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护堤大队

进攻发起后不到一个小时，鬼子前锋已经逼近广武—花园口大堤。也就是为郑州城防黄河洪水修筑的外层大堤附近。这大堤从广武镇向东一直延伸到花园口，堤上筑有道路，堤两侧种有树木，堤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加固大堤的建筑材料堆放地点。

广武镇驻有一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准军事部队：护堤大队。说是大队，其实就有80多人。那么这支护堤大队是干什么的呢？因为在黄河大堤上常年备有许多建筑材料。石料、木料甚至钢材，这些东西对于沿线大多数住着草房的农民是很有**力的，个别人小偷小摸的行为在所难免，但是如果出现豪强恶霸大批占有倒卖或者出现农民大规模哄抢，那就会对防洪工作产生恶劣影响，所以当时政府对盗拿防洪物资的处罚规定非常严厉，特别成立了护堤大队来保护这些备用物资。由于黄委会与一战区以及河南省关系良好，这支护路队的装备还算不错，队员配备的都是巩县造七九步枪，还有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如果发生大批人员哄抢防洪物资的事情，护堤大队长可以自行决定开枪。这护堤大队的队长姓田，个头不要，还戴副眼镜，此君原来是黄委会的一个土木工程师，黄委会让他当护堤大队长似乎文不对题，很多人感到纳闷。但是不久，这个安排的妙处就显现出来了，在小田担任大队长的三年多时间里，与沿堤农民的摩擦争执不计其数，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向村民开过枪。有一次，盗窃建材的“贼”们仗着人多，竟要来夺护堤队的枪，此时田队长向空中放了一枪将他们镇住。

如此行事，手下队员颇有怨言，特别是有时制止盗窃反被“贼人”殴打，手里有枪却不准使用，真是窝囊，一些队员私下给这个矮个子戴眼镜的田队长起了个“小山田”的日本外号。

1日凌晨，田队长和他的部下被北边传来的枪炮声惊醒。匆匆起身带人上大堤察看：北边火光冲天，枪炮声响成一片，借着光亮，远远可以看见一些鬼子正向这边奔来。一些队员一阵惊慌：不知来了多少鬼子，南岸阵地怎么这么快就失守了？

田队长扶了扶眼镜，说道：“弟兄们，你们平常不是老怪我不准向贼人们开枪吗？看，今天来的贼人不少，放开打，机枪准备好，谁打死的贼多，谁的功劳大，到时论功行赏！”

队员们都散开卧倒在大堤后面，枪口指向北方。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实际的战斗，有的人手在微微发抖。

田队长声音忽然比平时提高了许多：“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平日里拿国家的饷，吃百姓的粮，现在是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要是有人殉国，抚恤金加三倍，家里老小黄委会养一辈子！弟兄们，你们说，咱们能带着枪往回跑吗？”

“不能！队长，倭寇想过咱的大堤，得先问问咱们手里的家伙！”

小田并不能越权决定属于黄委会的权限的事情，但是他的一番话确实振奋了士气。

佐佐木的前锋部队，跑步奔向南方，他们想在行进中占领郑州。最前面的敌人离广花堤近了。毕竟，田队长的人没有战斗经验，在最前面的鬼子距离还有150米左右的时候，他们开火了！步枪、机枪一起吼叫起来。鬼子被突如其来的射击打倒了十来个。这是自鬼子渡河以来第一次遭到比较像样的抵抗，是由一群非军方人员组织进行的。

佐佐木接到前锋受阻的报告，心中犹疑不定，他是那种顺利时气焰万丈，受阻时又降温很快的那类人。他想：“支那的主力部队哪有那么容易被击垮的？难道其中有诈？想诱我深入重地？从枪声看，这是支那主力部队的武器，应该有一个连吧？算了，反正我们的任务是佯攻，还是小心为妙，完成上边交给的任务要紧。”

于是佐佐木命令向广花大堤开火，但是不要发起冲锋，等天亮再说。这样，北面的敌军暂时被阻击在了广武以北的地区。

郑州城内，警备司令部一片混乱。仗打起来好久，这里连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一小时后，警备司令才接到张团长从西面一战区友邻部队发来的报告，称：“黄河北岸日军自今日零时开始向我部发起进攻，敌二到三个联队在重炮掩护下向我团阵地猛攻，职督率本部与敌激战4个半小时，毙伤敌军数百后，现已向西边友邻部队驻守区域转进。”

警备司令气得破口大骂：“他娘的，全是放屁！零点开始的？那这小子为什么不早报告？再说，当老子是聋子呀，明明是四点开始炮击的。他奶奶个熊！临阵脱逃，老子非毙了这个狗东西不可！”

此时郑州城内只有三个保安团，说是三个团，加起来还不到600人，装备之差就更不用提了，而且兵员素质差，没有战斗经验。虽然警备司令不相信张团长说的过河的鬼子有两三个联队的鬼话，但是他认为，有一个联队的敌人应该是可信的，不然怎么会那么快占领了滩头和邙山的阵地？这个刘司令既无实力又无才能，怎么当上的警备司令，着实令人费解，当然这世界上如此令人费解的事情比比皆是。就像病菌侵蚀人体或者人体上的已经存在病灶一般平常，只是战争环境这样的病灶更容易“急性发作”而已。有时候，急性发作容易处理，处理好了，病也就根治了，反而是病情被掩盖，长期不发作，一旦发作，怕是就回天无术了。此次冈村宁次对豫中的进攻，简直是1944年1号作战的一次小规模的演练，而汤军在战法、战力、士气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显露了出来，但是此战最后以郑州失而复得的“胜利”告终掩盖了业已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在随后的两年里问题越积累越严重，最终导致1944年的大溃败。而国民党政权也是在问题“病灶”不断积累，自身讳疾忌医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