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学习历史？古往今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认识，即明“事势”，明“势”“理”，明“大道”，明规律，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认识。
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察、揭示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197]。后来，杜佑《通典》讲“事理”，柳宗元《封建论》讲“势”，直到王夫之提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198]，反映了古人从历史中探讨、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历程。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说法，指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199]
胡三省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00]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这比“事势”“事理”等具有更普遍、更抽象的意义，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以增益人们的智慧，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前人在这方面的思想遗产，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诚如胡三省、龚自珍所说，对于“道”的探究不能离开对于“事”和“史"的认识。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的呢？这是很值得总结的一个问题。
一
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01]朱熹有不少关于读书的言论，在读经与读史问题上，他是尊经抑史的。他认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他主张用经书的是非来判断史书所记的史事：“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熹把史书所记“视为皮外物事”，反复称说必须以经书来“权衡”史事，这正是胡三省所批评的那种认为“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论点。从朱、胡言论的比较中，更可以看出后者在历史认识上的进步性。不过朱熹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他毕竟认为“史亦不可不看”，并对如何读史，提出了不少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202]，从历史认识来看，确是读史的门径。
历史进程的表现千头万绪，历史记载纷繁复杂，认识历史，撰写历史，学习历史，从何处入手？这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史学上，或者扩大范围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地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当不晚于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他在听了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发问后，却能指示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203]在当时，秦失天下、汉得天下，可谓“大治乱得失”。刘邦一连用了两个“所以”，显然是要从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为当时所用。而陆贾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当是所谓“大伦理、大机会”的比较具体的提法。陆贾的《新语》，是史论家、思想家自觉地从得失成败来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较早著作，对后来历史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汉初的政治更有直接的影响。其后，司马迁写《史记》，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撰述上的要求，因而他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也就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理论层次。《史记》第一次把历史作为一个有序的和分阶段的过程加以考察，从而清晰地揭示了夏、殷、周三代“成败兴坏”的过程，以及“诸侯专政”的春秋时代和“陪臣秉政，强国相王”的战国时代的特点，直至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当代面临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后论以及《平准书》中，司马迁都有明确的论断。从朱熹的观点来看，司马迁对历史作有序的和分阶段的叙述与解释，当是最能反映出历史上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他称赞“司马迁才高，识亦高”[204]，与此不无关系。比如，他曾具体地说到秦、汉、刘、项的兴亡得失问题，指出：“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中。”[205]《史记》在这方面的成功，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至于《春秋》故意“不说破”，让后人根据义理去解释、发挥，那是更多地反映了朱熹本人的认识。其实《春秋》史文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朱熹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206]所谓“物久自有弊坏”，这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但把“秦汉而下”的历史简单地概括为“自是弊坏”，则与历史发展的事实不符，这是朱熹在认识治乱得失上的极明显的偏颇。
历史进程中常有某种机遇的出现，这种机遇往往成为得失成败的转折点，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大机会”，或近于他说的“大机会”的含义。他指出：“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207]他又结合自己的旨趣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208]王朴，五代周人，其《平边策》见《旧五代史》卷128所载。从这两段话看，所谓“大机会”，是指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机遇，或是对这种机遇的认识和陈述。其中所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初见刘备时，诸葛亮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及建议刘备所应当采取的方略，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史文。朱熹的本意在于，把握住史书上这些极其紧要的类似的记载，认真来看，甚至要“背得”，自当可以增益智慧，可以由此而认识到历史上那些具有某种共性的事物的发展规律。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从他说的“物久自有弊坏”来看，他是具有这种意识的。
朱熹所谓“大伦理”，显然是藉《春秋》引发出来的。他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209]朱熹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都讲到了。从《春秋》本身的史文来看，朱熹的说法有的比较勉强，他不过是借此阐述自己的伦理观。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他的这个认识不如所谓“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所具有的意义。当然，中国古代史书在宣扬伦理观念方面，是确实存在的。司马迁说“《春秋》以道义”[210]；袁宏认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211]，把宣扬“名教”作为一个重要任务；陈寿的《三国志》被后人称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212]，“得失”是从政治上讲的，“风化”是着眼于伦理，等等。据此，也可以看出史家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的精神风貌，这跟朱熹所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的意思就不尽相同了。
总之，读史以明道，当从史书所记大处着眼；所谓“大治乱得失”，就是这个大处中最重要的方面。早于朱熹的宋人孙甫说：“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213]这是说明了史家纪事，为什么要把治乱成败作为重要内容来对待的原因。从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司马迁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以下，许多史家对于“治乱得失”的重视都有自觉的意识；他们所写的史书，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朱熹正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把握“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作为读史的重要门径。这在古代自有其现实的意义，在今天也还可以作为读史的参考。
二
按照胡三省的观点，“道”本“散于事为之间”；而政治上得失成败，国家的治乱盛衰，历来被史家认为是事中之最大者。这种大事的结果，必有其起因；而大事，又必由诸事所促成。所谓明“道”，就必须围绕治乱得失去考察其起因，去认识促成这一大事的诸事的形态、内容和原委。这样，才能对治乱得失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而达到对于“道”的把握。那么，史学家是怎样来反映这一认识活动的？这是人们读史不可不注意到的又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汉纪》的作者荀悦是较早提出明确认识的史家，他在《汉纪·序》中写道：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214]
这一段话，是从理论上对《汉纪》的内容及其社会功用做了概括。其中，除休祥、灾异二项还免不了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关于自然史的记载外，其余都是关于人事的概括，而以政治上的举措、面貌为主。作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带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如法式与监戒，废乱与持平，兵略与政化，常道与权变，策谋与诡说等。作者通过对于许多相同与相异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的概括，确信它们具有“通之万方而不泥”的功用，因而可以作为“常训”来看待。尽管作者没有明确地说到“道”，但从“不泥”和“常训”来看，作者的认识已是超出了对于个别事物的判断而包含着揭示规律的意向。荀悦说的“本末存之”，“君子可观之”，正是提醒读史者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唐太宗作为《汉纪》的读者，认为这部书可谓“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215]，并把它推荐给他的大臣。他说的“极为治之体”，是从治国着眼的，有很重的分量。荀悦自谓《汉纪》“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从唐太宗的这个评价中，足证其言不谬。
荀悦对史事的辩证认识是很有意义的，这在《汉纪》史论中有丰富的表述。与此稍有不同的是，胡三省对于人们轻视史学及其后果也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他就《资治通鉴》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16]欲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作事，这是人君、人臣、人子的大事；求胜，图利，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若不重视读史，不能通过对许多史事的认识而认识其中的“道”，便往往适得其反，南辕而北辙。《资治通鉴》这部书有明确的撰述宗旨，它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撰而成，司马光希望它对最高统治者能够起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的作用。[217]司马光强调以历史上的盛衰同现实的得失相对比而从中确定取舍，并把国家同生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同等重要提出来，说明他不是简单地着眼于政治统治，也顾及“四海群生”，这在史家撰述思想上是有意义的。胡三省根据《资治通鉴》提出“道”本“散于事为之间”的论点，是有历史认识上的价值的，不过他对于《资治通鉴》撰述思想的概括，似未尽全面。其后，王夫之著《读通鉴论》，继承并发展了胡三省的认识，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思想做了进一步概括。
王夫之在阐述他对于《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时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18]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在讲到君道、臣谊、士行之外，于君道之后提出了国是、民情，并把它们置于臣谊之前，反映了他对于史学的卓越见识。这跟司马光说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是一致的。王夫之还提出边防、臣节，这是他作为明朝遗民在当时的形势下更关心的问题，故别有一番深意。最后，他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概括出“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的结论。这里说的“道”，应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既包含对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认识，也包含对做人的行为规范、思想准绳的认识。
胡三省、王夫之是研究和阐释《资治通鉴》的名家，他们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认识，都有启发性。王夫之把从中观察国是、民情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认识，这是抓住了看待得失成败、治乱盛衰的根本。从历史上看，任何正确的国策的确定，虽然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但民情的动向实为最重要的因素。这样来看待历史，历史就不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这样来看待历代皇朝的政治措施，这些措施也就不只是一些政治家的谋划，而包含着民情的推动作用。用这种观点来认识历史和现实，这在王夫之的时代虽非出于首创，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推广来说，国是、民情实为“大治乱得失”之所系。关于读史，荀悦、胡三省、王夫之所说各项，都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而王夫之所说国是、民情两项，则具有根本的意义。
三
章学诚在讲到“《六经》皆史”时指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19]意谓古人之说“理”，也没有离开“事”即“先王之政典”。这跟胡三省不赞成“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论点可谓殊途同归，且有互补之功。“理”离于事或“道”寓于事，章学诚是指《六经》说的，胡三省是指史书说的。他们的看法，都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中国史书储存了翔实的史实，使中国历史得以有丰富的和连贯的记载。然而这个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史家不重视对于“理”和“道”的探究。如上文所说，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到龚自珍倡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种对“理”和“道”的重视和探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一般地说，这种探究的表现形式，大多是同对于史事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荀悦说的“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和胡三省说的“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前者是从空间上说的，后者是从时间上说的。这表明，中国古代史家中，有不少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认识到，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是可以总结出来若干具有共性的道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司马迁把先秦时期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引入历史撰述中，从而赋予它们以历史理论的形式。他所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与此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对司马迁历史思想影响较突出的是《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里说的“通其变，使民不倦”和穷变通久，在《史记》中都有十分明显的反映。司马迁在记述人们论列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推崇陆贾、贾谊的言论，认为“逆取而以顺守之”“取与守不同术”，是带有根本的性质，也是普遍的法则。司马迁本人在直接评论汉之所以兴这个问题时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20]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上自夏、殷、周三代政治，下至秦亡、汉兴的“成败兴坏之理”。这个“理”，就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这才符合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司马迁称赞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221]，称赞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222]在他看来，这都是符合“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这个“理”的。
司马迁不仅从政治上探究了这个“理”，他还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史家，并且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理论认识。《史记·货殖列传》略述“《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人们的经济活动，认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223]
这里讲到了社会分工和若干经济现象，认为这不止符合于“道”，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明证。可见司马迁所探究的“道”“理”，本质上是在努力揭示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法则。《史记·平准书》描述了汉初至武帝时70年间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即从凋敝到富庶的发展。接着，司马迁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在本卷后论中又结合唐虞、殷周以来的历史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224]对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司马迁并不感到惊讶，他以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品质如实地记载了这个变化，并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这种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促成这种变化的动因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即世事、时势发展的趋势相互影响的结果。司马迁从社会历史的经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认识，丰富了、深化了先秦时期的变易观点，不论是从唯物的方面看，还是从辩证的方面看，都达到了很高的理论认识层次。
由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认识，所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的过功得失时，总是要顾及他们所处的“时”与“势”，从而做出恰当的说明。司马迁对叔孙通的为人评价不高，但还是肯定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225]。他评价公孙弘是“行义虽修，然亦遇时”[226]。他评论战国贵族养士之风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227]所谓“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也还是借助于当时的形势。
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和人物活动中“理”“道”“时”“势”的探究和说明，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的史家，有不少人在这些方面的探讨上做出了成绩，并对司马迁提出的理论有所发展。例如，《隋书》史论在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他们“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228]这是明确地指出了时势对于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是多么重要。杜佑论兵，自五帝迄于当时，他针对藩镇割据势力说：“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他又针对西汉同姓封国的兴衰，指出：“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229]杜佑从军事方面分析了历史上封国和藩镇跟朝廷不可能长久相安的必然性，其间复杂斗争，种种变故，都是“事理不得不然也”“形势驱之而至此”。这里说的“事理”“形势”，也是指事物发展中的法则和恒情。在这个问题上，柳宗元的《封建论》着眼于考察以往的全部历史，用以证明古代分封制的出现，“非圣人意也，势也”，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种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客观趋势。柳宗元从人类初始阶段的物质生产为起点，来分析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和发展本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此他说的“势”具有超出对分封制、郡县制孰优孰劣论难的意义，可以扩大为用以观察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论模式。
宋人范祖禹、苏轼对“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并以此论证郡县制产生的合理性。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230]范祖禹用自然之“时”来比附历史进程之“时”，远不如柳宗元论“势”在理论上来得坚实；但他认为人不能违背“时”来制定或推行某种制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苏轼对于人与“时”的关系，讲得很机智，他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秦置郡县是“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231]。苏轼强调了“时”是不能由人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而人的高明处在于“不失时”地从事自己的创造活动，说明人在“时”面前并不是消极的。
王夫之论读史的意义说：“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他以“人情”与“时势”相对应，可知这里说的“时势”是历史进程中的客观情势或发展趋势。他讲的“必因”，是说人们不可能脱离这种客观情势或发展趋势而活动。他认为，人们考察历史，应充分注意到“势异局迁”即时势的变化；而人们要从历史上获得“治之所资”的启示，也必须“设身于古之时势”。从他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通过读史而认识历史并从中获得教益，关键在于是否真正看清楚了“时势”以及“势异局迁”的变化。但是，读史还有更高的要求。王夫之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232]所谓“求顺于理"的“理”，这是比“时势”更高的理论认识。“理”是什么？在王夫之看来，“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33]，即事物变化的内部法则或规律。为什么“理”比起“时势”来是更高的认识呢？王夫之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234]。从王夫之的解释来看，“势”是具体的，而“理”是抽象的；“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理”“势”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分开。他的这个认识，比胡三省说的“道”本“散于事为之间”又进了一步：后者说的“事”是具体的史事，前者说的“势”是综合的史事，在第一个认识层次的起点上高于后者，更接近于向“理”的抽象。
四
古代优秀史家，多有以经世致用为治史的目的。从孟子评论《春秋》来看，这个传统从孔子就开始了。读史，也是为现实所用。王夫之批评脱离经世致用的目的去读史，是“玩物丧志”[235]，主张读史要“求适于用”。他还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236]写史，读史，都应有为社会所用的宗旨。
写史、读史为社会所用，不是去模仿古人的做法。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237]他指出了借鉴不是混同古今，这是很重要的史学思想。明乎此，则可知读史之不可少。
龚自珍处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深沉地感受到读史的重要，因而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宏论。他结合当时的世风呼吁：“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38]。在他看来，史学遗产，“良史之忧”，跟现实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极大的关系，是“智者”所必须重视的。他说的“智者”，是指那些有紧迫的时代感的人。“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反映了龚自珍的很高的精神境界，也反映了史学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今天，我们可以用李大钊说过的一句话来补充龚自珍的这个认识，这就是：“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239]
读史明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总结这个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写史、读史，都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