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的“阿房宫”
俺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唐朝诗人杜牧写的《阿房宫赋》，呵呵，那个优美的意境和笔调，至今令人难忘！你看看那个开篇，一下子就把你吸引住了：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谁知道这个满肚子花花肠子的杜牧 ，除了会真实地把他那些风流韵事写出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何等的坦率、真诚！可是他却用这个美如春风的画笔，给俺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阿房宫”就是他想象出来的，糊弄俺们一千多年！
根据最新考古资料，这个所谓的阿房宫，就是打了个地基，连前面的大殿都没来得及建，秦朝就完了蛋了，用老百姓的话说，连影子都没有！
目前，考古人员已经基本弄清了它的地基规模，远远不是杜牧吹的“覆压三百余里”那麽大：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夯土台基的面积54.1万平方，前殿的夯土台基8.07万平方米，就是说，大殿占整个面积的八分之一，如此而已。想想啊，即使从咸阳到骊山，也没有300余里呀？充其量只是秦始皇一种理想、规划而已！
为了取得眼见为实的效果，俺曾经亲自去阿房宫遗址看过。它就在西安市西郊的三桥镇，东起巨家庄，西至古城村，目前保存有60万平方米的遗址。三桥到骊山哪里有300里？100里足矣！
考古人员还确证，什麽项羽火烧阿房宫云云，也是后人捏造的，根本没这回事。其主要论点，就是在35万平方米所能勘探的遗址内，没有发现丝毫火烧土的痕迹。这个说法俺是比较赞同的，为什麽？有秦始皇兵马俑的遗迹可证。
兵马俑发掘那阵子，俺刚到西安，那时管理不严，俺亲自跳下俑坑里研究了一番，不但那坚硬的火烧土一层层的很明显，而且土层里夹杂着烧焦了的木料，有的成一层明显的黑木炭状，用手一扒拉，烧焦的木片沙沙往下掉，手上也被染的乌黑。这就是被烧过的确证。根据《史记》记载，那就是项羽干的无疑了。
如果真有阿房宫，项羽烧它是肯定的，那麽这麽大一片遗址，总会留下痕迹来，可是经过考古挖掘，却丝毫没有火烧的痕迹。这就说明，所谓阿房宫，不过仅仅打了个夯土地基而已，根本就没有建起来过。南宋程大昌在其记录各朝首都沿革的专著《雍录》中，关于阿房宫的部分说：“上可座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什麽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些只是个模型，是“期望”达到这个标准而已！
在陕西西安方言里，阿，就是“那个”的意思，是指示代词，郊区农民叫孩子回家吃饭，那名字前面就要带个“阿”字，比如孩子叫“冬冬”，大人喊的时候就是“阿冬冬”，意即为“我们的冬冬”，是特指，不是喊别人的孩子的。所谓“阿房宫”，就是“那个房子（宫殿）”的意思，不是一个正规的宫殿名称，因为没盖起来，没有一个正式名称，又占了那麽大块地面，老百姓为了方便说话，就以“那个房子”代替了。试想，如果真有这麽大，这麽重要，这麽漂亮的宫殿，秦始皇能不将它取个漂亮而又庄严的名字麽？“阿房宫”，呵呵，土得掉了渣了！
那麽杜牧究竟是怎麽回事呢？原来那时是唐敬宗当政，昏庸无道，大兴土木，不理朝政，杜牧写《阿房宫赋》，不过是借古讽今，有劝诫皇帝的意思在内，正像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所说的：“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 这就把他的写作目的说的很明确了。原来前面那洋洋洒洒的漂亮文字，不过是一种铺陈，写的不美，热衷奢华的唐敬宗能看吗？他后面那段苦口婆心的话就是白说了？
呵呵，看看吧：“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个才是杜牧要说的主题！
这小子，不但叫项羽多背了一宗罪，同时还这麽糊弄俺们后人一千多年！文人之笔，其厉害也乎哉！
诸葛亮是最虚伪男人？
在这个被视为娱乐致死的年代，诸葛亮惹谁了？没有人知道。
最近，除了有人要求从中学课本中删除《出师表》外，更有人著书评价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并声称刘备三顾茅庐是虚构，《出师表》暴露了诸葛亮的政治野心。
“现在看来，西安教授胡觉照的观点只是钻牛角尖，所谓作家梅朝荣的品评，就明显是想‘杀’诸葛亮成名得利。”南阳师院教授、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聂振弢认为，说白了，就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卖书赚钱。
这种靠往古人身上泼脏水而成名的行径值得文化圈和整个社会去集体反思，毕竟，这和纯学术探讨相去太远。
【一语惊人】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
几乎一夜之间，梅朝荣突然扬名天下。这缘于他的新作——《梅朝荣品诸葛亮：中国最虚伪的男人》。
2007年7月，这本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仅仅从各篇小标题中，读者就能清楚看到梅朝荣对诸葛亮的评价：前期作秀，装神弄鬼，假仁假义，左右逢源，溜须拍马，欺下媚主，唯我独尊，贪图权力，罪孽深重，笑里藏刀等等。这些四字词语皆用来形容诸葛亮的为人处世，极尽贬低之能。
今年7月，媒体最先报道此事。这本书的社会反响之猛烈，也让人感到意外。在网络上，赞扬与破口大骂者论战不休。有人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美化了诸葛亮，该书则将诸葛亮还原；但也有人指责梅朝荣东施效颦，想学易中天，“想利用三国为自己炒作一番，顺便赚些票子花花”。总体来说，骂声居多。网友“神一样的人”将这本书称为“小学生水平”。
在梅朝荣看来，“他(诸葛亮)的智慧是一种伪智慧，他的忠心是一种假忠心，他的辅佐是一种假辅佐。他是完完整整地演示了一生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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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抗议】梅朝荣信口开河只为炒作自己
在诸葛亮故乡南阳，这一话题正沸沸扬扬盛传，很多人对梅朝荣的这本书强烈不满，严重抗议他的这种非学术行为。
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晓刚就是其中之一。“梅朝荣太过分了！”昨天上午，张晓刚告诉记者，梅朝荣的那些考证根本不符合史实，没有一个能站住脚。比如，到底诸葛亮是毛遂自荐，还是刘备三顾茅庐。
梅朝荣在该书第29至第34页写道，诸葛亮认定刘备是个绩优股，于是找上门自荐，刘备觉得他是人才，就多次回访，并恳请出山辅佐。所以，他的结论是：“所谓的三顾茅庐只不过是民间传言，以及历史演义小说的创造。”
张晓刚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这是大臣给当朝皇帝的奏章，也是史学界公认的首选资料。
关于此事，历史上曾有过“自荐”说，出自魏国人鱼豢《魏略》，后被晋时司马彪《九州春秋》沿袭。“但这从未被史学界接受。”张晓刚解释说，鱼豢写书时，三国尚未结束，当时魏蜀是敌对国，这只是他在没有史料情况下的猜测而已。
张晓刚认为，梅朝荣的品评就像一个口无遮拦的人信口开河，这是近期品评历史人物中的极端事件。
【《出师表》风波】教授激辩《出师表》是否宣扬愚忠好战
诸葛亮的麻烦不止这一桩，为了广为传诵的《出师表》是否应撤出中学课本一事，一个多月前，河南陕西两名教授专门在凤凰卫视的组织下进行了一场激辩。
今年3月，陕西省委党校退休教授胡觉照在博客上提出，诸葛亮的《出师表》作为初三语文必修课文，宣扬“愚忠”“好战”思想，应撤出中学教材，换上同时代华歆的提倡民本思想的《止战疏》。胡还给教育部写了建议信。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河南专家认为《出师表》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是教中学生如何理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凤凰卫视以“该不该把《出师表》剔除出中学课本”为题，在北京组织胡觉照与聂振弢进行辩论。
昨天上午，聂振弢告诉记者，胡觉照是没有吃透《出师表》的内涵，这篇文章实际上体现了诸葛亮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精神。而华歆的《止战疏》从文采上无法与之相比。
对于梅朝荣及新书，聂振弢评价说，为了卖书赚钱和出名，这些人不惜往古人身上泼脏水，胡说八道，不值得多谈。
【大众娱乐】“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带来的反省
离开学校课堂，走上公众讲坛，这是如今愈来愈多的大学教授及专家学者的流行做法。这其间，不可避免的有观点碰撞和分歧，但像梅朝荣这样的有些过激。
以易中天和于丹为例，二人借助《百家讲坛》，将深邃的学术研究，用最鲜活生动的语言为听众解读全新的《三国演义》和《论语》。这些在大学里默默无闻的人突然风靡一时，瞬间成了名人，迅速走红，倾倒众生。“我认为这种讲坛非常好。”温州大学民俗学硕士杨旭东关注这一课题已半年多，他认为，由于目前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很多人没有时间去重温经典，但骨子里却渴望借文化作为谈资，这种娱乐化甚至平民化的重读比较适合现代人。“例如论语，对于公众来说，未必大家都能读懂，如果有像于丹这样的学者以通俗化的方式解读，用亲身感受告诉你为人处世之道，当然更好。”杨旭东说。
【“学术失身”】“古惑仔”李白成为学者们的赚钱工具
当学术背弃道德底线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张晓刚认为，目前文化圈有一种怪现象，利用古代圣贤名人进行自我炒作，去开讲坛、出书，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名人的逸闻趣事、野史同历史真实混为一谈，夸大其词，蓄意歪曲正统历史，这让人深感悲哀。
在北大教授李零的书中，一代圣人孔子变成了“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丧家之犬”；而在北大古代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笔下，诗仙李白又成了“大唐第一古惑仔”；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则把司马相如说成包二奶的，卓文君失财失身。
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余先生承认梅朝荣之书的书名确有些偏激，但他认为，该书的定位是一本通俗大众读物，所以无伤大雅。
尽管出版方和作者认为“无伤大雅”，但公众并不买账。接受《天府早报》记者采访时，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蜀汉文化研究专家梅铮铮公开表示，梅朝荣这些人是在靠古人哗众取宠，只要读者不去理睬，不久就会自行消失。
“从书名就能看出来，梅朝荣是在歪曲历史事实，这本书没有学术价值，不值一提。”这是张晓刚的最后评价。
在日前出版的《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梅朝荣品诸葛亮》一书中，诸葛亮被描述成了一个很有心计和野心，并且极度虚伪的人，他辅佐刘备不但不是忠义之举，还是一场阴谋。图书经理人梅朝荣的叙述表明，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见2007年8月10日东方网）
相信所有看到或听到这一新观点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因为诸葛亮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军事家、谋略家，是智慧的化身。今天却有人以书的形式言之凿凿，要把诸葛亮定义成“中国最虚伪的男人”。也许很多人震惊的程度已经不是很强烈，因为在这之前，司马相如已成为劫财劫色的大流氓，孔子也成了丧家狗，李白更是吃软饭想打架斗殴的混混。在诸葛亮没成为“中国最虚伪的男人”之前，在司马相如没成为劫财劫色的流氓之前，在孔子没成为丧家狗之前，在李白没成为吃软饭的混混之前，多少人知道梅朝荣、李零、檀作文等人的大名呢？至少我不知道他们，世人“十年寒窗无人问”，这些人“一番胡说天下知”。
玷污古代名人在今天已经不是个案，而古代名人被相继玷污的理由是什么呢？
有人说，理由很简单，玷污古代名人是成名获利的捷径。这话极有道理，他们一夜成名的效果有目共睹，他们卖书获利的回报也可以推测。现在的出版社都是市场机制，一切围着经济利润转，如果没有丰厚的利润，他们难道会前赴后继的为这些“胡说”出书？也许，第一个人胡说的时候，内心深处还有些惴惴不安。然而这些不安，很快就被“盛名”和经济回报给淡化。他们由不安到淡定从容，是因为名利比良心更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前面的人因为“胡说”得到了丰厚回报，于是开始有更多的人出来著书胡说。因此诸葛亮、孔子、李白、司马相如等人相继倒了霉。
有人说了，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年代，人家的这些行为只不过是经济时代的产物，有需要就有人化成商品的形式给予，旁人有什么权利和资格来说三道四，是不是看人家出名挣钱了眼红，有本事自己也试试。我相信，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大家都知道，贩毒获利最快也最丰厚。毒品对人的危害显而易见，不仅让人身体健康受到损害，还扰乱社会秩序。对古人进行玷污的本质也是一种毒，一种精神之毒，然而这种毒罩着“学术新发现”“个人见解”的外衣，并且由一些所谓的“文化人”说出来，其危害性被隐蔽的很深。贩卖毒品会受到公安的严打，贩卖这种隐性的文化毒品，危害很深，却让普通民众难以察觉。“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该是每个从事文字工作者最基本的良心，因为“唯精神永存”。当一种不良的思想见解被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其危害之深难以用言语来估量。为了下一辈人的健康成长，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站出来对这些不良文人给予严厉的批评。
一个人追逐名利没有错，但因为想出名获利，就任意玷污古代名人却是一种耻辱。古代名人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他们催人上进让人引以自豪，对他们不但不加倍珍惜还肆意玷污，是不是有失厚道？在言论自由的今天，也许没有人或部门出面对这些不良行为进行干预，但决不能因为没人干预就让这种不良倾向泛滥成灾。因此，在目前玷污古代名人成风的社会背景下，全国高校有必要展开一场浩大的辩论：学者该具备什么样学术良心和名利观。也许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些人下笔时有所顾忌，从而避免下一位古代名人遭到玷污的恶运。
从明末改朝换代的大局 看李自成政权失败原因
其实，如果我们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放到明末那个改朝换代的大环境中去看，就会对其失败得出一个更为贴切的认识。一位伟人说的好：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李自成迅速失败的关键就在于：他还没有为建设一个新世界做好准备，就匆忙打碎了旧世界。
一．明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诸多封建王朝之一，它的历程与其它朝代一样，有兴起、有守成、有衰败，最终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明朝不可能象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千年王八万年龟似的永远活下去，然后自己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实行工业革命，由朱皇帝宣布君主立宪，引领世界新潮流。
明王朝末期，各种腐朽势力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国家体制溃烂，靠王朝本身的机制、力量已经不可能正常调解社会各种矛盾。大量土地兼并到统治阶层、地主豪强手中，数量极其巨大的破产农民生活在死亡边缘。整个王朝已经处于一种无序崩溃的边缘。任何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总崩溃的爆发。至于导致崩溃的是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或两者兼有之则带有历史偶然性。
二．三支造反的政治军事集团
1．满清政权
明朝末年，首先向明政权造反发难的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明朝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
明万历11年（1583年）5月，努尔哈赤以祖父和父亲遗下的甲胄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图仑兴兵”，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多年的统一东北女真各部的战争。明万历44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和八旗诸贝勒大臣举行仪式，尊努尔哈赤为可汗，建立金政权（为与宋朝时的金国区别，史称“后金”）。１６１８年他以“七大恨”祭天，起兵伐明。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1635年改族名为满洲（简称满族），次年改国号为“清”。
到1644年，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几十年的努力，满清政权已扫清明朝在辽东除宁远之外的所有军事据点，直逼山海关。满清通过军事、安抚、联姻手段收伏漠南蒙古诸部，建立了除满洲八旗之外的蒙古八旗。通过招降纳叛，建立了以操控火器为主的汉军八旗，收降了一批明朝文臣武将。又通过军事进剿，迫使向明朝称臣纳贡的朝鲜政权臣服于清。
2．李自成大顺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
明天启年间，1627年3月，陕西白水农民王二率几百人攻入澄城县，揭开了席卷西北中原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其后，各路农民起义军在西北纷纷揭竿而起。
明政权投入大量军力、财力以军事***和政治招抚并用的手段打击分化各路义军，早期的农民起义军有的被招抚（如刘国能），有的被***（如高迎祥），到1638年底，起义陷入低潮。只有李自成率残部在商洛山坚持反明。
1639年中期，接受明政权招抚的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兵反明。李自成也率轻骑突入河南，重新打起闯王大旗。又经过数年与明军激烈战斗和起义军内部分分合合、优胜劣汰，各路造反义军最终汇聚在李自成、张献忠两人麾下，其中以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
1643年3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称新顺王。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
1644年初，张献忠率军由荆州入四川。同年10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三．襄阳决策，李自成败亡的根源
1641年后，罗汝才、革左五营等几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先后归附李自成。李自成军在河南先后与明军主力进行了五大战役和三次围攻开封的作战，歼灭了明政权在北方的绝大部分主力部队，声威大振。势力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推翻明朝的核心力量。
1642年底，李自成再次击败明悍将左良玉，占领襄樊。随后便在襄阳着手建立自己的各级政权。
1643年夏，李自成在襄阳召集将领们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会上有三种意见：
1．先攻河北，直取北京；
2．东取南京，截断粮道，围困明朝政府；
3．顾君恩的建议：先取关中，以此为根据地，建立政权，补充兵力，然后进击山西，再取北京。
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襄阳决策。
这个决策是导致后来李自成迅速败亡的根源。
当时，经过中原大战，明朝在北方已没有能够直接威胁李自成的军事力量，根本无力对李自成采取任何军事“进剿”行动。所以，李自成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自己能够掌握主动的发展壮大时期。李自成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建立新政，巩固政权，整顿军队，积蓄力量，让民众修养生息，得到新政的实惠，同时压缩明朝的生存空间。而当时能够使李自成达到上述目标的地方只有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在明代，江南是鱼米之乡，明朝政府的粮源、财源之地。而且是明末农民起义风暴没有波及到的地方，没有受到战乱破坏，正是李自成政权修养生息的最好去处。李自成占领南京，还可截断明政府北方各省的粮道，使明朝政府陷入困境。
取南京，将残破的北方各省留给明朝政府，又使明朝政府处于与满清作战的第一线，使其内外交困，不能自拔。而李自成则处于进可夺取全国政权，退可割据自保的两全地位。
当然，取南京也有不足，那就是不能马上推翻明朝政权，要晚几年当皇帝。
而顾君恩提出的、李自成采纳的襄阳决策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李自成政权将以关中为根据地，在西安建都；其二，在关中补充兵力后，由山西进兵北京，推翻明朝。
这个决策有三个致命缺陷：
1．当时，河南由于灾荒连年和李自成与官军的数次大战，已经残破不堪，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政权机构和战争支出。陕西除关中平原外，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天灾不断，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而且自唐末以后，就再也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建都作为根据地根本不适宜。
2．这个决策根本就没有考虑花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李自成在1642年10月，于河南郏县击败孙传庭，取得郏城战役胜利后，由于河南残破，养不起军队，便率军南下湖广，年底占领襄樊。在襄樊才驻几个月，便又要移师河南，挺进关中，北进山西，直下北京。这还是没有摆脱流寇的传统，中央政权随着军队到处跑。
3．这个决策根本没有考虑满清政权的问题。拿下北京后，李自成大军便处于与满清对峙的第一线了。明朝没有军队能威胁你李自成，满洲八旗可不是吃素的。但襄阳决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与满清军队作战的问题。
襄阳决策归根结底是中国农民那种故土难离、衣锦还乡的传统思想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政治人物登基坐龙椅、过皇帝瘾的传统思维的反映。
当时，李自成由于已经打垮了明朝北方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所以对以左良玉为首的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根本没放在眼里（左良玉多次败在他手下），认为只要打下北京，明朝的其它地区都可以通过传檄而定方法解决。
由于李自成军队长期在内地与明朝官军作战，对满清政权及其野心不甚了解，对于八旗军的战斗力也没有切身体验，所以，当时忽略了满洲八旗的威胁，虽然情有可原，但确是一个重大缺憾。
从襄阳决策可以看出，李自成不是帝王之才，辅佐他的智囊团队也没有萧何、张良、刘伯温那样的人物。
比起李自成，张献忠就更差一个层次了，他最多就是个割据称王的料。
四．李自成打下北京，推翻明朝
1643年9月，李自成在河南汝州打败明朝兵部尚书孙传庭的军队。10月初，李自成破潼关，击毙孙传庭。10月11日，占领西安。随即，李自成分兵三路，很快就占领了陕西、甘肃、青海的广大地区。
1644年春节，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
紧接着，在1644年2月，李自成率大军渡黄河进入山西。大顺军兵分两路，李自成率军经大同、宣化向北京进发，刘宗敏率军经固关、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一路势如破竹，只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但很快被大顺军击败。3月15日，李自成破居庸关，17日，与刘宗敏会师北京城下。
3月17日，大顺军开始向北京城发起进攻。至18日夜，攻破内城。19日凌晨，明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杀，明朝统治宣告结束。
1644年3月19日中午，李自成率军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入紫禁城。
五．满清政权向关内进军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满清统治者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当时皇太极已死，由其幼子福临继位，其弟多尔衮摄政。多尔衮立即集结军队，迅速向关内进发。
满清政权早已看透明朝腐朽没落，必然灭亡，早有入主中原之意。只不过他们原先只想恢复原金国统治区域就行了，并没有打算统一全中国。为了实现入主中原的野心，清统治者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松山之战，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战败被俘，绝食以求速死。皇太极为了收降洪承畴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让他最宠爱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皇太后）前去劝说洪承畴。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对他恩礼有加。许多满洲贵族对此很不理解，皇太极解释说，我们进入中原，就象一个人在黑夜里走路，根本辨不清方向。洪承畴就是一个给我们照路的灯笼。
明朝悍将祖大寿，一直与满清为敌，对满清多次降而复叛。松山之战，明军全线战败，祖大寿再次投降，皇太极为了笼络明朝辽东地方实力派，对祖大寿依然十分宽待，祖大寿感恩，再没有复叛。满清还通过他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联系（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
皇太极还曾亲自致书吴三桂劝其归顺满清。
洪承畴与李自成打过仗，了解其情况。满清统治者在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正一步步向其既定目标迈进，而李自成对此却浑然不知。
六．李自成政权进京后的作为
进入北京后，李自成及其部下??其它地方可以传檄而定。许多人开始忘乎所以。
刘宗敏等人已经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牛金星则八抬大轿遍访同乡，大宴宾朋，俨然太平宰相模样。
按照既定政策，大顺政权对明朝官吏富户，按其等级规定银两数目，勒令其输银助饷。违者施以重刑。李自成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由刘宗敏负责追赃助饷。前后共得银七千万两。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研究，李自成当时并不打算在北京建都，而是依然按照襄阳决策在西安建都。李自成攻入北京主要是为了推翻明朝统治，为其称帝扫清道路。另外也是为了筹集更多的银饷，以供西安建都之用（陕西太穷）。
所以，李自成集团在北京的所做所为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志得意满、不思进取！
由于李自成集团上上下下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他们对满清八旗这个正在向他们日益靠近的威胁浑然不知。当然，也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加以防范。
不但没有防范，由于李自成、刘宗敏的荒唐，还帮助满清打开了入关的门户--山海关。
七．吴三桂、陈圆圆、山海关
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明崇祯皇帝命令驻守宁远、山海关的总兵官吴三桂率军勤王。吴三桂放弃了宁远，但一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也没有率大军离开山海关。
吴三桂手中掌握着明朝硕果仅存的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约5万人。
由于在与明军的长期作战中，死在李自成手下的明朝总督、巡抚、总兵许许多多，被歼灭的明朝军队不计其数，这其中也包括1635年在真宁被歼灭的由总兵曹文诏率领的关宁铁骑，所以，李自成、刘宗敏等人对吴三桂等明朝残余的军事力量并未放在眼里。所以，进京后，李自成并未把解决吴三桂问题放在头等位置。
但是，李自成对吴三桂也不是什么工作都没做，他派明朝降将唐通前去劝降，还让在北京的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劝说，许以高官厚禄，让吴三桂率军归顺。
吴三桂很快同意投靠李自成，他把山海关交给换防的唐通，率领自己的部属前往北京朝见新君。但是，3月26日，吴军行至河北玉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从北京传来消息，吴三桂的爱妾、名妓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刘宗敏还将他父亲吴襄拘捕追饷。
听到这个消息，吴三桂立即停止进京行动。陈圆圆被霸占给了他两个明确信息（当然都与爱情无关）：
1．李自成等人绝非顺应天命的新君，成不了大事。
2．他吴三桂在李自成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
崇祯帝已死，大明已亡，当此改朝换代之际，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吴三桂在李自成、刘宗敏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人生中这一次艰难的选择，这次选择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
吴三桂立即率军回师山海关，击败了换防的唐通军，重新占领了山海关。吴三桂决定投靠满清，派人去向满清求援。
八．山海关之战
得到吴三桂反叛的消息，4月13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10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平叛。但由于己方有错在先，李自成仍想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一面假意与李自成谈判，拖延时日，以便做好战斗部署，一面派人催促满清速发援兵。
清军原先准备从蓟县、密云破边墙入关，接到吴三桂的求援后，立即改变行军路线，改向山海关急进。
李自成由于中了吴三桂的缓兵之计，行军拖延了时日，4月20日才抵达山海关。此时，吴三桂已做好战斗部署。4月21日上午，山海关战役开始。经一昼夜激战，至22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招架不住。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大顺军已包围山海关），请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统率的清军此时已在一片石打败了唐通的围关部队，进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观战。吴三桂领亲信等到多尔衮面前称臣迎降，多尔衮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借大风扬尘从容布阵，随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雨。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鏖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刘宗敏负伤。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大顺军战死及自相践踏而死者数万人。退至永平府时，李自成将吴襄处斩。26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封为平西王。
山海关之战，大顺军参战兵马大约近十万人（也有说是6万）；吴三桂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是自1641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但是，他们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气，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部明军是绰绰有余的。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由于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导致其在山海关战役失败。
九．李自成政权的瓦解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大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战略和策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最终自酿苦酒。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在于：1、大顺政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2、满清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3、以吴三桂为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力量。
由于在山海关战败的大顺军是李自成统率进京的全部精锐部队，李自成匆忙之间已不可能组织起对吴三桂和满清进一步进攻的有效抵抗，4月30日，李自成率残部撤出北京。很快北京、河北、山东等地易手。
这时，李自成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恶果显现出来了。传檄而定的基础是你必须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别人都打不过你。现在，你被打败了，溃逃了，你坐不了天下了，对不起，我就没必要拥护你了。于是，各地纷纷反叛、独立。李自成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李自成退到关中，依然没有挡住满清和吴三桂的军事进攻，此时，大顺政权事实上已经又变成了到处流窜的流寇。
1645年4月下旬，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遭遇当地民团袭击，被杀（也有说，李自成出家当了和尚）。李自成政权至此退出历史舞台。
十．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腐化堕落
李自成大军进京后，虽也有部分将领花天酒地，但短短二十多天，李自成大军就已经腐化得不能作战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李自成败于腐化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李自成推翻明朝后迅速失败，具体原因可以有千条万条，但根本原因只有一条：李自成不是帝王之才，没有得天下的本事。他不是朱元璋，不是刘邦，更不是李世民。他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建国方略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拿的上台面的东西。辅佐他的牛金星、宋献策之流更是不入流的政客。在军队将领方面，也没有象李靖、李世绩、徐达、常遇春那样的帅才。所以，李自成得不了天下，最多能象五代的朱温、李克用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
李自成失败得太快太惨，令人叹息！但他的迅速败亡和满清迅速击败各地割据势力统一中国，也使明朝灭亡后中国没有再发生两晋南北朝那样的几百年战乱，或汉末三国、唐末五代十国百年的战乱，也没有再来一次宋、金、西夏分疆裂土式的割据共处。否则，现在的中国有多大的疆域都是个疑问！
从这点来看，李自成的迅速败亡也未尝不是好事！
驰骋中国北方十世纪的匈奴人，如今在哪里?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近十个世纪又消失了十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征战、迁居、再征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己。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为“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的笔触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写有十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告诉记者，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S226;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汉史学会副秘书长、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铭洽认为，虽然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民歌是民族的心声，游牧民歌更是研究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盛衰兴替的历史和心灵的天窗。史载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为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就是在汉代大将霍去病率大军击败匈奴后，匈奴对失去阴山的无限怀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吉尔格勒博士认为，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情节和结构至今遗留在蒙古民族丰富的民歌曲式当中。
另眼看历史：邓世昌的月薪有多吓人
邓世昌生前任北洋水师两大主力舰之一的致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按北洋水师相关资料记载，邓世昌的武官阶级是总兵。在清代，武官的副都统和总兵为正二品大员（相当于中将），故邓世昌的官衔是非常高的。他的月薪是官俸1584两，船俸2376两，合计3960两。按光绪年间推算，当时大米每斤价格15文，折银0.015两；食盐每斤35文，折银0.035两；猪肉每斤40文，折银0.04两。以此估算：光绪年间一两银子在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100-150元。故邓的月薪折合人民币40-60万元，待遇是相当高的。致远舰上待遇最低的是夫役，月俸6两，折合人民币600-900元。一等水手月俸10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这说明北洋水师在当时不仅是晚清军队中的骄子，舰上官兵的待遇也是无可比拟的。邓世昌在1894年9月17日海战中捐躯报国。致远舰因舰体受伤，弹药断绝。而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使致远舰没入黄海，全舰300余名官兵仅余7人。举国上下一片悲愤，威海百姓自发出海打捞英雄们的尸体，当地流传着"通商卖国李鸿章，战死沙场邓世昌"的歌谣。海战失利，朝廷震动。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也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万元）以示抚恤。这说明，邓世昌死后，清政府给予其的褒奖和待遇也是非常高的。写这些并非猎奇，更不是宣扬金钱主义。只是想说明当时的清政府在海防上是下了血本的。但国家政治的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即使花了那么大的本钱，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揭开秦始皇陵地宫水银之谜
2200年前那个清凉如水的夜晚，咸阳宫外一座豪华寝宫里弥漫着不祥的寂静。一个年约五旬的单身女人溘然辞世。这个女人叫"清"---一位来自巴郡的寡妇。 始皇嬴政就站在她的卧榻之侧。他凝视着这孤独一世的旷世奇女。她走了，随同她生命的消逝，也带走了未来世界的所有悬念。 不久之后，嬴政也去了他的郦山陵，一切都深锁进迷雾之中。 2200年过去了，让我们来揭开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强汞分布暗合秦朝疆域上世纪末，一个由美国国家考古队牵头的考古团来到陕西临潼郦山脚下的秦始皇陵。考古专家在地宫表面检测出大片强汞区域，结论是，地宫里隐藏着大量水银。水银的分布走向，分明就是一幅大秦帝国的疆域版图。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2003年，中国考古队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无损勘查。经过周密分析，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学理推论，地宫中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
保守估计至少有100吨水银。 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也在反复梳理史料并两次实地取样检测后确认：地宫水银藏量不虚。 考古发掘多次证明，《史记》是一部信史。 一些专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营造恢弘的气象，更有保尸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银)的有毒气体防止盗墓贼入侵。春秋战国的贵族墓冢以"水银为池"并不鲜见。但是，在地宫里用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并"相机灌输"，却是始皇陵所独有。 上百吨水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水银是珍稀的液态金属，上百吨的水银从哪里来？谁向秦陵地宫供应了这么多水银？水银从哪里来？经过一系列的研究推测，专家初步确定：这些水银来自当时巴郡一个叫"清"的女人。 司马迁记载了这个女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秦代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数代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秦始皇曾为她修筑了一座豪华的纪念碑---怀清台，以表彰她的"贞节"。《史记》又说："江南"出丹砂。丹砂是提炼水银的主要原料。
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师大教授王子今给了"江南丹砂"一个清晰的概念：从今天了解的中国汞矿分布看，以重庆南部及黔东北、湘西，即乌江左近地区，如酉阳、秀山、务川、铜仁、万山、新晃、凤凰等地最为集中。川东南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汞矿的主要产地。 《汉书食货志》也说，巴寡妇清，其家族数代垄断丹砂经营，成为巨富。秦始皇将其奉为上宾，并为她修建"怀清台"，表彰她为"贞妇"。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巴寡妇清坐拥丹砂矿，做成天下第一的大生意。 这样的记载见于历朝通史、地理志和文学手记。 以硫化汞为主要成分的丹砂，在古代，除了用作书写、绘画和化装的颜料外，另一个主要用途是用于医药或提炼水银。由于天然水银非常稀少，当时水银的主要获取渠道，就是用丹砂提炼。丹砂基地史书只记载巴郡的寡妇清经营丹砂水银，并没有提到她与始皇陵的关系，如何认定秦陵地宫的水银来自巴郡或者巴清呢？ 北京大学考古学院秦陵研究专家、"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化成教授对秦始皇陵的水银来源做了研究。他说：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丹砂---丹砂，巴(巴郡)与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之红色矿石。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丹砂的主产地很少，主要集中在巴郡和南越两地。
《华阳国志巴志》说，涪陵郡出茶叶、丹砂......魏晋时期的刘琳引述《续汉志》对这这项记载作注释：涪陵出丹砂，主要产于涪陵、丹兴(今黔江境)二县。魏晋时代的涪陵郡，就在秦朝巴郡的范围内。 而先秦古籍《逸周书》更记载了西周时巴人向周成王"献丹"的事实。周武王攻克商王朝之后，于第二年去世，其子成王召开诸侯大会。此时，生活在三峡地区的濮人(被巴国征服的土著部落)就曾向周王室进贡丹砂。 重庆川东南地质队总工邓富银向我们做了更详尽的说明：贵州丹砂矿占据全国重要地位，渝东南地区的丹砂矿属于贵州汞矿脉的延伸，具有开发价值。而广西的丹砂资源相对没这么富有。西南地区应是当时丹砂的最大供应地。 因为丹砂原产巴地，而巴郡又是距咸阳最近的一个丹砂产地，所以专家团推断，秦陵地宫的水银很可能是由巴寡妇清提供的。 仅仅以关中平原与巴郡间的距离为根据，恐怕还不能令人信服。锁定巴寡妇清，还有更大的原因。 巴寡妇的财富帝国 破解这个谜团的关键，是要看2200年前究竟是谁，有这个实力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水银。专家们发现，当时在水银行业拥有如此实力的，正是巴清！
这个女人的商业帝国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史书对她的记载总是片言只语，千百年来，尽管许多文人学者乐于提到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但无一例外，都只能含糊其词地形容她为"巨富"。有什么途径可以找到窥破其商业帝国的魔镜吗？穷乡寡妇礼抗万乘谁能揭开这个神秘女人的面纱 两千多年来，对巴寡妇记载最明确、详细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但这个记载也非常简单-- "巴寡妇清，其先世获得丹矿，数代擅其利，家财之多难以计量。这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难道不是因为她太富有了吗！" 司马迁为什么感叹？ "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居然"礼抗万乘"，与一个强盛帝国的君王相匹敌！这是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或者说，这是十分反常的。
在若干典籍中，我们还发现巴寡妇清"捐资长城，以赞军兴"的记录，这一点，在民间也有很多传闻。长城是当时一项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 现在，我们对这个商业帝国有了第一个概念---礼抗万乘，财富难以计量。 但这个描述依然不够清晰。庞大的私人武装在《史记》、《汉书》等正史的记载中，专家们都注意到了巴寡妇"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这个描述。这是什么意思呢？ 专家们认为，巴寡妇用她无法计量的财富豢养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以保护其遍及全中国的商业网络。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寡妇清是巴郡枳县人，死后葬于长寿县千佛场龙山寨。 《长寿县志》对她的记载则有更多的信息，说巴清家族的仆人上千、徒附和私人保镖上万。 比秦朝稍后的汉代，地方豪强拥有成百上千的徒附、家丁是常见的。"徒附"，既指豪强地主土地上的依附农民，又指豪强豢养的私人武装---家丁。结合《史记》、《汉书》记载巴寡妇"礼抗万乘"的情况，我们大体可以相信《长寿县志》的记载。 一些学者从秦灭巴国改设巴郡的历史，考证当时巴清家族的所在地---枳县(包括今长寿、涪陵、武隆、南川、彭水、垫江、綦江、黔江等地)，全县人口总计不到5万人。
那么，巴清家族的徒附家丁竟占据枳县人口五分之一。这可以让我们从侧面看清巴清势力的庞大。 我们可以确信，即使保守估计，巴清也应当拥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武装。 豢养这样一支武装是个什么概念呢？一本虚拟的军费账单巴渝史专家、《重庆通史》的作者周勇对我们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虚拟解答： 如果保守设定巴清的家兵规模为2500人，按现有最低生活标准计算，每人每天支出6元生活费，2500人每天的生活支出就是1.5万元，月耗45万元，年消耗540万元。如果按人平月工资800元计，那么2500人的月工资需要200万元，年工资总计就是2400万元。再看保镖装备消耗，按每人每月折旧消耗50元计，那么年消耗又是150万元。 "还要再算么？"周勇说，光这3笔开支就显示，今天养这样一支保镖队伍的年支出是3290万元。如果再加上一些非常规的费用，每年花在保安上的费用至少是4000万元。 数字虽然"无厘头"，但没有什么比数字更能说明问题。这么大一笔军费成本，支撑的应当是一个怎样庞大的产业，任何人都不难想象。不受法典约束的寡妇周勇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秦统一后，首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收缴兵器的运动。那时的环境，就连私藏一把残戈钝剑，都要受严厉的惩罚，更别说拥有私家武装。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兼并天下后，立即收缴了天下兵器，运到咸阳加以熔化，铸造成编钟，又铸造了十二个重3万公斤的"金人"(铜人)安放在宫廷里。这表明秦始皇对民间武装的忌讳之深。 《秦律》也有明文规定：天下兵器，不得私藏。 在一个严禁民间私藏兵器的时代，巴清竟拥有自己的武装，可见其个人势力的庞大。而这种势力，显然是以她庞大的产业实力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看见了一个能够凌驾于严苛的法典之上的，拥有无量财富的单身女人。而她，身处2200多年前被视为"穷乡"的峡江地区。 凭什么"礼抗万乘" 巴寡妇"清"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富豪。她几乎垄断了全国的丹砂水银行业，组建了庞大的私人武装以护卫她遍及全国的商业触角。她受到天下第一帝王的高度器重，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的富有吗？其中会不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两个明显的矛盾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国，秦国和秦朝都奉行着鲜明的重农抑商国策。这个国策，被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保持了两千多年，它是保障专制权利不断延续的根本。
而在以专制著称的秦朝，却有一位女商人豢养着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她不仅没有受到《秦律》的惩处，反而受到秦始皇的一再表彰，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是因为她向长城捐了款、为秦始皇陵提供了足够的水银，她聚敛的财富有用于始皇帝，但秦朝的专制王权可以无条件剥夺任何人的财富，秦始皇为什么要违背重农抑商的根本国策，对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给予如此的恩宠呢？ 司马迁说巴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在极端专制的秦朝，谁敢于在"礼"的问题上，与"万乘"之国的君主相抗衡呢？ "财富"解释不了这一切。这个女人必定有着非同一般的秘密。 许多史志记载，巴清早年丧夫，终生守寡不再嫁。秦始皇誉巴清为"贞妇"，为表彰其贞节，不仅命令巴郡的郡守在她生前为她修建了"怀清台"，还邀请她到都城咸阳安享晚年。
这又是一个问题：秦汉以前女性伦理中的贞节观念，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根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女性再嫁是寻常的事情。国家对"烈女"大张旗鼓的表彰，是宋明理学兴起以后的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秦汉以前中国的两性关系一直很"开放"，秦始皇的母亲就是一个性乱的典型。就算贞节观在儒家思想中很早就诞生了，而事实上，秦朝的立国思想是法家而不是儒家。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对一个"商人"的"贞节"大加表彰呢？他对她的恩宠，真是出于对"贞操"的赞赏吗？身份之谜这位神秘的寡妇究竟是个什么人？她真的仅仅是个"守身如玉"的女富豪吗？ 关于巴寡妇身世的记载，历朝都有，但总是只言片语，以至于两千多年后，长寿区与彭水自治县还在为巴清的出生地争论不休。 我们在位于长寿区江南镇长江右岸边的一座山梁上寻访千佛场的龙山寨时发现，巴寡妇的名字几乎路人皆知。热情的村民不断调侃："又是来看巴寡妇的，寡妇吃香"。但没有人能道出巴寡妇的身世之谜。直觉告诉我们，她的身世，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位于长寿龙山寨的这个古墓穴，被当地人认为是巴寡妇清的墓。 "丹砂"给了我们最大的灵感。 表面上看，在巴清与秦始皇之间架上桥梁的，是水银和提炼水银的丹砂，以及修建长城的捐资。
但始皇陵要获得水银，长城要获得民间资金的支持，并不需要通过对商人的极端恩宠来实现，这个办法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杰出并拥有无上权力的政治家，不太可能轻易犯这样的错误。 巴寡妇必定有着不寻常的身份。 有专家注意到，丹砂与水银在当时的代名词，是"不死之药"。而丹砂的主要产地恰在川东南一带，峡江的巫山又是上古神话中的神山---灵山，那里是中国巫文化的发祥地，是"灵山十巫"的飞升处，也是"不死之药"的主要产地。 而巴清，正在这里经营着当时全国最大的丹砂生意！这里面，是否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呢？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现了，巴清与巫山的"不死之药"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一个巫山神女？要解读巴寡妇，我们必须打破既定思维的束缚。也许，巴清就是一个继承了峡江巫术的智者。我们这个猜测，获得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山海经大荒西经》关于"灵山"和"十巫"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宗教概念的巫山："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所在。"《山海经》这个"百药所在"的药，是什么药呢？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了关于灵山六巫用"不死之药"救治契窳(音语)之尸的传说，而且说明这"六巫"的位置就在"开明之东"，即古蜀国开明氏(鳖灵)的东面。前面关于都江堰的猜想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死而复生"的鳖灵，西迁到川西平原开创了都江堰。那时，距离后来的巴寡妇清不过400余年。
西晋的郭璞说，"天帝神仙药"和"不死之药"，就是丹砂。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教授说，上古的"灵、巫"二字相同相通。灵山就是今天的巫山、巫溪一带，这在学术上几成定论。对《山海经》的解读，从晋代文学家郭璞开始，便有了"天帝神仙长生药皆出自巫山"的结论。 专家们还注意到，三峡地区以"丹"命名的地方很多，至今仍有丹山、丹穴、丹阳、丹水等7处。专家认为，古籍中的巫山，应该是指大宁河沿岸诸山和大巴山南麓的巫溪、巫山等范围以内的"大巫山"概念。这一带的矿藏资源正是丹砂和盐。 管维良教授的研究结论是：盐丹文化孕育了远古巴文化。 古人认为，红色能通神升天，所以往往死后在墓中撒入红色的丹砂，这早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丹砂的"神物"特性不同于草木，用火烧能转变成水银，水银掺入丹砂，又能还原为丹砂。
这种神秘转化生生不息的特性，致使古人以为丹砂能制成长生不老的仙药。 事实上，被誉为远古智者的巴人巫师，很早就了解丹砂这种特性，开始了漫长而神秘的丹术之路，并以此拥有了峡江流域无可争议的通神力量。 现在让我们想想，巴清生活在一个巫师聚集的地方，巫师的力量离不开丹砂，而她又是被看作"不死之药"的丹砂的头号掌控者，她应该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她会不会也是一个懂得神仙方术的女巫？她真的是第二个"巫山神女"吗？谁拥有不死之术？潜心于巫文化和《道藏》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认为，"巫"之名始见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其历史之久远几可与华夏文明史同步。 巫山，既是氏族社会时期多个巫人部落生息繁衍之地，也是古代巫风昌炽之地和中国神秘文化的发祥地。巫山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是巴人的一大宝库。解读巫山，有助于我们探索巴文化更深刻的内涵。 《山海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比如，巫山是十巫活动的中心；巫山是巫师上天通神的"天梯"；巫山出产"帝药"等等。按照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已故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的研究，巫山更是超越了商朝势力控制范围的神秘之地。被成汤斩首的"夏耕之尸"之所以逃入巫山，其目的只有两个：一是能得到巫人的庇护；二是这里有通神的巫师可用不死之药医治他的"无首"之伤。
从巴清的所在地和从事的"丹砂"行业看，显然不能排除巴清是远古巫师传人的可能。 而更关键的是，巴清的家族，数代控制着丰富的丹砂资源。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成为峡江地区至高无上的巫师？或者可以这样问：什么人能够成为最有影响力、最权威、最灵验的巫师？ 答案只能是：拥有最多"不死之药"的人。 而巴清正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家族数代控制丹砂产业，她很可能就是一个著名的巴巫家族的传人！而且，她应当是峡江地区巫师群体中最具权威的巫师。 但仅仅拥有巫师的身份，巴寡妇就能享有超乎寻常的特权吗？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的发现之旅，要走向那个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重大事件。 秦始皇的疯狂梦想 "焚书坑儒"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场灾难。而这个灾难的起因，按照史书记载，是神仙方术家对秦始皇的一次蒙骗。但历史的真相却远非如此。对于"焚书坑儒"的研究表明，那不过是一场为统一意识形态，加强专制政体而蓄谋已久的思想斩首行动。"焚书坑儒"的背后古籍里的丹砂提炼水银工艺流程 秦始皇终其一生，都对神仙方术抱着疯狂的幻想。这是秦汉时代几乎所有帝王都没有摆脱的梦想，也是我们解读巴清身份的关键。 一些专家认为，秦始皇不仅没有打击神仙方术，相反，他一生都与神仙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记载"焚书坑儒"事件的司马迁，同时也在《史记》里记载，秦始皇20多岁的时候，就 迷上了长生药和"真人术"。为了达到修仙的目的，在炼丹方士卢生等人的鼓动下，秦始皇甚至把皇宫搬进咸阳地宫，足不出户呆在里面，一面批阅奏章，一面"接引"神仙，不许外人打扰。这样的记载就在《史记》里能找到若干处。
至少，秦始皇"坑儒"之前就在炼丹。而他以水银为陵墓地宫的江河湖海，也很可能暗示着他到死都深信，丹砂水银对帮助他死后继续统治这个"万世"江山有着神奇的魔力。 事实上，巴清在更早的战国末期，就已经接管其家族经营的庞大丹砂水银帝国了。而她掌握的神仙方术，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秦始皇的视野。 这个推论并非毫无根据。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线索：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收录了先秦至隋朝七百余首诗歌，其中有一首《巴谣歌》唱道："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