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政策的再肯定

法兰克福大会在完成新国际的“基本建设”的同时，还讨论了新国际的基本政策，为此还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的决议。其中尤以《社会党人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世界性行动》决议最为重要。这个决议连同前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的有关论述一起，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的高度再次肯定前一时期“国际社会党会议”所完成的政策转变，规定了新国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立场和态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党国际的活动。

“法兰克福宣言”实际上已经为社会党国际的活动确立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构成的全球性维护和平力量，支持以北约组织为具体形式的集体安全制度。二是将维护和平与争取自由联系在一起，实则主张开展针对苏联东欧的反共主义活动。宣言提出“维护和平的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对自由人民的独立的威胁应负我们这时代战争危险的直接责任”。对此，社会党国际主席菲利浦斯进一步解释说；“在目前这个仍包括着由斯大林主义者统治国家的世界上，我们不能指望建立全世界的积极团结，而只能防备战争。”（SI:SII,1951, No 27-28）对社会党国际中那些东欧流亡社会党而言，这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者站在深受共产主义之苦的东欧人民一边”。（SI:SII,1951, No 29-30）

但“宣言”没有、也不可能更多地涉及较为具体的问题，特别是与当时国际局势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因此，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更为详尽地表述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政策，法兰克福大会安排了讨论和通过“和平决议”的议程。为表示重视此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新当选的社会党国际主席、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亲自担任主题报告人。正是在他的长篇报告中，（SI:SII,1951, No 27-28）社会党国际对外政策的基本轮廓乃至某些关键之处一览无遗。

菲利浦斯认为，社会党人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现状的现实主义分析之上。为此，他首先解说了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1950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以及同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国际局势发展。他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从理论到实践都主张使用战争作为推进其政策的工具，虽然在现时条件下苏联或许不愿直接卷入战争或发起世界大战，但朝鲜战争式的地区性战争和封锁柏林式的地区性紧张则是他们采取的替代性办法，而这种战争和紧张一经出现便有可能导致新的大战。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共产党人的“和平共处”与西方的“积极合作”截然不同，因而不能指望同苏联等共产党国家建立“共同的国际社会”，只能实现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这个结论实际确认了国际政治的集团化以及社会党人的归属。

接着，菲利浦斯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社会党人应当采取的政策。他首先认为，“我们所有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以制止任何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径。”这就是重整军备。因为新的大战或被斯大林主义者征服意味着“不仅毁灭现存的社会主义，而且毁灭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有重整军备并达到足以遏制朝鲜战争重现的程度才能防止这类危险。为此，菲利浦斯还苦口婆心地论证了重整军备并不妨碍在国内进行的社会改良并要求各国社会党动员舆论和经济力量大力扩充军备。其次，他以当时刚刚提出的朝鲜战争停火和谈判建议为例，指称自由国家为维持集体安全体系而付出的牺牲已经初见成效，主张以后还应当如此坚持下去。菲利浦斯在这里实际上又一次强调社会党人应当加入并支持国家集团，参与联合国或北约的“反侵略”斗争。再次，他反复论证了追随美国的必要性。他说，在朝鲜抵制“侵略”的负担主要是由美国承担的，朝鲜战争给社会党人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诲就是“今天的美国通过对和平的追求以及为此而做出的牺牲，表明它已经站在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前列”。针对“许多社会党人对美国抱有的教条主义式怀疑，唯恐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会驱使它采取导致战争的危险政策”一事，他又特别强调，

“如果社会党人不承认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现的开明和进步性的大公无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能以相当的力量表现出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犯目光短浅的错误。”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表明朝鲜战争使新生的社会党国际进一步坚定了追随美国的态度。最后，菲利浦斯又提出了全面制止共产党人影响的问题。他不得不承认各国共产党普遍持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三大类矛盾估计是客观存在，但他强调这是共产党人试图搞垮自由世界的战略设想基础，而且提出社会党人应当在本国实行福利制度，消灭阶级冲突；在北约内部推动理解和合作，消除相互之间的分歧意见；在世界范围内，要特别重视穷国与富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利用经济援助等手段促进穷国的经济发展，不给共产党人以可乘之机。他尤其强调最后一点，认为这将决定自由世界团结的未来发展，因而这是摆在社会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社会党国际应当对此作出反应。

应当说，菲利浦斯的这些主张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社会党右翼领袖的共同观点，因此，主要由他们把持的大会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菲利浦斯提出的决议文本。最后通过的决议明确讲“：朝鲜战争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已经表明，共产党情报局并不畏惧使用军事侵略作为扩大其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它还表明，自由的民主国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能够制止侵略并使世界免于陷入全面战争。”“过去的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武装，自由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保护自己以对付极权主义的威胁”, “共产党情报局的政策已经迫使自由的民主国家对军事防务给予紧迫的优先考虑，……这些自由的民主国家为了能够通过联合国而发挥自己阻止战争的作用，正在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社会党国际承认有这种必要。”（SI:SII,1951, No 27-28）这样一来，新生的国际实际上是以对重整军备的支持更坚定地肯定了追随美国、加入集团、支持冷战和反共主义的政策抉择。对此，与会者也是心领神会的。例如波兰流亡党的代表在会上坦率地讲：“我们面前的这个决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决议，因为它承认民主国家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军事防务。”（SI:SII, 1951, No 31）社会党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布劳恩塔尔日后在谈到这个决议时也承认，这项决议规定了社会党国际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政策，其中“社会党国际的结论就是，没有军事力量，民主国家的独立是不可能维持的；并且认为，世界一部分地区军事力量的弱小就是对另一部分充分武装地区侵略行为的怂恿；社会党国际确认，保卫和平需要军事力量。”（SI:SII,1952, No 39-41）

但是，这项决议咄咄逼人的语气和偏重一面的内容也引起了一些与会代表的疑虑甚至不满。例如挪威党的代表从策略问题出发谈到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近年来过多地谈论重整军备而忽略了制订积极的和平政策，“社会党应当不动声色地加强防务，同时更应大声疾呼国际和平合作的必要性。”社会党国际还应当提出和平解决当前各种国际问题的政治纲领。（SI:SII, 1951, No 31-32）瑞典党的代表根据1951年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及宣传活动情况，指出共产党人最近的“和平运动”给社会党人带来极大的困难，人们都在责问社会党为何不重视和平问题的同时又对共产党“和平运动”极感兴趣。他认为，应当使“社会党国际成为国际性的和平运动”，应当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作用。（SI:SII,1951, No 31-32）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法兰克福大会上唯一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参加者、印度人民社会党的代表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四点反对意见：其一，这个决议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谈论的东西并无区别，没有什么社会党人特有的思想。其二，决议强调集体安全制度，对这一制度所要维护的对象的性质未置一词。他质问说，难道是要维护“石油和钢铁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极少数军队就决定所有国家命运的这个现存世界吗？”其三，决议说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但实际

上还有“第三世界”，由新兴的前殖民地国家组成，不愿参与敌对着的大国阵营。他强调说，西方国家及其社会党感到为防务原因必须与美国结盟；但对印度这样的国家而言，决议的某些论述是不正确的，如将北约的特征说成是主张自由，但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事态却表明了相反的结论。他最后总结说，当前基本的国际问题是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日益加大，世界上近2/3的人口仍在贫困之中。因此，亚非国家需要的是“创造”，西欧国家则要求“维持”。所以从政治哲学上讲，这个决议也不适用于亚非地区。（SI:SII,1951, No 31-32）印度党当时虽然不是正式成员，没有表决权，亦不能对决议的通过与否产生影响。但在一片赞成之声中的反对意见格外引人注意，而且这个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愿望，因此，又不能不引起社会党国际的重视。这连同上述那些表示怀疑的态度一起，使得社会党国际在随后的几年里虽未改变根本立场，但又不得不做出些许调整；同时也表明社会党国际从一开始就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分歧始终存在且有时相当尖锐，社会党国际的政策是在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其倾向性如何往往取决于不同意见的力量对比变化。

法兰克福大会讨论的另一个与基本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欧洲联合”问题。战后以来，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欧洲一体化”思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欧洲统一为宗旨的各种组织纷纷出现。各国社会党人也积极参与“欧洲统一运动”。一开始，它们先在限制德国以防止法西斯复兴的问题上，尔后又在对付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问题上一致同意推动“欧洲联合”。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随着欧洲联合运动从一般设想到实际构造的发展，各国社会党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分歧。虽然1949年5月“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巴恩会议曾以主要精力讨论这个问题，但正如英国工党国际书记海利所说“：在巴恩会议讨论欧洲联合问题时，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坚决反对将国家主权交给某个超国家的欧洲机构；而荷兰和意大利党则是狂热的联邦主义者，法国党的态度虽不是联邦主义的但也属于赞成公共机构派的。”会议没有解决分歧，而且从此以后，“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毫无进展，“只能满足于简单地交换意见”。由于必须对外表示一致，因而“各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只是空泛的公式”。（Healey,1951a, p.361）1950年5月，主张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提出后，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分歧有增无减，英国工党坚决反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党不愿加入，而欧洲大陆6国社会党却极表赞同。同年10月的巴黎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建立“欧洲联合问题研究小组”。1951年3月，法、德、意、比、荷、卢6国签订了《欧洲钢铁联营条约》之后，研究小组的工作不进反退，各党分歧一仍其旧。直到法兰克福大会讨论“社会主义与欧洲联合问题”时，各党仍未相互妥协。因此，大会通过了寥寥30多个字的《关于欧洲联合问题》的决议。除了重复“法兰克福宣言”中关于超越绝对的国家主权的词句以外，只表示了原则上支持欧洲联合的发展的态度。（SI:SII,1951, No 27-28）同时，大会还决定早先的“欧洲联合问题研究小组”应予保留，继续其“制定社会党国际欧洲政策”的艰难使命。

这种情况置新生的社会党国际于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不能过多地涉及欧洲联合这个敏感的问题，因为过分的反应会被看作干涉成员党内政。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对欧洲联合机构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社会党商讨和交换有关意见的纽带，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适宜的对话场所。因此，欧洲联合问题便成为社会党国际各种会议上讨论最多但又收效最小的议题。但这在外观上表现了社会党国际对欧洲事务的过分关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兰克福大会没有讨论更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没有讨论其他地区性问题。这样一来，又形成并暴露了新生的社会党国际基本政策和对外活动的又一重大特征，即社会党国际有严重的地区局限性，它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欧洲事务，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性政策格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