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还在于史学有益于人们的蓄德与明道。
治身与治世跟蓄德与明道有相通的地方但并不相同：前者是指品质与能力，后者是指境界与器识；前者是说具体事物，后者是讲普遍认识；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前者和后者又是互相渗透的，不可截然划分开来。
《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说，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应当多记识前贤的言论与行事，以积蓄、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把历史知识（“前言往行”）跟人们的德行修养（“以畜己德”）联系起来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德”，不只是指人的品质，而是指广义的道德、学识、文化修养。《易·系辞下》对“德”的内涵有很丰富的解释，认为：
《易经》的创作，大概在中古吧？创作《易经》的，大概有忧患吧？因此，《履》卦是德行的基础，《谦》卦是德行的柄，《复》卦是德行的根本，《恒》卦是德行的固定，《损》卦是德行的修养，《益》卦是德行的扩充，《困》卦是德行的辨别，《井》卦是德行的地位，《巽》卦是德行的制裁。
《履》卦和而达到礼，《谦》卦谦逊而光明，《复》卦从小事遍及事物，《恒》卦周遍而不厌倦，《损》卦先难而后易，《益》卦长久宽裕而不是有意做作，《困》卦身穷困而道通顺，《井》卦处于其所而能施德于人，《巽》卦有所称道而隐讳。
《履》卦用和来行动，《谦》卦用照礼来行动，《复》卦用来自觉，《恒》卦用来专一于德行，《损》卦用来避开害处，《益》卦用来兴利，《困》卦用来减少怨恨，《井》卦用来辨别正义，《巽》卦用来实行权变。[30]
从《易·系辞》对“德”的解释看，“德”既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又是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要求和准则。用这样的认识来看待“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更可以体察到这话的分量之重。
所谓“前言往行”，早已成为过去。人们之所以还能够认识它，主要是通过文献尤其是历史记载才能做到。孔子说的“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都是“文献不足故也”。[31]可见文献和历史记载对于认识“前言往行”进而对于“蓄德”的重要；换言之，即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
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写道：“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32]裴松之说的“智周”“鉴远”是从治理政治上说的，但他认为要达到“万理自宾”“物无遗照”这样一个和谐的政治局面，还在人君的“体备之量”和“畜德之厚”，即在于“智周”和“鉴远”。因此，“好察迩言”和“多识往行”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裴松之这位史学家是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论证“多识往行”对于“畜德”的重要，“畜德”对于“鉴远”的重要，“鉴远”对于致治的重要。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从史学的角度注释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解释了《易·系辞下》关于“德”的说明。因此，裴松之认为，史学的作用是“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而其重要的环节便是史学对于“蓄德”的不可缺少。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33]，在阐述这“两大宗门”的特点时，进一步揭示了史学与“德”的关系。他根据《易·系辞上》中的有关说法，对史学做出独到的解释，指出：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34]
所谓“撰述”“记注”，就是章学诚对史学“两大宗门”的划分；所谓“体有一定”“例不拘常”，是“两大宗门”在体例上即表现形式上的区别；所谓“藏往似智”“知来拟神”，是“两大宗门”在旨趣上的不同。至于所谓“其德为方”“其德为圆”，则是对“两大宗门”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这里，我们不来讨论有关史书体例问题，还是回到史学与“蓄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根据章学诚的论述，可以认为，史学中所包含的“德”有两大类：一类是“藏往欲其赅备无遗”，“其德为方”；另一类是“知来欲其抉择去取”，“其德为圆”。前者重在掌握历史知识，后者重在指示未来变化，这就叫作“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如此看来，史学对于“蓄德”确乎是十分重要的。
读史可以蓄德，读史又可以明道。
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察、揭示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35]。后来，杜佑《通典》讲“事理”，柳宗元《封建论》讲“势”，直到王夫之提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36]，反映了古人从历史中探讨、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历程。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这比“事势”“事理”等具有更普遍、更抽象的意义，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以增益人们的智慧，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前人在这方面的思想遗产，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呢？这是很值得总结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到，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从历史认识来看，这确是读史的门径。
读史以明道，当从史书所记大处着眼；所谓“大治乱得失”，就是这个大处中最重要的方面。早于朱熹的宋人孙甫说：“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子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37]这是说明了史家纪事，为什么要把治乱成败作为重要内容来对待的原因。从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司马迁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以下，许多史家对于“治乱得失”的重视都有自觉的意识；他们所写的史书，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朱熹正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把握“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作为读史的重要门径。这在古代自有其现实的意义，在今天也还可以作为读史的参考。
按照胡三省的观点，“道”本“散于事为之间”；而政治上得失成败，国家的治乱盛衰，历来被史家认为是事中之最大者。这种大事的结果，必有其起因；而大事，又必由诸事所促成。所谓明“道”，就必须围绕治乱得失去考察其起因，去认识促成这一大事的诸事的形态、内容和原委。这样，才能对治乱得失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而达到对于“道”的把握。那么，史学家是怎样来反映这一认识活动的？这是人们读史不可不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汉纪》作者荀悦是较早提出明确认识的史家，他在《汉纪·序》中写道：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38]
这一段话，是从理论上对《汉纪》的内容及其社会功用做了概括。其中，除休祥、灾异两项不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关于自然史的记载外，其余都是关于人事的概括，而以政治上的举措、面貌为主。作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带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如法式与鉴戒，废乱与持平，兵略与政化，常道与权变，策谋与诡说等。作者通过对于许多相同与相异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的概括，确信它们具有“通之万方而不泥”的功用，因而可以作为“常训”来看待。尽管作者没有明确说到“道”，但从“不泥”和“常训”来看，作者的认识已是超出了对于个别事物的判断而包含着揭示规律的意向。荀悦说的“本末存之”，“君子可观之”，正是提醒读史者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唐太宗作为《汉纪》的读者，认为这部书可谓“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39]，并把它推荐给他的大臣。他说的“极为治之体”，是从治国着眼的，有很重的分量。荀悦自谓《汉纪》“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从唐太宗的这个评价中，足证其言不谬。
胡三省、王夫之是研究和阐释《资治通鉴》的名家，他们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认识，都有启发性。王夫之把从中观察国是、民情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认识，这是抓住了看待得失成败、治乱盛衰的根本。从历史上看，任何正确的国策确定，虽然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但民情的动向实为最重要的因素。这样来看待历史，历史就不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这样来看待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这些措施也就不只是一些政治家的谋划，而包含着民情的推动作用。用这种观点来认识历史和现实，这在王夫之的时代虽非出于首创，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推广来说，国是、民情实为“大治乱得失”之所系。关于读史，荀悦、胡三省、王夫之所说各项，都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而王夫之所说国是、民情两项，则具有根本的意义。
章学诚在讲到“《六经》皆史”时指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0]意谓古人之说“理”，也没有离开“事”即“先王之政典”。这跟胡三省不赞成“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论点可谓殊途同归，且有互补之功。“理”寓于事或“道”寓于事，章学诚是指《六经》说的，胡三省是指史书说的。他们的看法，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中国史书储存了翔实的史实，使中国历史得以有丰富的和连贯的记载。然而这个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史家不重视对于“理”和“道”的研究。如上文所说，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到龚自珍倡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种对“理”和“道”的重视和探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一般来说，这种探究的表现形式，大多是同对于史事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荀悦说的：“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和胡三省说的“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前者是从空间上说的，后者是从时间上说的。这表明，中国古代史家中，有不少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认识到，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是可以总结出若干具有共性的道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司马迁把先秦时期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引入到历史撰述中，从而赋予它们以历史理论的形式。他所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与此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对司马迁历史思想影响较突出的是《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里说的“通其变，使民不倦”和穷变通久，在《史记》中都有十分明显的反映。
司马迁不仅从政治上探究了这个“理”，他还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史家，并且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理论认识。《史记·货殖列传》略述“《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人们的经济活动，认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41]
这里讲到了社会分工和若干经济现象，认为这不仅符合于“道”，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明证。可见司马迁所探究的“道”“理”，本质上是在努力揭示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法则。《史记·平准书》描述了汉初至汉武帝时70年间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即从凋敝到富庶的发展。接着，司马迁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在本卷后论中又结合唐虞、殷周以来的历史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42]对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司马迁并不感到惊讶，他以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品质如实地记载了这个变化，并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这种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促成这种变化的动因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即世事、时势发展的趋势相互影响的结果。司马迁从社会历史的经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认识，丰富和深化了先秦时期的变易观点，不论是从唯物的方面看，还是从辩证的方面看，都达到了很高的理论认识层次。
由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认识，所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总是要顾及他们所处的“时”与“势”，从而做出恰当的说明。司马迁对叔孙通的为人评价不高，但还是肯定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43]。他评价公孙弘是“行义虽修，然亦遇时”[44]。他评论战国贵族养士之风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矣。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已。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45]所谓“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也还是借助于当时的形势。
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和人物活动中“理”“道”“时”“势”的探究和说明，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的史家，有不少人在这些方面的探讨上做出了成绩，并对司马迁提出的理论有所发展。例如，《隋书》史论在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他们“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46]这是明确地指出了时势对于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是多么重要。杜佑论兵，自五帝迄于当时，他针对藩镇割据势力说：“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他又针对西汉同姓封国的兴衰，指出：“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47]杜佑从军事方面分析了历史上封国和藩镇跟朝廷不可能长久相安的必然性，其间复杂斗争，种种变故，都是“事理不得不然也”“形势驱之而至此”。这里说的“事理”“形势”，也是指事物发展中的法则和恒情。在这个问题上，柳宗元的《封建论》着眼于考察以往的全部历史，用以证明古代分封制的出现，“非圣人意也，势也”，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种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客观趋势。柳宗元从人类初始阶段的物质生产为起点，来分析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和发展本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此他说的“势”具有超出对分封制、郡县制孰优孰劣论难的意义，可以扩大为用以观察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论模式。
宋人范祖禹、苏轼对“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并以此论证郡县制产生的合理性。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48]。范祖禹用自然之“时”来比附历史进程之“时”，远不如柳宗元论“势”在理论上来得坚实；但他认为人不能违背“时”来制定或推行某种制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苏轼对于人与“时”的关系，讲得很机智，他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秦置郡县是“理固宜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49]。苏轼强调了“时”是不能由人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而人的高明处在于“不失时”地从事自己的创造活动，说明人在“时”面前并不是消极的。
王夫之论读史的意义说：“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他以“人情”与“时势”相对应，可知这里说的“时势”是历史进程中的客观情势和发展趋势。他讲的“必因”，是说人们不可能脱离这种客观情势或发展趋势而活动。他认为，人们考察历史，应充分注意到“势异局迁”即时势的变化；而人们要从历史上获得“治之所资”的启示，也必须“设身于古之时势”。从他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通过读史而认识历史并从中获得教益，关键在于是否真正看清楚了“时势”以及“势异局迁”的变化。但是，读史还有更高的要求。王夫之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50]。所谓“求顺于理”的“理”，这是比“时势”更高的理论认识。“理”是什么？在王夫之看来，“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51]，即事物变化的内部法则或规律。为什么“理”比起“时势”来是更高的认识呢？王夫之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52]
从王夫之的解释来看，“势”是具体的，而“理”是抽象的；“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理”“势”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分开。他的这个认识，比胡三省说的“道”本“散于事为之间”又进了一步：后者说的“事”是具体的史事，前者说的“势”是综合的史事，在第一个认识层次的起点上高于后者，更接近于向“理”的抽象。
读史明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总结这个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写史、读史，都是有启发的。
[1]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3319页。
[3]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0～223页。
[5]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6] 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这里说的《诗》《礼》《乐》也是史书；除《训典》不可确考外，应当说其余8种都可以看作是史书。
[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3298页。
[8]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9]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1115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11]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12] 范晔：《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83～685页。
[13] 范晔：《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23～724页。
[14]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8页。
[15] 陈寿：《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2页。
[16]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81页。
[17]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1页。
[18]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
[19] 《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明茅坤选、闵振业辑评，明泰吕元年（1620）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
[20]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茅坤集》，张大芝、张梦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
[21]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自叙》，《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22] 以上所引均见陈亮：《陈亮集》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7～241页。
[23] 李翰：《通典序》，杜佑：《通典》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2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0页。
[2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3983页。
[26]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80页。
[27]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28] 参见羊春秋，何严选注：《历代论史绝句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4、188、247、352页。
[29]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80～781页。
[30] 此处省去原文，译文采自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9页。
[31]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32]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陈寿《三国志》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3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3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3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6] 王夫之：《宋论》卷七《哲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4页。
[37] 孙甫：《唐史论断》序，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38] 荀悦：《两汉纪》上《汉纪》序，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页。
[39]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4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4页。
[42]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1443页。
[43]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6页。
[4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3页。
[4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3页。
[46]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22页。
[47] 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80～3781页。
[48]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49]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页。
[50] 以上均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0～1115页。
[51]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五《至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页。
[5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