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在罗卡总统执政初期发生的三件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自行车的引入，给“好男孩”组织的成员制造了在街上为所欲为的机会。

第二，法国著名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带着一部希腊悲剧《费德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给富贵阶层带来艺术上的享受。

第三，波德斯塔兄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奇维科伊市创建的杂技场终于开业。这块巨大的场地在大众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里除了是杂技演出的场所，也是轻喜剧的主要演出场所。

那几年，阿根廷共和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基本原料生产如火如荼，外商投资不断涌入，基础设施工程接踵完成。随着各种突出的差异不断出现，188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进行了人口普查。

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共有1770座大杂院，共容纳了51915个居民，占全市普查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8]圣泰莫区共有122户出租房，这里的住户大部分属于城郊居民，还有一些从市中心搬迁过去的探戈演员，甚至还有走在法律边沿，一心寻求财富且曾倾家**产的人群。此外，该区还有黑人338人。在市区里租房的住户中，无论是否是移民，不论已婚还是未婚，有无孩子，文盲的比例都非常高。在普查时期，有几处出租的大杂院比较有名，例如，博埃罗街和独立街的玛利亚·拉伦加；卡斯特罗巴罗斯街433号的“黑匣子”，这里因肮脏的环境而出名；委内瑞拉街和里涅尔街的“小巷子”，这里的房子因安全性不佳而出名，房子里的院子是通透的，像一条小巷子，可以自由通行。还有其他的大杂院因居住人口过多而成为关注的焦点。有些大杂院为了逃避市政房产税的问题，用其他的名字替代“大杂院”，这样就可以少交不少税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的普查报告或其他官方文件中，表示大杂院的名称最少也有七八种。

图1-6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杂院场景

大量移民的涌入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税收带来了巨大的贡献，而且继续保持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住房投资模式——选择廉价房居住。先从拥挤的大杂院开始，然后慢慢再过渡到环境较好的地方。大杂院的露天院子是水管和化粪池或者说是卫生系统的主要所在地，但所有管道都是尽可能将成本降至最低，所以管道质量普遍不尽如人意，排水系统也是常常出现故障。

大杂院里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过度拥挤是这里的常态，父母、小孩以及婴儿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睡觉以及工作。房间里没有厨房，住户们只能在院子里放个煤炭炉做饭，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煤气中毒或火灾隐患，特别是在冬天，他们烧木材取暖，却更容易造成污染。洗澡时，他们用桶接水，在房间里用一块布或垫子隔成一小块空间，站着洗澡。屋子里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院子的大水池用于洗衣服，所有的住户共用。有的也在河边的岩石上洗，洗完后直接在河边晾干。

没有工作的妇女通常在家带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打扫卫生，洗衣做饭。为了帮助出门工作的男人增加家庭的收入，这些在家的妇女们利用空闲时间揽些小活儿，如做临时清洁工、缝纫工、编织工等，或者利用家里的缝纫机给孩子做衣服。另一份可以不出大杂院就可以揽的活是手卷香烟和雪茄，按件计价，她们从烟厂总部采集烟纸和烟丝，完活儿后再送回总部。

但是卷烟工和面料工的工作并不是特别受追捧，因为在封闭的工作环境里，烟丝和面料产生的尘土很容易让女工们患上呼吸道疾病，如肺结核。环境最差的大杂院在博卡区，不仅建筑质量差，住着不舒服，卫生条件也差，还有可能随时被涨潮的河水淹没。

以下的一组普查数据可以证实大杂院里的混居现象。在萨尔塔街87号的大杂院里，有4个房间一共居住了48名老人。博卡区的另一处大杂院，有的房间居住了12人，而实际只能容纳4人。普查员们证实，在这种房间里，住户轮流在同一张**睡觉。白天工作的人晚上睡觉，晚上工作的人白天睡觉。在圣克里斯巴尔区共居住了3056名外国人和8421名阿根廷人，共计11477人，居住在2133间大杂院的房间里，平均每间房居住5.88人。从使用水龙头和便池等个人卫生方面上看，这个数据是合理的。同时，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外国移民给本地居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外国人和本地人的比例是1∶1.9。这导致城市住房拥挤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为了保障安全性，当局禁止住户在房间里增加床位，以保证人均最少空间为3平方米。

出租集体住房的创收利润比独户出租更大，在有限的空间里实际床位比规定床位数量多出8至10倍。同时，建筑材料的质量欠佳，所以成本极低。

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几座大杂院颇具风范，如在科联特斯街分别与塔卡瓦诺街和乌拉圭街交汇处的两座。每座共有65间房间，每间5平方米，平均月租5金比索，整座院子每月可收325金比索。一份首都报纸曾报道说，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居住在廉价房里，环境和拥挤度已根本不重要了。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出租非常舒适的房子，不仅有单独卧室，还有单独的客厅、厨房、餐厅，以及专为佣人准备的睡房。这种房子每月的租金至少在250金比索以上，而且建筑材料的质量也比大杂院好得多。

尽管存在巨大的社会等级分化，但无论是从警方还是从新闻报道的记载来看，不仅没有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暴乱。不过偷窃却是在所难免的，但失窃的都是些小物件。少数一些好惹是生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也经常在公共场所闹事，甚至有人专门戴着白色手套在银行策划制造纠纷，或进行房地产投机炒作。另一种社会困扰是穷人们引起的，他们聚众闹事，对他们自己的贫穷处境发泄不满。但经常出现在妓院或者聚集在大杂院的院子里的都是这些不干活的穷人，或者流浪在繁华的佛罗里达街上。

黑人们的后代继续生活在比较贫穷的市区，阿根廷著名作家比奥伊·卡萨雷斯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回忆，那个时候，依然还有黑人在他家中做佣人。

另外一个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和社会带来变化的是1889年五月大道的开通。从那时开始，一些有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人士不断进出五月大道上的一些豪华剧院，如奥德隆剧院、天堂剧院、皇家剧院、歌剧剧院和国家剧院等，这些剧院里有的人甚至有长期的专座，他们偏爱欧洲的戏剧，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的，认为比较雅致、高尚。另外一个社会极端是大众剧场，这里显得更加**不羁，上演的主要是法国的康塔塔舞和杂耍。这些大众剧场逐渐引入含有探戈的剧目，慢慢地探戈在这里站稳脚跟，最终在大剧场的演出剧目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大剧场里，一些当红的女歌手在自己的演出剧目中也添加了探戈。大剧场里观众参差不齐，但能够坚持留下来并且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为了听大众音乐的观众。

在贫民观众聚集的环境中出现了一批词曲创作者，在创作中不断受到正在兴起的大众音乐的影响。在这些探戈作品中诞生了一种深远的哲学思想，希望通过文学的意识形态逃避窘迫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