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等人发来电报,倒也不全是想找刘司令化缘。
又或想是要些铁币与枪支之类的,而是李家钰等人也在出征之列,将与邓锡侯将军一起北上,因为他们一旦出征,那么涪城、广元和陇南等地,就成了真空地带。
究竟让谁来接替这些地方?
川军诸将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还是与会的另一大佬,西康王刘文辉的及时提议,认为应该趁着邓锡侯等人还没正式离川之际,看看川西专区是否能暂管这几块地盘。
没想到川军诸将纷纷响应,因此才联名拍来电报,想与刘司令细谈此事。
刘司令只好草草的结束了内部会议,让郭祺勋等人多注意炮兵训练,尤其是122毫米重炮,以及重磅推出的152毫米重炮,随后当他回到了书房时,又才再次拿出电报,眯着眼睛仔细思考,究竟让谁接手为好。
一阵左思右想,法子想了不少,却无一条能用。
恰好尹沁兰就端着香茶,轻轻的走了进来,看到某人一副愁眉苦脸,在那里冥思苦想,不禁有些好笑,“相公,做人不要太贪,有了大凉山难道还不够么?”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对啊,大凉山看似荒凉无比,却是典型的地大人稀,而且地下矿藏无数,正是一块真正的聚宝盆,尤其现在既修通了铁路,还办了两个顶级大钢铁厂,若说没人惦记,打死刘郧都不信。
现在还不好好的静待发展,却想吞占涪城和陇南等地,确实是自讨没趣、自寻死路。
家有贤妻真是兴旺之相,刘司令情不自禁的吻了一下,让尹沁兰脸上一片红潮,好在俩人知道大事要紧,这才没向某些少儿不宜的情节演变。
刘司令就即刻命人回电城都,自称“年少无德,难当此任”。
随后几天,刘郧就开始闭关了。
他重点琢磨如何借鉴182毫米重炮的经验,改进122毫米与150毫米重炮,在智脑的虚拟幻境之中反复实验,很快这俩新型款榴弹炮被研制成功,交由蚂蚁机器人即刻制造。
新型122毫米榴弹炮,炮管长28倍径,自重2.2吨,出膛初速720米/秒,最大射程21.6公里,若使用底凹弹,可增加到26.8公里,当采用空气压缩炮弹时,射程突破30公里,射速8—12发/分。
新型152毫米榴弹炮,炮管长32倍径,自重4.2吨,出膛初速765米/秒,最大射程24.7公里,若使用底凹弹时,可增加到29.6公里,若采用空气压缩炮弹时,射程突破35公里,射速6—8发/分。
由于川西成了西南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各类科学技术人员,以及工业材料与机械设备都比较齐备,如果蚂蚁机器人火力全开的话,生产500门重炮,也就是十来天的功夫。
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
重炮即使被生产出来了,也没什么用处。
一是运输问题,一列火车只能运二三十门。
二是南京也没那么多的炮兵。
如果加上飞机坦克与枪械弹药,以及其他的军备物资,川西铁路就有得忙了,哪怕一天发五六个车次都不够用,而且从川西运往南京或武汉的军火,还需要用专门的军列来运输。
坐过军列的人都知道,这玩意为了保证安全,那个速度简直慢得可以,往往一趟单边就要四五天。
然而,以老蒋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本人总有一种莫名的幻想。
总期望日本鬼子能善心突发,突然中止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
这种消极抗战的心态,严重影响了华夏军民的备战,直到鬼子扩军百万,一一占领平津,即将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时,老蒋才放弃了与日媾和的幻想,不得不仓促的发起淞沪会战,希望能化被动为主动。
7月16日,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达到5个师团,总兵力十五万。
7月17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川谷清,在上海海军驻地,向本土海军司令部报告,“为置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是最要者”。
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向天皇递交奏报,“进攻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
南京政府的特务也确实厉害。
老蒋在当日就收到了上述等情报,只好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讲,就卢沟桥事变通电全国,“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老蒋的意图也很明显,重点是想警告日本鬼子,“你别欺人太甚,我们华夏是敢战能战的,我们将全民皆兵,你们怕不怕”。
可惜蒋委座的一番苦心白费了,反而让日军上下读解为,南京政府软弱无能。
7月26日,华北日军总部,向驻守的平津二十九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宋哲元部即刻撤出北平与天津。
这种无耻的要求,被二十九军上下断然拒绝。
随后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和天津,以及邻近的各个战略要地,发起全面进攻,一时战火纷飞,无数平民惨遭屠戮。
7月28日,日军向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等地发起总攻,华夏军民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侵略者,在敌人的炮火、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
7月29日,宋哲元率部退往河北保定,日军占领北平。
7月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对我天津守军(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形成了战略合围之势,导致守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是日天津沦陷。之后华北日军集重兵南下,导致整个华北为之糜烂。
7月31日,蒋介石再次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
8月初,日军以北平、天津和东北三省为依托,分三路南下,对整个华北展开攻势,其北路日军沿平绥铁路线西出南口(居庸关南),向晋察绥等地发起进攻,战略目标是攫取的绥远、山西和内蒙古。
中路日军则是从北平出发,顺平汉铁路线(从北平到汉口)南下,直指保定、正定(真定)和石家庄,战略目的是攻取河南,合围山西,占领陇海铁路线(从陕西到连云港),进而威胁武汉三镇。
至于东路日军,则是从天津出发,沿津浦铁路线(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南下,战略目的是攻取济南、山东、徐州,最终占领南京浦口。
南口是居庸关南侧的险隘,是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的交汇处,更是扼守冀察和山西的咽喉所在,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西路日军的战略意图,令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军的高度警觉。
8月5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部进驻南口,赶筑野战防御工事,意图凭借南口的险隘,抗拒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第五师团。
与此同时,山西阎锡山增派部队赶赴集宁、丰镇,与南口形成犄角之势,与汤恩伯部共同抵御日军的进攻。
8月8—14日,华夏的南口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下,阵地上的工事几乎夷为平地,华夏士兵在倒塌的工事里,身陷焦土依然抵死相拼,誓死坚守阵地,与日寇殊死搏斗。
南京军委为扭转南口被动挨打的局面,命令晋绥骑兵秘密集结于察哈尔以北,意图从侧翼分散日军对封南口的攻势,当日军感到来自察北的压力之后,遂将主要的进攻方向,由南口改为了张家口。
8月21日,张家口失陷。使南口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而所增援的部队又迟迟未到,导致防线漏洞越来越大,最终南口沦陷,察南屏障丧失,察哈尔全省迅速为日军所控制,日寇的铁蹄直指山西太原。
当南口战事一起,阎锡山等山西诸将都急了眼。
之前对于中央军和川军的增援计划,阎锡山等人还有些不以为然,尽各种敷衍拖沓之能事。
如今日军的兵锋势如破竹,顿时被吓得哇哇的一通乱叫,不但希望中央军和川军尽快入晋,协助晋绥军防守山西与绥远,就连平日里看不起的八路军和陕军,也是一日三请。
鉴于华北日军攻势凶猛,而华北战事危急万分,川军必须尽快出川参战,南京军委下令,正式启动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兵力近十万人。
该集团军由川军老将,邓锡侯出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其中第四十一军,军长是孙震将军,下辖三个师,即122师(师长王铭章)、123师(师长曾宪栋)和124师(师长由孙震兼任)。
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下辖三个师,即125师(师长陈鼎勋)、126师(师长黄隐)和127师(师长陈离)。
以及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下辖二个师,即第104师(师长李青廷)和178师(师长李宗舫)。
接到川军出川通报的刘亦诚司令,却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在另一个时空,这支北上抗日的川军,成了臭名昭彰的“匪军”,该集团军还没出川,就想到了留守的问题。
比如第四十一军,就留下了123师看守涪城,后来又为了保证该军北上抗日的补给问题,该师又派出了369旅,留驻陕西西乡,成了西乡兵站与运输中转站。
而第四十五军,也是有样学样,留下了126师看守广元,另派独立17、18两旅,以及一些地方的民团,沿途设立兵站和后勤补给点。
在另一个时空,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本该驻防在大凉山的西昌一带,然而由于某个小蚂蚁的蝴蝶效益,导致该支军队一直留在了涪城,而原本该驻防于涪城的四十一军,却随邓锡侯将军去了陇南县。
若按另一时空的演变,二十二集团军的破事还没完。
一行七八万人的川军部队,刚从四川跋涉到西安,正准备开赴山西时,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又被南京军委以另有重用,从该集团军拉了出来,留驻在长治一带,导致该部川军严重缩水,到了太原时只有五万多人马。
真正让刘司令受不了的是,这五万多川军将士,可算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他们在刚出川时就被谣言蛊惑了,居然相信“到西安补充装备”,因此纷纷将枪支埋藏起来,作为日后“重起炉灶”的本钱,从而将破旧不堪的枪支带走充数。
然而,该部川军到了西安后,又没得到及时的补充,以至到了山西时兵不像兵、官不像官,直令人怀疑他们是土匪下山,阎锡山只拿出20支冲锋枪搪塞,导致川军用极差的武器,与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
更离谱的是,该集团军进入二战区后,南京军委发了一笔兵站费,但邓锡侯用人不当,任高参刘精一为兵站分监,这厮待战事一爆发就逃之夭夭,将这些军费装入他私人的腰包,导致前线官兵缺医少药,连粮食都无法保证。
该部军队只能“就地征发”,如同土匪抢劫一般,让川军的名声臭不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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