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西生产队当了2年副队长、8年队长，有了一点成绩后，大队派我去相对落后的唐东生产队当跨队队长。这既是为了我能把龙西生产队的这套好的做法带过去，也有锻炼我的意思，说穿了就是让我去那里“过渡”一下。
——许末兴
许末兴在龙西生产队当了10年队长、副队长后，被大队里派到唐东生产队去传帮带；实际上在那里虽然只呆了一年多，可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转折点，再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救火”本领。
1982年，许末兴被大队派到较为偏远的唐东生产队任队长，这有点相当于现在的干部对口支援，算是组织上对他的一次考验和重用。当时那个生产队规模偏小，社员分配水平低，每工只有0.55元左右。
这种考验对许末兴来说有些五味杂陈。他知道，唐东生产队“五匠”多，而且田块高低不平，在他之前就已经派过几任跨队队长，起色并不大；所以，这样的担子落在他身上，一定有领导的意图在内。
要知道，那时候做生产队长可不是一种享受，而是要真正地冲锋在前、吃苦在先。尤其是在每年六七月份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一年中天气最热，被称为“大伏天”“大伏里”；脚未踏出门槛，外面就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那时候基本上是光着脚走路，地面滚烫滚烫的。与此同时，这又是江南地区的梅雨季节，三天两头要下雨，所以必须赶快收割，否则小麦淋雨后会发热发烫，甚至会把干活的手脚烫得通红。更不用说，麦和草受潮后分量特别重，原本两个人挑的担现在三个人都不一定能挑得动。农民们一个个累得够呛，而队长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情形一直到1979年起无锡农村“双三制”比重逐步降低，1985年时全部恢复稻麦“两熟制”才有明显好转。
而许末兴的出众之处在于，在龙西生产队当队长时，他就不但把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举重若轻。别的生产队里农活要干到6月30日才能完成，而他们28日就结束了。别看只相差短短的两天，农忙季节的一天都能当几天用。所以，他们有时间带着农业机械去支援别的生产队，既为本队挣得收入，又增强了邻队之间的革命友谊。
大队干部正是看到许末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才让他去支援唐东生产队的；同时，这当然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今后要提拔他到大队干部的岗位上就有资本了。
然而，那个地方离他家也太远了。许末兴每天“上班”要走40分钟；每逢下雨天路上泥泞不堪，一步一滑，可谓步步惊心。作为队长，他每天凌晨4点就要去看每块田里的放水灌溉情况，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强度；更由于他对那里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可能像本队那样了如指掌，所以开展起工作来自然又会增加许多新的难度。
以下就看看许末兴这位“新官上任”是如何挥舞“三板斧”的：
第一板斧是，除了动员“五匠”农忙时回队支农，平时还十分注重发挥“妇女半边天”的力量，在搭档副队长、农业技术员两位女将的配合下，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因劳动力不足部分农田被撂荒的现象。物尽其用，自然就会提高总收入。
第二板斧是，投入大量的劳力平整土地，把梯田改良成平地，从而一举终结了过去“晴天上爿田块干死、雨天下爿田块涝死”的局面。
第三板斧是，夏收结束后分麦、秋收结束后分米时，每家每户过好秤之后，统一派人一家家送上门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包邮”啦），这样就解决了部分社员家庭无力运输的问题，让社员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所以这一举措颇得人心。
可以说，许末兴的这“三板斧”招招切中要害，既有从长处着眼考虑的治本措施，又有从解决眼下部分社员家庭困难的治标举措，所以“一年初见成效”，很快就让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
1983年末，许末兴在这里对口支援一年后，情况熟悉了，基础也打好了，觉得要想从根本上摘掉穷帽子，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当时无锡县堰桥乡的改革经验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铺开，于是，他向村里提出也要在唐东组实行刚刚开始流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但没有获得批准，理由是没必要如此“冒进”。
上级的否决，一方面让许末兴像泄了气的皮球，工作上看不到有半点突破的曙光，士气不免有些低落；另一方面，这也让村里看到了他工作上的那股与众不同的闯劲和创新。
就这样，经过大约半年后，村里决定调他去担任片农业技术员，在更大范围内把农业技术向前推进一步。
后来，他在这一位置上一呆就是两年，直到1985年初出任龙渚村副业主任。
村副业主任配有助手和副业委员，统管下属27个组（生产队）的副业生产。许末兴在这位置上一共干了3年，直到1987年辞职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