把文字书写在一种宽而柔的草叶上，史学家称之为“纸草”。在古罗马，人们则是把文字写在羊皮上。纸的发明优于上述各种书写工具，可以说带来了一次信息革命。405年，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1045年左右，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405年，德国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对印刷技术进行了多种改革，印制了精美的《圣经》，人类历史从此走出“前印刷媒介”时期而进入印刷媒介时代。
印刷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远距离传播和长时间保存成为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印刷技术又催生了出版业。到1500年，200个欧洲城市已有1100多家印刷铺子，生产出了1200万本书籍、35000个版本。进入17世纪之后，报纸开始出现并迅速散布整个欧洲大陆。其后，各种类型的杂志纷纷涌现，书籍的印制也渐趋精美与讲究。一般认为，1890—1920年是印刷媒介的黄金时代。在这些年代里，读者群的数量猛增，出版商权力巨大，甚至可以轻易地捧红和毁掉政治家们。[6]然而，由于电子媒介的出现，印刷媒介的垄断地位开始削弱。
电子媒介。通过电磁波或电子技术去复制和传递信息的媒介，其传播工具包括电报、电话、有线和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
16世纪初，电磁学有了飞速发展，这就为后来的电子媒介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保障。1838年，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发明了电报机，进行3英里收发电报的试验获得了成功。电报的发明，拉开了电信时代的序幕，开创了人类利用电来传递信息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安东尼奥·梅乌奇发明了电话，[7]这实际上也为后来的有线广播解决了传声问题。1895年，电影正式出现。20世纪20年代初期，无线电收音机问世。1925年，英国人贝尔德研究电视成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普及。
电子媒介的出现，意味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由于电子媒介传递手段简单，无须中间环节，加之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信息种类大大增多，并可以给人们提供丰富生动的视听画面，所以，它一经出现，便受到人们的喜爱，听众和观众越来越多。而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种种印刷媒介被迫改变其内容和形式，以便能继续生存下去。而更重要的是，电子媒介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接受方式，并使一种新型文化的出现成为可能。切特罗姆（Daniel J.Czitrom）指出：“电影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它集商品和艺术于一身，并明显地引起广泛的爱好。”[8]事实上，每一种传播媒介的出现，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新媒介所创造的文化使旧媒介和与之伴生的文化不得不成为传统文化。
数字媒介。通过数字语言来编码和处理信息的媒介。主要包括电脑、互联网、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高保真音响、手机等。在中国，传播界也把手机看作继报刊、电影、广播电视、电脑与互联网之后出现的“第五媒体”。新技术将不断运用于这一媒体，从而使短信、彩信、IVR（互动式语音应答）、WAP（无线应用协议）、定位技术、摄像、拍照、上网等多媒体功能更趋成熟与丰富。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分析，理解数字技术的关键在于“比特”（bit）。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比特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开或关，真或伪，上或下，入或出，黑或白。出于实用目的，我们可以把比特想象成1和0。数字语言依靠二进制的计算系统，而不是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十进制系统。比如，当你数数的时候，跳过所有不含1和0的数字，得出的结果会是：1、10、11、100、101、110、111，等等。这些数字在二进制中代表了1、2、3、4、5、6、7等数字。在数字语言中，成串的比特根据限定的规则或标准集合，以组成名为字节、可被计算机轻易读取的“字词”。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如声音影像，都可以被数字化，也就是说都可以被简化为同样的1和0。[9]
与电子媒介相比，数字媒介具有更便捷迅速等诸多特点，它标志着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真正诞生，人类因此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人们也从原来对信息的被动消费而变为与信息的双向交流。尼葛洛庞帝指出，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因此，“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收个人化信息和娱乐的系统”。[10]而卡尔维诺则把这个时代看作软件启动硬件的时代：“软件指挥硬件和外部世界，硬件按照软件的要求而存在”，在这个时代里，“铁制的机器将会永远存在，但它们必须服从那些没有重量的信息单位”。[11]然而，这个时代的来临，也带来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如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问题、主体与客体的重新定位问题、人机同一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一定都与文学相关，却构成了我们思考文学的重要背景。
3.文学在传播媒介中的存在状态
文学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传播媒介中的，没有媒介作为其载体，可以说就没有文学。那么，媒介的不同，使文学具有了怎样不同的特点呢？
在口头媒介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谚谣、歌谣等。其中歌谣是人们传闻叙事、抒**感、表达意见乃至讥讽或颂扬的最普遍形式。因为它语句简单、声音和谐、便于流传。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反映百姓政治愿望的歌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常常利用谚谣进行宣传、鼓动和联络。如东汉黄巾军起义前就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像这样的歌谣都具有某种文学的因素。
口头媒介时期所存在的文学可称作“口头文学”或“口传文学”，它具有形式简短、合辙押韵、便于传唱并富有浓郁的民间色彩等诸多特征，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比如，鸿篇巨制的文学基本上无法形成，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也会因不断的修改和润色而变形走样。所有这些，都对文学的发展构成了某种限制。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文学实际上是指以印刷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文学。文学在印刷媒介时代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文学经典与文化典籍的大量印行、流通、传播和阅读，都与印刷媒介的运用有关。在我国，宋代散文的活跃，宋词的繁荣，明清白话小说的兴盛，都与印刷媒介密不可分。“尤其是明清白话长篇小说在城市民间的流行，直接与印刷媒介的普及相关。由于印刷媒介的运用，长篇小说这类篇幅巨大的文学作品的快速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这就为其在读者中批量发行和迅速流通提供了媒介条件。”[12]在英国，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的繁荣其实是印刷媒介发展的伴生物。根据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的梳理和分析，由于印刷媒介在18世纪已非常发达，所以它既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通俗小说（popular novel），也造就了一批作者队伍和阅读大众，而印刷商和出版商也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够左右文学的生产和消费。[13]
在印刷媒介时代，文学具有了种种新特点，但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文学的写作与阅读成为一种个人化行为。作家在其创作中虽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如考虑读者的需要、出版商的建议、书报检查制度的审查等），但作家是唯一的作者，这既不同于口头媒介时期文学作品在其流传中将会有无数个作者介入的情况，也不同于电子媒介时代准文学产品的集体生产。而读者的阅读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几个人一起读一本小说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陈平原认为：“读小说当然不同于听说书（或者拟想中的‘听说书’），不再是靠听觉来追踪一瞬即逝的声音，而是独自阅读，甚至掩卷沉思。读一遍不懂可以读两遍，顺着读不行可以倒过来读或者跳着读；不单诉诸情感认同，而且诉诸理智思考；不单要求娱乐，而且要求感悟启示。是的，读小说比听说书甚至读故事都要显得孤独，可正是这种‘孤独’逼得读者直接与书中人物对话并寻求答案。‘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阅读想象成一个提问和解答的过程，一个逼向意义的过程’；‘对于书面文学，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最平常的想象力——我们的追踪与发现，积累与解释，通过我们自己独立的努力取得故事意义的能力’。”[14]可以说，听说书是口头传播时期的一种文学接受行为，看电影是电子媒介时期的接受方式，这些接受都是一种集体行为，而唯有读小说这种个人行为以及沉浸其中独自享受阅读的乐趣和沉思的妙处，才是印刷媒介时代的一种接受方式。
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文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以印刷媒介作为依托的文学受到电子媒介的挤压，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了“观众”，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势必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又常常把存在于“纸媒”中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拍摄其影视剧的重要资源。电子媒介的需求又刺激了文学的生产，但这种生产因为是在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谓的“意象设计师”的启发下进行的，所以，作家往往会写出一些故事性强、画面感浓、适合于改编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成了影视生产者的供货商。与此同时，当小说作者参与了影视剧的生产之后，又会反过来根据影视剧本写作小说，于是出现了一种“从电影到小说”的逆向生产（反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从小说到电影”的观念而行之），小说写作因此渗透了影视剧的思维，并对印刷媒介中的小说写作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5]
当“纸媒”中的文学被电影或电视剧改编之后，后者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因为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并不会成为影视剧的主要关注目标，图像才是它精心打造的对象。因此，尽管影视剧还残留着文学的一些特征，我们却不能把它称作文学，它们只能被看作“泛文学”“亚文学”或“准文学”。泛文学的流行把所有原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转化成了图像，因此，它强化了我们这个“读图时代”的基本特征。而正是因为电子媒介的勃兴，我们也进入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谓的“视觉文化”时代。[16]
那么在数字媒介时代，文学又出现了怎样的新气象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文学的最新发展状况。
[1]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14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 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1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 关于媒介形态，西方学者有多种说法。比如，波斯特把电子媒介之前的时代称为“第一媒介时代”，把电子媒介之后的时代称为“第二媒介时代”。菲德勒则认为迄今存在着三次媒介形态的大变化：口头语言和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书面语言和第二次媒介形态大变化，数字语言和第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我们在这里区分为四种，一方面取较通常的划分，一方面也想较细腻地呈现文学在不同媒介中的变化。而所谓“印刷媒介”，狭义上指印刷术出现之后的媒介，但广义上看，亦可把印刷术之前通过竹简、布帛、羊皮等传播文字的时期称为“前印刷媒介”时期。
[4]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14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5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7] 以往，人们把亚历山大·贝尔视为电话的发明者，但2002年，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决议，认为贝尔窃取了梅乌奇的研究成果，所谓“电话之父”实际上是一个“无耻的窃贼”。参见《美国为电话发明人正名“电话之父”贝尔成剽窃者》，载《北京娱乐信报》，2002-06-25。
[8]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3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9]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24～2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0]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1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1] [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32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2] 王一川：《文学理论》，1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3] 赵勇：《通俗文学视野中的大众文化——论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独特性及其成因》，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4）。
[1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5] 赵勇：《从小说到电影：〈手机〉的硬伤与软肋》，见李建军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101～108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16]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