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上面我们讲到的史学对文化积累所起的作用，对民族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不同方面发挥的作用。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所积累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料，对促进思想家的思考、文学家和诗人的创作，都有重要的价值。从先秦诸子以后，不少思想家于历史知识的运用中阐述着自己的思想；而从唐代诗人开始，“咏史”也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都可以看作是史学对较高层次的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史学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以对通俗文学和蒙学读物影响更为突出。
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从敦煌变文到宋元话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唐代寺院中盛行着一种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所谓变文，是这种话本的一种名称。今按习惯说法，仍称变文。变文取材于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也取材于历史故事。从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先生所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所见，前三卷所收23种变文均为历史故事，按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编次。这种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变文，有的直接取材于正史而铺张以民间传说，又益以唱词，连缀成篇，有说有唱，很是生动。如《敦煌变文集》卷1所收《伍子胥变文》，其基本内容是根据《史记》卷66《伍子胥列传》加工、创作而成。《伍子胥变文》从楚平王为太子娶妇而自纳为妃说起，至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而越将灭吴，以下阙文。这与《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在主要事实上是吻合的。这里，我们就列举上述楚平王为太子娶妇、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二事，两相比较，以见史学对于历史故事类变文的影响。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楚平王为太子娶妇事：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49]
伍奢是伍子胥的父亲，他因反对楚平王的这种做法而被杀。费无忌，在变文中作魏陵。《伍子胥变文》记楚平王为太子娶妇事是这样说的：
楚王太子，长大未有妻房。王问百官：“谁有女堪为妃后？朕闻：国无东宫，半国旷地，东海流泉溢，树无枝，半树死；太子为半国之尊，未有妻房，卿等如何？”大夫魏陵启言王曰：“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额）方，耳似珰珠，手垂过膝，拾指纤长。愿王出勅，与太子平章。倘如得称圣情，万国和光善事。”
遂遣魏陵，召募秦公之女。楚王唤其魏陵曰：“劳卿远路，冒涉风霜。”
在这段文字中，跟《史记·伍子胥列传》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即对秦女的美丽姿色的描述，以烘托楚平王的无道。再一个不同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说“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伍子胥变文》说的是“其王见女，姿容丽质，忽生狼虎之心”。这就更加渲染了楚平王的无道。
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所杀，他逃出楚国，历尽艰辛，到了吴国，事吴王阖闾，有大功。阖闾死后，吴王夫差听信太宰嚭的谗言，赐伍子胥死，《史记·伍子胥列传》记：
吴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51]
《伍子胥变文》说这件事时，把太宰嚭的进谗言，改成了太宰嚭与伍子胥在为吴王夫差解梦中发生了分歧，伍子胥因直言其梦而终于被赐死，它说道：
尔时吴王夜梦见殿上有神光，二梦见城头郁郁枪枪（苍苍），三梦见城门交兵斗战，四梦见血流东南。吴王即遣宰彼（嚭）解梦。宰彼曰：“梦见殿上神光者富（福）禄盛，城头郁郁枪枪者露如霜，南壁下匣北壁匡王寿长，城门交兵者王手备缠绵，血流东南行者越军亡。”吴王即遣子胥解梦。其子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文经武律，一切鬼神，悉皆通变。吴王即遣解梦。子胥曰：“臣解此梦，是大不祥。王若用宰彼此言，吴国定知除丧。王曰：“何为？”子胥直词解梦：“王梦见殿上神光者有大人至，城头郁郁苍苍者荆棘备，南壁下有匣、北壁下有匡者王失位，城门交兵战者越军至，血流东南者尸遍地。王军国灭，都缘宰彼之言。”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咒我国。”子胥解梦了，见吴王嗔之，遂从殿上褰衣而下。吴王问子胥曰：“卿何褰衣而下？”子胥曰：“王殿上荆棘生，刺臣脚，是以褰衣而下殿。”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子胥得王之剑，报诸百官等：“我死之后，割取我头，悬安城东门上，我当看越军来伐吴国者哉。”[52]
这一段俗讲，在太宰嚭之佞，伍子胥之直，吴王夫差之昏，以及伍子胥之死等方面，都是忠实于史书所记的。在此基础上，它吸收了民间传说，把“解梦”这一为大众所关注的事情用来代替伍子胥与太宰豁在政见上的分歧，并用伍子胥“直词解梦”来突出他的正直。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逃亡途中，有“窘于江上，道乞食”共70余字的叙述，《伍子胥变文》则铺叙为数千字的有说有唱，其中尤其是有关打纱女之情、渔人之义，极尽委婉、苍凉、真诚之词，令人感动。像这些地方，变文就更多地采入了民间传说，并经话本中编写者的加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敦煌变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也都同《伍子胥变文》一样，与有关正史的传记有密切的关联。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源与流的关系。
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有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可作明证：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恢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55]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至于有“讲史”（或称“演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56]苏轼《东坡志林》卷1记当时“说三国”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57]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到大众之中了。
南宋时，讲史又有新发展，有人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的讲史盛况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58]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名家。第二，《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第三，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第四，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名字。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后胡仲彬以讲史者的身份，“招募游食无籍之徒”，准备起事，因被人告发而未果[59]。由此可见讲史流行仍很广泛。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时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他写道：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櫂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听。[60]
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讲得“座客倾耳听”，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唐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吧。
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5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武王伐纣平话》开篇就说：“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首诗亦可证明平话已形成系列。平话跟历史题材的变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平话是有说无唱，而历史题材的变文有些是有说有唱的。平话中常有诗句的穿插，它是由讲史者念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例如，《五代史平话》写黄巢起事之初的情境是：
那黄巢得五百贼众，拣下辛卯日离那悬刀峰下，将那村庄放火烧了而去。一路上遇着仓库，便劫夺米粮，投向曹、濮州回去。不数月，行到临濮县，将五百人潜伏深山中，两个潜地入县坊去。但见县城摧坏，屋舍皆无，悄无人烟，惟黄花紫蔓、荆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见荆棘中有一草舍，有个老叟在彼住坐。尚让往见老人，因赋一诗道：
老人来此话离情，泪滴残阳诉楚荆。
白社已应无故友，秋波依旧绕孤城。
高天军垒齐山树，昔日渔家今野营。
牢落故乡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
尚让吟罢此诗，同黄巢问老人借宿。老人道：“昨因王仙芝反叛，尚君长军败，已在狗脊岭伏诛，累及爷娘良贱，一齐斩了。见今出□捕捉他弟尚让未获。”唬得尚让顶门上丧了三魂，脚板下走了七魄。遂与黄巢不敢逗留，急奔过那县北十里头，小地名仁义里，投奔舅舅家借宿。行至一更后，月色初上，到得仁义里，悄无一人。只见舅家屋内，新坟垒垒。尚让行得辛苦，与黄巢且坐歇子。因感泣，乃为诗一首：
平生感慨有谁知，何事谋身与愿违！
上国献书还不达，故园经乱又空归。
孤城日暮人烟少，秋月初寒垅上稀。
世境飒然如梦断，岂能和泪拜亲闱。
黄巢为见尚让吟诗，他也吟四句诗道：
秋光不见旧亭台，四面荒凉瓦砾堆。
火力不能烧尽地，乱生黄菊眼前开。
这一段写出了环境的苍凉和人物心情的悲愤，而诗句是用来对说话起渲染和烘托作用的，以达到讲史预期的效果。所谓“听者纷纷”“座客倾耳”，想必都与诗词的运用有关[61]。
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中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都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是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唐宋以下，涌现出一批蒙学读物。这类读物，一方面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62]的教材，另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是较早的蒙学读物。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现存本共2484字，621句，读来朗朗上口，流传甚广。此后，有许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学读物问世，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蒙学读物的发展中，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存传统蒙学读物，数量不小。这里，我们仅举北宋王令所编《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这3部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来说明史学与它们的关系。
《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于“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对反映宋朝以前历代史事的正史的统称，它们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成书都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之前，但宋人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故合计为“十七史”。其中《后汉书》包含范晔的《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然而此书在取材上，实已超出“十七史”的范围，还涉及《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等。据宋人王献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为此书所作的序文称，编者王令深为王安石所器重，王安石曾有“力排异端谁助我，忆见夫子真奇材”的诗句，可见王令在宋神宗时是一个拥护新法的人。序文又称王令“富学该博，十七史书莫不通究”。以上这两条，对于说明王令编《十七史蒙求》的思想是有关系的。《十七史蒙求》的编写方法是：“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以资记诵、讨论。”[63]这同李翰《蒙求》在编写方法上大致相似，全书共16卷，比李翰《蒙求》丰富多了。所谓“参为对偶，联以音韵”，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的故事，并使上下两句成对，便于阅读、记诵。总之，这是一本以历史人物故事纂集起来的蒙学读物，这既反映了纪传体史书以大量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又便于蒙童以记诵对偶联韵的句式而掌握历史知识。它的表现形式是，先出偶句，继注释文。例如，卷1有“萧宏钱愚，李憕地癖”句，释文写道：
《南史》：梁武帝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武帝见之，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他物满库，不知多少。武帝子萧综，以晋时有《钱神论》，遂作《钱愚论》讥之。
唐李憕，并州人。颇殖产，伊州有膏腴，自都至关口，田畴弥望，时谓“地癖”。
又如卷2有“萧何不治，孝恭粗足”之句，其释文是：
前汉萧何为丞相，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唐宗室河间元王孝恭常谓人曰：“吾所居颇壮丽，非吾心也。当别营一区，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殁后，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为他人所利。”
又如卷15有“李皋发廪，郑默开仓”之句，释文这样说：
唐宗室李皋，字子兰。为温州长史，俄摄州事。州大饥，发官廪数十万石赈饿者。僚吏叩庭请先以闻，皋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后发哉？苟杀我而活众，其利大矣！”既贷，乃自劾，优诏许开。
晋郑默，字思元。为东郡太守，值岁荒人饥，默辄开仓赈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忧国，褒叹，比之汲黯。[64]
从以上所举之例来看，《十七史蒙求》所做的启蒙教育，并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它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观教育。从全书来看，还多有关于历史观、伦理观、道德观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寓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著，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韵文写成，明清学人不断有注释、增补，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重订三字经》行于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经训诂》计，《三字经》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晚清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序》说：“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缘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晰详明，了如指掌。”这当然是指他的注本说的，但于此也可看出他对《三字经》内容的概括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是有其道理的。《三字经》从人性、教育讲起，然后依次讲到自然、社会、人伦、经籍、历史，最后讲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关于历史，它是这样讲的：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嬴秦氏，始兼并，传二氏，楚汉争。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字文周，与高齐。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传说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后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历史写到这里为止。王相《三字经训诂》把历史部分补至明亡，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又补至清亡。这个概括，主要是根据了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从《三字经训诂》中说的“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来看，王应麟原作当有“十七史，全在兹”的句子。章太炎的重订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此四史，最精致。先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历代事，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可见，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尤其是历代治乱兴衰的来龙去脉，成为《三字经》的极为重要内容。《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讲古人勤奋读书的故事，也多取材于史书。这些故事被集中在一起，不仅对蒙童（当然，并不限于对蒙童）有教育的作用，而且还蕴含着一种教育思想，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参考的部分。例如，“头悬梁，锥刺股”，是讲苦读之勤；“如囊萤，如映雪”，是讲贫不废学；“如负薪，如挂角”，是讲身劳而好学；“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是讲年长而好学，等等。这种从历史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好学精神，八九百年来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幼学琼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就是指“蒙学”；“琼林”，在唐代是内库之名，贮藏贡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赐宴及第进士的场所，这里是借指丰富、重要之意，类似今日“宝库”“大全"之意。《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通俗读本，用对偶句子写成，每句不拘字数，而联句大致做到押韵，读来朗朗上口，饶有兴味。《幼学琼林》在流传中不断为后人所增补，现今所传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邹圣脉的增补本，凡4卷33目。卷1主要讲天地、朝廷，卷2主要讲伦理关系，卷3主要讲人事、器用，卷4主要讲学识、技艺。《幼学琼林》的许多材料也来自史书，不过它与《十七史蒙求》《三字经》多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传不同，而侧重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礼书（礼书也是史书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它以容纳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成语、掌故为编写的宗旨，故此书曾有《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等异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是当时的一本“常用成语典故小词典”。例如，卷1《天文》一开始就写道：“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同卷《地舆》写得更有趣味：“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称谓各殊。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浙江是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之地，又曰吴皋。……”这既讲了一些具体的掌故，又包含了地理沿革的知识。其他各卷，亦多类此。这是《幼学琼林》作为蒙学读本的一大特点。此外，它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传的。如同卷《文臣》说：“萧、曹相汉高，曾为刀笔吏；汲黯相汉武，真是社稷臣。”“李善感直言不讳，竟称‘凤鸣朝阳’；汉张纲弹劾无私，直斥豺狼当道。”又如同卷《武职》写道：“韩、柳、欧、苏，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颇、牧，乃武将之多奇。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孙膑、吴起，将略堪夸；穰苴、尉缭，兵机莫测。姜太公有六韬，黄石公有三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毛遂讥众，碌碌无奇。……”这些都是讲历史人物的才干、品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
史学对于蒙学读本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蒙学读本中所讲到的历史，有的是属于先民的传说；所做的历史评价，有的并不是很妥当的；所反映的历史观点，有的即使在当时也不是进步的观点。对于这些，似不必用对于历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们。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我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章太炎在《重订三经》序文中指出：“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尽管这些话是65年前讲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积极作用，毕竟是有启发的；而普及历史知识本身，也是大众文化所需要的。
史学的天地很广阔，大众文化的天地也很广阔，史学和大众文化的结合也必有广阔的天地。今天的史学，今天的大众文化，需要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这将是大有可为的。
[1] 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2] 见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5] 《论语》第一《学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页。
[6]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7] 《论语》第二《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8]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9] 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10]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807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12]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14]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五《与人书二十五》之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
[15] 《论语》第十三《子路》，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7页。
[16]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09页。
[17]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18]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9] 转引自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百二《文部》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09页。
[20]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一《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9～370页。
[21]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22] 《左传·成公十六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82页。
[23] 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24] 《左传·襄公四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39页。《国语》卷十三《晋语七》，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3页。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82页。
[25]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7页。
[26] 《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6～1389页。
[27]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28]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一《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
[29]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96、899页。
[30] 分别见魏徵等：《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9～1882页。魏徵等：《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2页。
[31]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32] 李翰：《通典序》，《通典》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33] 杜佑：《通典》卷四十八《礼典八》后议，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55页。
[3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8～4980页。
[3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03～6104页。
[3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37] 脱脱等：《辽史》卷六十三《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9页。
[38]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0页。
[39]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七《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2页。
[40] 脱脱等：《金史》卷九十九《徒单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5页。
[41] 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1～1142页。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185页。
[42] 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0～1141页。
[43] 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8页。
[44] 脱脱等：《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9～1280页。
[45] 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4页。
[46] 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176页。
[47] 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2～203页。
[48] 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页。
[49]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71页。
[50]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一《伍子胥变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2页。
[51]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80页。
[52]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一《伍子胥变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6～27页。
[53]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百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771页。
[54] 这里涉及的有关论点，采自《敦煌变文集·引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6页。
[55] 郭湜：《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页。
[56]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133页。
[57] 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页。
[58]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4页。
[59]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胡中彬聚众”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3页。
[60] 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1册卷一千二百九十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36～237页。
[61] 本节有关宋元讲史的部分阐述，参考了程毅中：《宋元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6～58页。
[62]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旧说有认为此传中提到的《兔园册》系唐初虞世南所撰，恐系讹传，不取。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0页。
[63] 王令：《十七史蒙求》卷首《十七史蒙求序》，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
[64] 以上见王令：《十七史蒙求》卷一、二、十五，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5、25、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