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湘拆信之前，刘亦诚就想回避了。

现在却让他也看看，他可是万万不敢当真的，万一蒋委座等人，还以为他曾在暗中偷看过，岂不是“黄泥巴落在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于是拼命找借口推脱，甚至一度打算落荒而逃。

仿佛也知道某人的顾虑，刘主席也就没再为难他，只好放下了密函，轻轻的揉了揉太阳穴，神情似乎很是疲惫。

他微微的叹息道，“你们这个蒋校长啊，就是心眼多，他如此做法，岂不是逼我去死么”。

“啊——，这个不可能吧？”

刘亦诚也有些发毛，万一是真的，他岂不是变成了逼死刘湘的凶手，这个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再也顾不上什么忌讳不忌讳了，赶忙将书桌上的密函拖了过去，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通读了一遍。

密函也没什么高深之处，通篇都是问候、拉家常，以及寒暄和客套之语，没看到一处与“杀戮”二字有关。

刘少将也完全傻了眼，目瞪口呆的望着刘湘主席，严重怀疑这厮是不是有被迫害症，一封很平常的书信，居然可以读解为“逼他去死”。

刘湘也知道某人头脑简单，甚至开始怀疑到他有病。

他只好略作解释，“这个蒋某人，在信中是不是提到了，四川在今年年初的旱灾与饥荒？不错，南京方面在四五月份，一共拨了一千三百万元的赈灾款”。

“在拨款之前的几天，也就是1937年5月19日，驻华日本武官喜多诚一，自云南到城都来见了我一面”。

“此人还是旧话重提，希望与四川加深合作关系，想在城都设立领事馆，嘿嘿，我虽老朽不堪，不过，对某些道理还是懂的，于是也没与他多说，第二天我向全国通电，向南京政府作了番解释”。

“5月25日，南京行政院通过四川省赈灾议案，发行公债一千二百万元，此笔款项专门用于救灾之事，南京方面曾有人暗示，让我与刘文辉将此笔款项，用于川康军队整编之事，我也没当一回事”。

“但就在前不久，也就是9月之初，有人谣传说我与文辉兄，扣留了赈灾款项，并挪作他用，有贪腐之嫌疑，我也没太在意，不料，前几天南京的财政部与实业部，联名发来质问电函，向我查询此事之真假”。

“于是我也细查了一下，才知道大事不妙”。

挪用救灾款之事，可是要命的大事。

刘少将也很纳闷，谁还敢贪这个钱，刘主席即使再蠢再贪，也不敢伸这个手，眼下正值全面抗战初期，一旦被定义为“贪腐”，南京为了安抚人心，不至于影响到前线的士气，十有八玖，要借贪官的人头一用。

南京的实业部与财政部？

刘亦诚突的一惊，那不是他老丈人孔财神的天下么，如此说来，岂不是老蒋与孔部长等人，在联手打压这二位刘主席，以便接受他们的地盘，难怪刘湘会说，“这是要逼死他”。

为什么会逼死他？

这个就不用说得太明白了。

川军内战几十年，不但小军阀林立，而且派系众多，不但有刘湘、杨森的四川速成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四川保定系，刘存厚的武备系，以及李家钰的军官系等等，彼此盘根错节。

属下即或有点小偷小摸，刘主席还得帮着遮盖下来，因为他是被推举出来的川军盟主。

对于刘亦诚的担心，刘湘倒是没怎么在意。

他反而主动为孔财神开脱，说孔部长在前段时间，去欧美访问了一趟，一是与英国皇室建立外交关系，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推销国债劵，二是用这笔国债，在美国进口了一批战略物资，其中包括医疗设施、武器装备、飞机发动机，以及海外志愿援华的技术人员。

刘少将也是一愣，孔财神去欧美的时间，倒是有些意味深长。

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月左右动身，搞不好，孔部长才向英国皇室借完钱，刚刚去北美访问没几天，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再在美国折腾几天，就正好去购买各类战略物资。

也不知如此的行程安排，是个偶然呢，还是个必然。

随后刘湘又讲了一下南京的情况，现在的实业部是吴鼎昌当家，而孔财神又要远赴欧美，因此财政部只有个代理部长，正是现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不过也有人暗传，说是税务部部长宋子文国舅在当家。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的部分不法官兵，也确实上下其手，对这笔救灾款动了些手脚，而南京方面也确实，有借此机会搞臭、打倒俩位刘主席的意思，否则南京方面很难彻底掌控城都与重庆。

当然就目前来看，主要是针对刘湘主席的。

老蒋让刘亦诚送来乌龙茶，除了叙旧之外，其实也有指责刘湘，在四川乱搞乌龙之事。

“摆乌龙”，在四川可是喻意深远，就是糊里糊涂，乱搞一气，最后导致事情不可收拾的意思。

往好的说，老蒋也确实是有爱护刘湘之意，想在暗地里帮他一把，往坏里说，老蒋这是相信了手下的报告，认为刘湘确实贪墨了救灾款项，让人送来乌龙茶，是让他自己闹个乌龙，将此事做平的意思。

表面看来此事不难。

只要刘湘自己闹个“莫须有”的乌龙事，老蒋就正好顺水推舟，来个“确有其事，却查无实据”，堂堂的蒋委座，总不能当民国版的秦桧，以莫须有定人罪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成了皆大欢喜。

话好说事却难做。

刘湘可是川省主席，还兼任着川康行辕主任，也算有头有脸之人，如何闹这个乌龙事情呢？

唯一办法就是刘主席突然身亡，无论是真死还是假死，别人都无法追究了，因为刘湘即使还活着，但是名声却死了，哪怕再苛刻的酷吏，都不会再多说什么了，毕竟杀人不过头点地。

若发生在另一时空，最后还真的只有这么干了。

那时不但南京有人在暗中捣蛋，还有北上山西抗日的川军部队，也闹了一个大乌龙，他们在出川之前，就将武器和装备都埋藏起来，到山西后还又偷又抢的，实在是不像话，宛如一支土匪军队。

因此，各地的长官很不待见川军，连老百姓也把他们当土匪。

一说到赈灾贪腐之事，大多认定川军自己真贪污了灾款。

为了平息此事，刘主席只好“摆乌龙”了。

赈灾贪腐之事，牵连甚广，一旦追查到底的话，必然导致川军上下猜疑，甚至连过去几十年，在内战时所积下的恩恩怨怨，也会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最终民心、军心一夜丧尽，导致六十万川军，还没真正出川抗日，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实在是华夏抗战之悲哀。

刘湘与老蒋都是爱国之士，深知倘若不尽快平息此事的话，最后只会好了日本鬼子。

个人的荣辱得失，反而不算什么。

不过对于刘亦诚来说，却不是多大的事，因为这厮是文科生出身，没事最喜欢翻阅历史书，现在所出现的许多事情，其实在古代都已经出现过了，甚至有了比较成熟的应对办法。

他即刻向刘湘说了三条对策。

其一，马上出动川军体系的军警，将最嚣张、最恶劣的几个贪腐份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问罪，对于这些犯罪份子，尽量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争取“从严、从权、从快”的处理掉。

但是一定要勿枉勿纵，因为这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政治战，万万马虎不得。

最后将一应罪犯送交南京的司法部门，将该事件的负面影响，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尽力宣传川军出川抗日的英勇事迹。

其二，将救灾所花的实际款项，列出一个清单，送交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时，在各大报社刊登出来，欢迎实业部与财政部进行监督，并将所有说不清去向的款项，一律归结于军火买卖，或抗日征兵所用。

其三，雇佣专业的笔杆子撰写文章，营造有利川军的社会舆论与氛围，向外界承认川军上下，确实挪用了救灾之款项，不过是遵循宋代的赈灾办法，即“灾年募兵法”与“以工代赈法”。

以上两法还是宋代之初，宋太祖所倡导的救灾办法，虽然后来造成了北宋的“冗兵”之危，但是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以工代赈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由政府出面，向灾民提供一些临时的就业机会，比如修筑道路桥梁，或比如垒建城池沟渠，让灾民得以挣钱糊口，不至于为了活命而为非作歹。

而此法的最大好处在于，既能保持灾民的人格尊严，还能让救灾之事能够长久下去，此法的倡导者正是宋代名人范仲淹，也就是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位。

至于“灾年募兵法”，就比较高深了。

每当某地有了灾荒时，政府官员怕有人当李自成或张献忠，于是干脆将该地的青壮年，即时的征召入伍，这样一来，既避免了这些青壮年参与造反，还为当地的军队增加了兵员，而且这些人一旦当了兵，军饷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宋代初期的名相富弼，就是此法的倡导者。

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会失传呢？

当然与宋代的衰落有关。

后来有人将两宋的灭亡，归结于“冗兵、冗官和冗费”，其中冗兵一项，正是源于“灾年募兵法”。

到了元代就不必多说了，这事对他们来说太高深了，还没等他们真正想明白，就出现了“一个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到了明清两代，也别想这美事了，连堂堂七品县令，都拿不到几两饷银，当兵的与当叫花子差不多，在康乾盛世时，英国特使马嘎尼，在笔记中提到，“满目的贫穷与野蛮，当兵的在捡垃圾吃”。

到了民国就不一样，民智已经开化了。

何况1937年5月25日后才拨的款，真要下放到灾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而且一个多月后，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因此将一部分的救灾款项，挪用于抗日救亡的事业之中，也是说得通的。

何况川西军火的实际价位，一直是个秘密。

只要刘湘与刘亦诚自己不说，外人还真不知道个中的内情，将去向不明的款项，一律算入武器装备的费用之中，也就天衣无缝了。

另外，这俩人还知道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

为川省赈灾所发行的债券之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是通过孔财神牵线，卖给了山西的土财主们，换而言之，只要在山西的抗日战场打好了，此事也就平息了。

当刘湘的大难题一解开，川军上下哗变的事情，也就风消云散了。

六十万即将奔赴战场的川军，也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川了。

刘湘为了感激刘亦诚的支持，决定亲自给四十七军，师级以上的军官们，一一的单独写信，要他们与刘少将精诚团结，在即将爆发的石家庄一战中，打出川军的威风来，不要让全国人民为此失望。

军长李家钰、副军长罗泽洲、参谋长魏粤奎，以及104师长李青廷与178师长李宗舫，尽皆有份，连全体官兵也有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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