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首开先河的文人结社组团行动，在他们的领袖张溥突然暴病身亡后陷于低潮。复社在崇祯十五年春天，再一次在苏州虎丘召开第四次会议。这次虎丘会议的气氛却比较沉重，主要目的在于悼念他们的领袖张溥。这是复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以后的活动都是小范围或者个人之间零零星星的联谊了。因为再也没有类似张溥这样有能力有魅力的组织领导者了。
人的辞世，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了百了进入了寂灭世界，而对于有历史影响的人物去世，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他们在进入历史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影响还要绵延上许多年甚至到整个时代的终结。而且他们的思想不仅不会因此而终结，反而会在历史中永生。
因为复社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在明末这个历史大转折的交汇点上推出了一批人才，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他们虽然可能会被扑面而来黑暗绞杀，然而毕竟孕育了新世纪的一缕曙光，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只是满清帝国以血腥的杀戮和政治上高压，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和思想控制，扑灭了这股在知识分子中象征独立意识的自由讲学和独立结社之风，直到王朝没落时期才又出现明末时期的那种百家争鸣局面，但是历史的进步又延缓了二百八十多年。
张溥死后三年，大明帝国灭亡了。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财政乃至内忧外患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探讨，甚至追溯到万历年间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当然崇祯朝张溥所领导复社知识分子和皇权本身及其大官僚统治集团的摩擦和矛盾也占到相当的比例。
这实际上是一场朝野对于权力争夺的博弈，这场博弈削弱了已经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的统治集团，促使了帝国的进一步瓦解，助推了腐朽王朝的覆灭。这是抱着“致君泽民”理想的复社士子们所始料未及的。原本对于帝国的“补天”的初衷，却在内外合力下成了地地道道地推墙行为。当然墙基本身已经腐朽松动，复社瓦解的只是“大一统”皇权专制体制下的价值观和行为观分裂，使得更多在于个人价值实现与帝国统治思维程朱理学及道德纲常的分离中，造成了复社君子们的悲剧，也是整个王朝的悲剧。
人们心中的道德伦理的沦丧，价值观的失落，远比清军的千军万马要可怕。明朝末年由于生产力突破农耕经济的发展，逐步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经济基础的变革导致了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变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又促使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士风堕落”的原因。堕落产生的也许是一次新的崛起，使得传统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分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开一代新风的肇始之地。
因此，无论是万历、天启之交的东林党人或者是崇祯朝的复社人士，包括与此相对应的王阳明心学理论的继承者传播者所出现王艮、李贽、颜山农到后来“公安三袁”乃至李渔、余澹心等角色都产生于这个地区。尽管东林和复社人士大部分对于王学左派持批判态度，而且竭尽迫害，几欲置之死地，而这种知识分子独立意识及自由思想之火交织成明末现代意识的星火燎原之势是不可否认的。
尤其是复社那些杰出的组织者将原本统治集团分化出的东林党人由自创学院的自由讲学到升华为自由结社并且形成规模，使我们看到了专制集权统治的分化和动摇。然而，正因为东林和复社的思想基础依然是传统儒学基础上更新和重新解读，他们的思想解放是有限的，在组织形式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只是具备了某些政党因素的文人社团，是一种欲图突破专制思想和体制枷锁的尝试，而且这样的尝试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对于科举体制和舆论宣传体制上的突破是十分明显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复社的兴起是一场儒学的革新运动，其勃兴发展以及其他流派的精彩纷呈，仿佛回到战国时期齐鲁大地的稷下学宫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科举取仕之所以很难得到富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张溥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俗学的泛滥，在于诗书之道遭到遮蔽。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只有遵从经术，贬斥俗学。
复社在当时经世之学的最大成就，当属《皇明经世文编》的编撰，汇聚了明代二百年间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重要文献。英才焕发的陈子龙和许孚远等人，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编撰了这部重要文献。《皇明经世文编》共有九篇序文，集中表达了当时吴地学者辟疏就实的思想倾向。陈子龙在序文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要求士子们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他指出：
俗儒是故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及，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事无实学。
复社士子们所谓实学，就是经世致用，因而渗透着仕途经济的功利目的，也即看到了世风日下纲常堕落的现实，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在政治上功利目的非常明显，因此依然是因循着读书做官、济世救国的企图进入仕途。这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导致对于传统礼教的质疑，对于人的欲望诉求的世俗化，而对于传统被目为神圣礼教的批判背叛，崇尚自然人格确立依然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对于王学及其左派学者依然是十分敌视的，这从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对于王学的批判和对于所谓“狂禅”学者李贽的残酷迫害可见一斑。
东林党及其后来的继承者复社士子们在进入帝国政治体制后难以避免的命运，连他们自己都很难避免被血腥体制吞噬的悲剧。比如东林巨擘钱谦益，复社领袖张溥。体制吞噬他们，他们也借助体制吞噬其他异见者。比如东林党人张问达对于李贽的陷害和迫害。
反而是那些未能通过科举或者因为帝国覆灭而沦为遗民的复社士子，在未能跻身政治统治序列后，专心著述成为学者的思想家们看得透彻。如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思想家，均为复社早期成员，明亡后一直坚持抗清，即使面临满清当局的拉拢引诱而拒不屈服，坚决不仕清朝，拒绝进入体制为统治者服务。是他们对于专制体制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和批判，黄宗羲被誉为中国的民主之父。
复社早期成员顾炎武、王夫之、夏允彝对于复社介入政治以后的作为，和某些人的腐败堕落，都有沉痛的反思和剀切的批评。比如钱谦益和吴昌时早年都是东林和复社骨干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耻堕落与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人无异，这是进入了那个政治同构体的必然选择。复社入仕的许誉卿所言甚是；
予惟学士大夫半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对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持哉？
顾炎武曾经尖锐指出：士子为学应当勤奋和多方交友，起码也得博学而审问之。在研究学问时，士子必须杜绝清谈心性的蹈空习性，应该“博学于文”。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其重要：
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范义，其源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1]
顾炎武力图通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治学原则，恢复儒家讲究气节和博学的传统。博学为文，对于东林党人和复社士子来说应该是基本文化功底，而行己有耻的政治品德在进入专制政治同构体后就很难保持始终。那是因为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士人保持所谓礼义廉耻未免太天真，只能为机变而有悖礼仪去投机取巧，适应韩非子为君王设定的“君主南面之术”。只要变着法子去献媚君王，人也就变得猥琐卑鄙起来。
明代从太祖爷开始，因胡惟庸谋反案而大开杀戮之门，并废除了中国推行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独裁体制。至成祖朝因为得位不正，更是对于建文朝老臣采取株连杀戮将恐怖政治推向极端。太祖起自贫寒，成祖长之战争年代，自是精力过人，许多政务亲力亲为大权不至于旁落。而成祖之后的君主们至小长于深宫，出于妇人之手，根本不可能有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去处理大量繁杂的政务，于是实行内阁大学士制度。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品轶不高只有五品，低于六部尚书，这样首席大学士一般由六部尚书兼任，秘书班子根据皇帝旨意的票拟大权，在权臣手中就变成了秉政实权，在司礼大太监代皇上“批红”的权力，就变成了太监干政的实权。这是宫廷政治不可告人之处，内臣和外臣的联手作弊和弄虚作假，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成为名义上的虚君。文官集团和权臣、太监的斗争就构成了明代所特有的“朋党”之争。
文官集团内部地域乡党、科考同年之间的朋比为奸、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为明代的朋党之争增加了丰富的色彩。但是，贯穿整个明末始终的却是文官集团同象征皇权旁落的“阉党”和“权臣”之间的斗争。
所谓“阉党”也即以实权太监为首与部分朝臣相勾结的集团，如武宗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权臣也就是独揽朝政大权的内阁首辅，如嘉靖朝的严嵩，万历朝的张居正等等。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有朋党之争，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地党争，宋代的元祐党争之类。这种派系门户之争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辩，但是混斗的过程中往往敌对双方意气用事，为了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却将伦理纲常、国家利益置之脑后。斗争的结果是政治愈发腐败，矛盾愈加扩大，以至延至数十年之久。
明末的党争持续时间更长，从万历中叶以来的党争不断，终于导致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对于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和迫害，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朝拨乱反正，钦定“阉党”逆案，但是党争并没有画上休止符，朝廷中的政治分歧几乎都与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东林党和复社人士看来，他们所针对的人物其实都是天启朝“阉党”余逆，比如温体仁、张至发、薛国观之流。
于是延续多年的所谓东林和阉党的斗争又在崇祯朝重新展开，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欲置对方于死地。崇祯皇帝只能喟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因此国事也就日见糜烂，乃至不可挽救。这种门户之见，党派纷争一直延续到南明诸小朝廷。激烈的争斗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宦官，宦官代天子而行使各项权力，无形中成为各派争夺的对象，围绕争权夺利逐步形成贿赂公行、利益交换、腐败盛行的利益链。官场和宫廷就成了经济、政治利益的交换场所，名利地位的斗兽场，呈现狗咬狗一嘴毛的朝政乱局。
明末崇祯的清廉是出名的，但并不意味他身边人的清廉，整个皇亲国戚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及代天子行事的太监集团和官僚集团头目的富可敌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这些人的所作为打造了帝国腐败堕落的名片，党争争抢的这张名片在行为潜规则中都渗透着血腥和贪腐，加速了帝国的离心离德遂至解体。包括东林党人和复社集团也不能置身其外，比如吴昌时和周延儒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贪官、大奸臣。
这是帝国“儒表法里”的政治现实所决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理想与实施理想的手段和方法的悖离，背后蕴藏着的是道德沦落和纲常理教的崩溃。因为在法家理论的鼓吹者韩非子看来，君臣关系其实是纯粹的利益交换的关系，其中毫无信誉可言。因此，君臣关系不可能建立在仁义道德基础上。只能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2]完全是**裸的商品交换关系。与所有的商品生产者追逐利润一样。“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3]。韩非不仅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行为引用到君臣关系中，而且公然提倡君主利用手中的专制权力，将反对者或者潜在构成威胁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几乎成了党争中整个官场的潜规则。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于是阴谋权术的运用贯穿于党争全过程。
韩非子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浅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这不仅是对善于搞权术的君主而言，几乎成了一切善于玩弄权术的权势者所热衷。而书生气十足的官员却可能失足于权势者的权术陷阱而不能自保。对于权势者而言要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不暴露自己的主观意图，使部下无以揣测自己的内在企图，从而产生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感。这就使上下级关系完全剥离了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专制政体带来的上下之间的利害冲突推到极端。
明末党争双方渗透着权谋和机变，丝毫谈不上光明正大的仁义道德，反而是阴险毒辣的你死我活。手段的残酷阴暗，围绕的中心依然是以“皇权至上”的争权夺利。在君权虚置时，皇权暂时会转化为首辅之权或者秉政太监之权。追逐功利者围绕着权力而大做文章，他们不择手段，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无耻的构陷和血腥的杀戮在所难免。
在王朝覆亡走向倒计时的危急关头，朝廷内外一切政治运作都已经呈现出没落时期的扭曲和畸形，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尤其甚于前朝。内忧外患使得不堪收拾的朝政更加雪上加霜，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规则所循，儒家的道德说教完全走向了虚伪，所谓法则完全被束之高阁，作为帝王丧心病狂而随心所欲，廷臣们也只能阳奉阴违而胡作非为。前者为保江山社稷，后者为保名利地位，也就同床异梦，离心离德。
崇祯六年（1633年）周延儒被温体仁斗倒，拱手让出内阁首辅宝座，黯然返乡，这两人都被列入《明史·奸臣传》。斗争的结果无论谁输谁赢都不是帝国之福，百姓之福，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暂时分出胜负而终止，反而无限期地延迟下去。张溥和复社也深深卷入其中，不可自拔。因为复社诸士也想借助权势的反转登台表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免不了被每况愈下的政治氛围所玷污。目的看上去很崇高，手段却不失低级卑下。
下野的周延儒，不甘心被政治边缘化，图谋东山再起；在野的复社诸君不甘心置身朝政之外，希望登台表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复社成了周延儒最好的反扑工具，而老周却成了复社在朝廷最佳的形象代言人。
温体仁则视张溥和复社诸君为眼中钉，极尽全力进行打击，双方持续“恶斗”了许多年，到了崇祯十三年（1637年）才再度分出胜负。这一次的争斗本来由老温挑起，他为了打击复社制造了钱谦益冤案，将钱谦益和他的学生瞿式耜逮捕关押了一年多。期间周延儒买通太监曹化淳，将温体仁种种不法罪证摊在皇帝面前，使温黯然罢官出局，次年死在老家浙江乌程县。温氏余党张至发、薛国观当政。
这时，机会来了，朝中周延儒余党吴昌时和在野张溥在开始策划筹谋周延儒的东山再起：一是短时期内攻倒张至发；二是集中力量打击薛国观；三是为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制造舆论；四是发动许多社员筹集政治献金，作为活动周延儒起复的经费。
大批的银两送进了朝臣和太监们的私人库房，大家一起在崇祯皇帝面前为周延儒贴金美言，事情果然成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重新出任内阁首辅，当然在他走马上任之前，张溥交给他一张必须安排职务的复社成员名单，周延儒爽快答应；而另外一份必须解除职务的所谓“奸党”名单，显然面对朝廷复杂的程序，老周无法立即答应。这就埋下了复社领袖张溥的杀身之祸。作为工具他只能成为宫廷政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政治牺牲品，他猝然被生病而亡。
作为读书人原来应该比一般人更懂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道理，奈何做出花钱买官，为权势者铺路的事情，无非是为了换取自己和小团体的政治利益在进行交易。在此之前，复社把持科考，用金钱和人情走门路，通关节，使帝国的抡才大典失去公平、公正与公信力，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人性人心的腐化。而帝国新进官员通过走“后门”玩潜规则，进入帝国中枢，中枢的腐败才是最致命的腐败。而帝国最高长官的遴选竟然也可以通过金钱铺路，买通关节而来，上下仕进之路为关系所壅塞，为金钱所铺满，帝国政治如何能清明起来，只能一团黑走到底了，最终跌进深渊而在劫难逃。
花了钱买到了功名，做了官，或者做了大官，又怎能不从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上有所补益呢？那么经济又怎能不崩溃？政局如何不糜烂？政治的腐败只能恶性循环，直到整个机器的全面崩解，王朝覆灭。复社“至君泽民”的理想价值又何在呢？手段的卑劣又怎么能够证明理想的伟大呢？
复社所最活跃的时间，正好是明末崇祯一朝，仅就张溥在中试为官之后所呈现的种种心态和所作所为，确实是在专制体制“官本位”的九层高塔中被异化着，最终在黑箱中滑向黑暗。政治品德的堕落导致了行为的无耻。王朝末世中的人生随帝国走向没落也就并不奇怪了。
当然复社当年七千社员，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张溥或者是吴昌时。
著名诗人陈子龙原本是松江几社的社员，合并后他成为复社重要成员，却没有随张溥卷入把持科场和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两度赴考失利，第三次才得中进士。随后他编定、刊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逐渐在心中孕育出“经世救民”的抱负，又联合朋友编出《皇明经世文编》。明朝灭亡后，他率众起兵抗清，真正成为人所敬仰的读书人。
同为原几社社员的夏允彝亦然，从年少轻狂的风流倜傥到明亡时的慷慨赴难，一生经历，了然无憾。他的儿子夏完淳本是早慧的神童，十七岁率众抗清而殉难，成为世人敬仰的少年英雄。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湖北匡社后并为复社）早期均为复社成员，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明亡后参加抗清义军，反清复明活动失败后，均隐居不出，拒绝清廷征召，专心著述，成为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学者。
张溥的门生吴伟业则把生命的重心转移到诗歌上，以诗文记录当代史实，成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诗人。
当然，东林党人和后来的复社人士在未走上政治舞台前，以在野之身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出种种改革弊政的方案和主张，其挽救统治危机除旧布新的愿望是迫切的，动机也是真诚的。但是一旦进入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怪圈中，围绕对于权力的争夺，东林党人虽然厌恶党争，又无法避免党争去获取权力，只有权力才能保障自己政治理想和救国之道的实施。这种权力斗争开始时也许是不同政见的争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东林党人和复社人士完全悖离了自己的初衷，陷入了朝臣们无规则的混战，杀得天昏地暗，两败俱伤，朝臣舔血，帝国覆灭。
复社主要成员，后来殉国的学者夏允彝指出，东林诸贤在魏阉铲除之后；
本宜同心爱国以报上恩，然急功名，多议论，恶逆耳，收付会，其习如前；党祸且再起，东林复社诸君攻欲烈而上愈疑。
夏允彝对于党争双方都不屑一顾，其头脑清醒超越了党派之争。他对东林党和复社内部人员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有剀切的批评：
平心而论，东林也有败类，非东林亦有独立清操之人，惟其领袖判若天渊而已。东林持论过高，筹边制寇并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持任怨，然未曾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行之，但可谓之聚恶，不可谓之任怨也。
这是对于东林和复社人士在酷烈的党争中使人头脑清醒分析。东林党内也有败类，其他派别中也有秉持清廉操守的人，与那些领袖人物品质是有天地区别的。东林对待别人的标准过于高大上，而自己也没有能够提出巩固边防抵御贼寇的有效主张。而攻击东林者，自命独自坚持真理任别人埋怨，但是他们也并未曾为朝廷筹谋振兴法纪举措，只能以苛刻的要求对待东林，这些只能是凝聚了邪恶，不能说是任怨。这是对于明末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对于国家带来危害所深刻而全面的批判。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因而鱼龙混杂，其中不乏寡廉鲜耻投机钻营的小人、奸人。那些抱有纯洁理想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专制体制这个酱缸就可能变成蛆虫或者干脆就是茅屎坑的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专制体制的一个官僚集团，又何以能不沾染上官场的各种陋习和门户、派性的气息呢？东林党和复社人士的悲剧告诉我们，皇权专制王朝一旦到了后期，传统的政治结构就不会有生机，必然导致政治昏暗，吏治腐败，士风**靡，党争激烈，即便像东林党及其复社弟子那样开始还充满救国救民理想的士大夫，最终也不得不走向旧制度的轨道。而这时农民大革命的风暴伴随着清兵的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而来，帝国在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中垮塌。
复社另一位成员王夫之结合自己研究《资治通鉴》的体会，也对朋党政治做出过深刻的反思。他说：
朋党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宠以崇阶，付以大政，方且自诧曰：“此吾党之争胜有力”，而移上意以从己。其心固漠然不与天子相亲，持以朋类争衡之战胜耳。[4]当然王夫之只是站在君主政治的立场上反思这场党争，他认为朋党之间只有门户的认同，而心中并无天子。围着君主争宠的目的，只是为了攀登上高位，将自己的政见付之实施。到这时会自我吹嘘是：“这些多亏我党在争斗中有战斗力才取得了胜利。”实际是转移了君王的意志以服从了自己。这些家伙的心，对于天子存在是漠然的，并不相亲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小团体取得胜利而战斗。在君主专制的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施的乃是“朕即国家”的政治体制。君主和国家必然联系在一起。因此“朋党只知门户而不知天子”实质就是把宗派门户的特殊利益看成高于一切，而把君国利益置之脑后，在君权与政权这个不可分割的分币两面，钻营投机，最终君国瓦解，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党争高手们，在政权倾覆后，不是被屠杀，就是当叛臣，或者成为前朝的遗民，无论哪一种结局命运都是十分悲惨的。
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六中尖锐指出：
所谓正人者，惟以异己相倾之徒为雌雄不并立之敌。其邪者，则以持法相抑之士为生死不共戴天之仇。……将孰从而正之哉！
明代东林与复社与齐、楚、浙及阉党的党争，确有忠奸正邪之分，但是把东林、复社诸君子的斗争完全看成是维护君主和国家的利益而奋不顾身，却有失偏颇。其中意气用事，怨怨相报，把帮派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之事并不少见，故王夫之的结论是：“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而非为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这在明末南明弘光朝，复社第二代士子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社中的东林党官二代成员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冒襄也即复社四公子等人就在南京夫子庙以一张《留都防乱公揭》的街头大字报驱逐当时正力谋东山再起的阉党余孽阮大铖。当时，阮大铖势孤力单，只能忍气吞声地躲在牛首山潜伏爪牙等待时机，到了南明弘光朝他东山再起后，立即试图大兴诏狱，一网打尽这些东林后代，对复社人士展开报复。只是他的计划未及全面实施，小王朝已经覆灭，否则一场血雨腥风必然袭来，这就是复社诸生以逞口舌之快所引发的政权危机。
而阮大铖的“得意”其实也是由复社前辈张溥和周延儒勾结所造成的。复社运作周延儒的东山再起，阮大铖却是以贿赂走通了周延儒的门路，花了四万两银子让他的妹夫当上了凤阳总督。明朝灭亡之后，马士英因为拥戴福王有功成为弘光朝内阁首辅，呼朋引类，自然阮大铖成为他的私党。阮大铖当上了兵部侍郎才开始酝酿他的复仇计划。这一场错综复杂的“党争”当为天启、崇祯朝的余绪，其因果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彻底追究，已经很难去分别正义和非正义。
结论是弘光的小朝廷中依然血雨腥风充满着刀光剑影，东林党人和复社的一些成员依然被卷入政治斗争。但是当“朋党”之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南京小朝廷时，清军的虎狼之师已经迫近长江，准备席卷江南了。弘光小朝廷仅仅苟延残喘一年便寿终正寝。直等到这个政权被彻底消灭，存在于小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才算结束。党争与朝廷共存亡。
作为天下士子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按照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的社团就应该是一个志存远大、理想崇高，悲天悯人，造福天下，以省世、醒世、警世、淑世、救世为宗旨的组织。但是在理想实践的过程中，却因为体制的扭曲而变异，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在功名和利益的驱使诱导下彻底地変真为假，驱善为恶，美好也就变成了丑陋。
张溥及其复社的发展和演变是个可以使人警醒的实例：大者可以引发对于王朝兴盛和衰落的思考，小者可以追索人心人性转变异化的根源。“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复社的诸种演变，固然已经进入历史，张溥也已经成为古人，而历史的镜像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失。人性中的各种真善美或者假丑恶都是伴随着善政德政和暴政苛政所恒常存在的，因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永久借鉴，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走向民主法治的光明未来。
[1] 见《日知录·卷一三·廉耻》。
[2] 《韩非子·卷三十五·外储说有下篇》。
[3] 《韩非子·卷七·二柄篇》。
[4] 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