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集团内部党争的尖锐化，也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开始的。皇帝的接班人之争涉及到帝国的国祚永存的大问题，专制独裁的皇权专有必然以血统的纯正为基础，这样立嫡立长成为帝国皇位承继的规矩，就是皇帝本人也不敢轻易变更，国本之争贯穿着皇朝的始终，争论中的积极分子是文官集团的骨干和近臣皇戚团伙马屁分子。
神宗朝文官集团苦苦争斗十七年才在万历二十九年使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告一段落，这样自然形成太子党。当然这场斗争的余韵绝响将一直延续到南明小朝廷仍在发酵影响着政局的走向。在争国本中，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成了太子党的中坚分子，使得神宗皇帝对这厮非常不满，就把他赶回了老家无锡。但这个死磕分子竟然在老家无锡城东修复了宋代的东林书院，公然以讲学结党，在朝野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这就是东林党的来源。
这厮纠合同党高攀龙、钱一本加上罢官回籍的邹元标等人，聚众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一些对世道不满的，和当局意见不合的所谓“抱道忤时”的家伙，也就是那些持不同政见分子，在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臧否人物，自负气节，和当权派相对抗，他们的言论得到了社会上不满现实的乡绅、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呼。应支持，与朝廷中观点相同的官僚士大夫的遥相呼应。
东林书院环境优雅，林荫覆盖竹篁幽幽的庭院中传来书声琅琅和士子们对于朝政的激烈批评之声，这里显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大本营。历来专制统治者不怕知识分子醉生梦死、声色犬马、贪污腐化，就怕知识分子既关心国事政事，且又对朝政秉持着不同的政治见解。恰恰这帮家伙就是公开宣称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主。
因此，东汉末年国子监那些不甘寂寞的太学生呼应朝中李固、李膺那种如同孟夫子在《滕文公·下》中所指出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政治乱局就会重演。就如同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所言“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顺理成章的就是东汉外戚和宦官集团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残酷镇压无情打击。
朝廷内部对于不同政见者的相互排斥还只在于不同政治见解的争执，大部分采用干部考察也就是在一年一度的“京察”中相互挑刺，相互驱逐，手段相对文明，就看哪一个派系掌控内阁操纵皇帝。最严厉的手段就是罢官回家赋闲，宋朝党争大部分采取这种相对文明的手段，有时彼此私下里还是朋友。比如当时的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等人，那就是对于不同政见者的宽容，还没有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是被尊称为大师的儒学大腕朱熹，他的理论被塑为正宗，但他本人却不是一直被尊为主流地位的官场政坛大腕，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得志的，一度时期还被攻击成伪学，至于揭发他霸占友人财产、引诱两个尼姑做小妾行为的流言，在朝野上下一直流传不息。有关他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贪赃枉法一案更遭到唐之姻亲宰相王淮的打击报复，有很长一段时间被驱出朝廷放逐乡野成为闲官散吏，朝廷也曾捏造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伪学逆党”案，牵连到59人，但也只是罢官降职流放而已，没有屠杀一人。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中抱病而亡。直到九年之后，朝廷为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公开为所谓“伪学”正名，宋理宗追封朱熹为太师、信国公，倡导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成为官方显学，流传百年而不衰，死后的朱熹被帝王强行将骨灰化作栋梁去支撑帝国的殿堂，但是七十年后这座华丽的殿堂就轰然倒塌了。尽管帝国在崖山之战后一败涂地，江山倾覆，但是老夫子塑造的精神大旗下却集中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军民为大宋王朝殉葬，体现了精神魅力的巨大作用。
万历二十二年，浙江人沈一贯入阁，三十年（1602年）成为首辅，纠集朝中浙江老乡，加上山东、湖北的帮派，所谓以区域划界的浙党、鲁党、楚党勾结在一起专门和东林党人斗。文官集团的帮派斗争此起彼伏，相互排斥，决不妥协，朝堂上每天吵吵嚷嚷，像是鸭寮。搞得神宗皇帝不堪其扰，干脆躲着不见。到了熹宗皇帝即位，这位小皇帝热衷做木匠活，而且是带有创意色彩的细木工，专门制作些工艺精巧的艺术品，亭、台、楼、阁精妙无比，有太监拿到市场出售，竟然也能卖出高价。另外熹宗皇帝还表现出了对于技术创新的浓厚兴趣，乐此不疲。明朝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生动描绘了天启皇帝的这些爱好，可见他也是聪明灵巧之人，并不像后来经过清代严格文字审查对明末诸皇帝的肆意丑化来反衬清代主子的天资英睿的那般，天启帝没有清代史家描绘的那般愚蠢无知：
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1]
天子的爱好被掌握朝政宦官有意识地引导到那些所谓的奇技**巧上，自然使得大权旁落，朝中大政干脆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形成了新的宦官专政，这些身体有缺陷的变态群体对于和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文官大臣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因为这些读书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使得这些被阉割的畸形人在他们眼中本来就低人一等。肢体语言的傲慢和语言上的不屑，使得本来敏感的刑余之人，对这帮人恨入骨髓，那报复必然是血腥和残酷的。原本政治意见的分歧，属于思想认识范畴，一定要上纲上线向颠覆帝国政权上靠，那就是大逆不道的死罪了。
为了独揽大权，魏忠贤密谋铲除东林党人，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上枕头，力图使魏忠贤的美梦成真，此人就是终其一生先入东林党，后投魏忠贤，最终降了满清，在政治上毫无节操。朝三暮四的小人阮大铖。根据计六奇《明史北略》记载，当时高攀龙参劾阉党崔呈秀：
呈秀贿赂魏忠贤，高疏留内不发。于是群小归附，阁臣魏广微认侄，顾秉谦、傅櫆、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坦、梁梦环，具拜魏忠贤为父，客氏为母。忠贤听崔、傅、阮三人言，于镇抚司设五等刑具。夹桚棍杠敲。遣校尉探听，丝微必报，如有所发，赀命立尽。……忠贤以左光斗、魏大忠欲阻封荫，切恨之。阮大铖曰：“此俱东林党每与公忤”。崔、傅等遂谋一网打尽。[2]
这帮奸党由阮大铖作献魏阉指东林党为恶党。他们编制了一份黑名单，为使其具有颠覆帝国的色彩，以《水浒》造反的一百零八将绰号排名，将东林党人一一列入《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等等。那么这种斗争就变成了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内部纷争就具备了敌我斗争那般严酷。魏忠贤把黑名单给熹宗看，可朱由校并不知《水浒》故事，听手下解说一番，即糊里糊涂拍手说：“勇哉！”这句莫名其妙的圣旨就成了“莫须有”罪名的罗织。当然政治斗争有时不太好下手，就以贪污腐败罪名开刀，既可以把那些自命清高的家伙在名声上搞臭，也可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家伙在肉体上被消灭。
瞒着皇帝，阉党悄悄将黑网展开，等待扑捉猎物。朝中新老邪派官员，与东林党人恶斗了几十年，此刻靠着魏忠贤的势力，开始大肆报复。天启五年（1625年），汪文言被捕，受到严刑拷打，要他污蔑杨涟、左光斗受贿，文言跳起大叫：“世上哪有贪赃的杨涟？”“如此污蔑清廉之士，我宁死不说！”汪文言被活活打死。
阉党伪造了汪文言的供词，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六人，史称“六君子狱”。左光斗说：“杀我们无非两种方法，一是乘我们不服滥施酷刑打死；一是暗杀我们，再以病死上报。如果初审就服，必然把我们送往法司，这样或可不死。”死到临头，竟然还相信专制政体竟然会有法治，企望着在三法司得到公平的审判。岂不知人们的大刑伺候几乎都是静悄悄在皇家私设的公堂，所谓“诏狱”中进行的。凡是阴谋都是见不得光的，他们此刻要保护的就是既得利益，不是天下公义，你要维护公义就是找死。
于是众人一开始便认罪了。谁知魏忠贤并不让他们移送法司公审，仍留诏狱私刑拷问，所谓刑不上大夫，早已为政治目的丑恶而手段更加恶劣更加残酷，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了。以追赃为名，每五天提审一次，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们**跪于堂下，百般侮辱，夹、桚、棍诸刑轮番使用，几次大刑下来，六人的股肉全腐，审讯时都跪不起来，只能带着桎梏平躺堂上。到后来杨涟大号却发不出声来，左光斗只能发出嘤嘤的叫声，最终五人死于狱卒之手，顾大章自杀而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逮捕东林党人高攀龙、周启应、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史称“七君子狱”。高攀龙被东林党人号为“儒者之宗”，缪昌期曾与杨涟共草声讨魏忠贤的二十四罪疏，是阉党眼中钉。高攀龙得知消息，写下“义不容辱”，投水自尽。其他六人皆被拷打致死。阉党按照黑名单一一迫害，无一幸免，一些人甚至借东林党罪名大报私仇，东林成了犯罪的代名词。
这种统治集团内部忠奸对立的斗争，旷日持久，伴随王朝覆灭相始终。仕人们既是对于纲常礼教的捍卫，又是对于政治权力的激烈争夺，血雨腥风，你死我活。如此苦斗，长期的正不压邪，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基础，撕裂了官僚集团群体，使得不少见风使舵官员依傍权势，成为奸佞集团的附庸和打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斗争使得王朝统治理论沦为不可能实践的玄学伪学，帝王的荒**无道使得帝国统治机器完全失去了道德基础。儒学宗师和士大夫受到残酷迫害，奸佞猖獗，只能说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分辨是非的标准。这使得儒学所具备的纠错机制完全失灵，即使天象不断示警，整个帝国依然如同盲人骑瞎马般迅速向着断崖滑落。危如覆卵的帝国在鲜血的流淌中成为祭祀一代儒宗和士大夫的祭台，祭台下面累累白骨血流成河。
东林党人较为正直，都是饱学之士，一直关心民间疾苦，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阉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引发了民变。“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为人清廉刚直、嫉恶如仇，生平不肯趋炎附势，尤重名节，受到魏忠贤嫉恨，被削去官职，在家闲居。他常为平民打抱不平，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魏大忠被捕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他路过吴县时，周顺昌热情接待，当场把女儿许配给魏大忠的孙子。押送旗尉张口斥责，顺昌瞪眼发怒道：“你不知道世间还有不怕死的男子汉吗？回去告诉魏忠贤吧，我就是前吏部员外郎周顺昌。”然后双手叉腰大骂魏忠贤。于是周顺昌也上了“七君子狱”的黑名单。
逮捕周顺昌的诏使来到吴县，县令陈文瑞是他的学生，半夜叩开房门便伏在周顺昌的床头放声大哭。顺昌却平静地说：“我早知诏使必至，本是意料中事，何必学楚囚哭哭啼啼呢。”当地人听说后，数万人夹道相送，有儒生五六百人拦住巡抚毛一鹭，要他上疏论救，毛巡抚大怒道：“反了、反了！皇上拿人，百姓抗拒，这是逆党聚众抗拒捉拿钦犯！”陈文瑞跪禀：“周顺昌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感，如有一线生机，求大人挽回。”毛巡抚冷笑道：“明明叛逆，有什么好挽回的，想一起陪周顺昌进北京吗？”于是文瑞不敢多话。
捕人旗尉一边用戒具打人，一边怒斥：“今日事和尔等秀才有何关系？东厂抓人，鼠辈还敢多嘴！”激怒众人，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杨、杨念如、周文元五人挺身而出，质问道：“圣旨不出朝廷，却出东厂么？”旗尉答：“不出东厂，还能出哪里？”五人奋臂齐呼：“杀伪造圣旨者。”众人一哄而上，当场打死一旗尉，其他人跳墙逃走。正好逮捕黄尊素的诏使路过苏州，泊舟于城外，正在仗势勒索，听说城内民变，城外百姓也烧了他们的船，捕人的驾帖也沉入河中，军士皆游水逃走，也不敢去抓黄尊素了。事后，毛一鹭秘密捕杀五义士，死后葬于苏州虎丘旁，题曰“五人之墓”。
崇祯七年（1634年），魏忠贤及阉党伏诛，东林党人冤案平反，吴中东林党人吴默、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人在阊门山塘原魏忠贤生祠被推倒后的地址为五人建祠堂和墓冢。墓前立石坊，由复社领袖杨廷枢题写“义风千古”，过石坊是享堂，面阔三间，进深六架。明间立“五人之墓”碑，高约2.2米，现墓门朝南，前临山塘河，壁嵌《五人墓义助疏》碑。
崇祯朝太仓复社领袖张溥所写《五人墓碑记》，以记其事：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前，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日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视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牗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大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现代的五人墓位于阊门外山塘街775号，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七里山塘风景如画，林荫覆盖中露出黛瓦白墙，婆娑杨柳下碧波流淌，长桥卧波，游人如织。历史在这旖旎的河水中缓缓流淌。这里曾经也是当年魏忠贤建立生祠的地方，仅仅过了十一个月，王朝政治因为熹宗的驾崩崇祯的登基，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阉党集团被新皇一举拿下，魏忠贤在被贬凤阳守陵途中被追回查究罪行，畏罪自杀。他的那些油漆未干的生祠被推倒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当年被残杀的五位民间义士牺牲时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清澈如镜的河水里如雪浪那般翻腾，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却能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正因为这次苏州民众的群起反抗，才遏制了阉党的嚣张气焰，你看他们死之前是多么坦**，脸上毫无畏惧之色，大骂阉党巡抚毛一鹭的卑鄙无耻，在微笑中从容就义。有乡绅贤大夫花五十两银子买回他们的首级，妥善保存，使得他们的尸体能够完整入殓。待到崇祯皇帝登台，一举铲除阉党，五人的墓得以在魏忠贤生祠废墟上重建，重新隆重安葬。高大的墓碑节义千秋，永远镇压住邪恶，高高耸立在七里山塘那美丽的河堤上。时间倥偬，转眼天地反覆，由此看来，那些曾经窃据高位的人，一旦获罪无处遁身，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周顺昌等东林贤士的冤案终究会得以平反，被朝廷追赠美好的封号，万世流芳于身死之后。
如今这五义士墓已经成为苏州著名的景点。崇祯皇帝在殚心积虑苦心经营了十七年的在内忧外患中终究无力回天，江山坠落，江河变色，在甲申年那个血腥的早春季节的黄昏，他只能无可挽回地走向煤山，追随太祖爷去了。而那一年充当王朝义士节民的士大夫军民人数更多，江南的士子们率领民众仍然在做殊死抗争。
著名戏剧家李玉记下了五义士和周顺昌等东林党人这悲壮血腥的一幕，根据周顺昌和五义士揭竿而起奋起抗暴的事迹写下了昆曲传奇《清忠谱》。戏中赞美东林党人的凛然风骨，鞭挞阉党奸人上下串通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丑态以及他们迫害忠良的罪恶，歌颂了苏州民众同仇敌忾奋起抗暴的义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时代感。它跳出了传统戏剧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圈子，浓墨重彩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关注时事政治，揭露黑暗现实，贴近世俗人生，创作风格近于写实而少浪漫色彩，给明末清初的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1] 见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2] 《明季北略·上》，中华书局，2015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