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开放化与新攻势

民主化、国际化和中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际内部事务而进行改革和调整，主要目的是改变社会党国际的“欧洲中心主义”形象，消除“白人俱乐部”的色彩。而这只是十三大改革的一部分。实际上，十三大对社会党国际此后一个阶段的对外活动重点、基本原则等也作出了调整。相较而言，这些调整主要涉及社会党国际的对外事务、对外职能。

在这方面，社会党国际十三大首先确立了“对外开放化”的对外活动原则。这包括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社会党国际“应当成为致力于所有的国际重大问题的世界性组织”，就是说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长期以来过分关注欧洲事务的状况，要“开放性”地面对当今世界的一切问题，特别是那些与世界更广阔的地区、更广大的人民有关的重大问题，实现活动重点的转移；二是强调社会党国际“应当融入国际政治中那些事关重大的事态发展之中”, （SI:SA,1977, No 1）这实际上是要求社会党国际改变过去那种行动迟缓、软弱无力的状况，要“开拓性”地参与国际政治和世界事务，采取积极、直接和长期的行动，利用自身的活动来影响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和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

根据这些原则，勃兰特以及其他与会者讨论研究了社会党国际以往的成败得失，提出并实施了一些旨在加强对外活动能力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包括：扩大国际书记处的财政预算和人员配备，加强其协调成员党行动的能力；增设下属专门机构，针对国际重大问题进行经常性的调查研究，拟定国际活动的长期目标和政策方针；增设地区性协调机构，以此集中该地区成员党的力量，实施与该地区有关的特定战略；强调要更多地以国际的名义开展活动，如派遣代表团、调查小组和观察员，而不是只限于发表决议或声明；主张争取同其他国际组织或区域性组织乃至某些国家的政党、政府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就有关问题开展合作和协调各自的立场。

更为重要、也更突出的是，十三大明确规定了社会党国际今后的活动重点，这就是勃兰特在大会讲话中所提出的要开展“三大攻势”。

第一个攻势，是“争取稳固和平”的攻势。勃兰特在会上强调这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党国际的努力应当集中于推动有关裁军谈判和对话，并使这些谈判和对话最终能够缓和世界局势，导致全面、彻底和有核查的裁军。他认为，60年代末以来各国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为缓和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因而这是一个社会党国际应当坚持努力的活动重点。十三大决议主要在理论上阐述了这个问题，其中强调“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普遍目标来说，和平也是不可缺少的”。以此为基础，决议分别论述了国际缓和、欧安会、国际裁军、联合国的维护和平作用以及地区性冲突对和平的威胁等问题。这是截至当时社会党国际关于和平问题的最周详、最全面的论述。

从论述内容及其逻辑联系来看，勃兰特的讲话和十三大的决议已经表明，社会党国际对于和平问题已经形成了过去没有过的系统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认识较之过去也更加现实，而且带有超越集团、反对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含义。例如，决议主张改变“继续为互相敌对和勾结的集团的实力政策所控制的世界”，认为“持久的世界安全不可能仅仅通过局限在超级大国之间的谈判所达成的平衡来形成”。同时，在地区性紧张局势的分析中也有新的见解。例如，明确指出，“只要罪恶的种族隔离学说还没有被彻底消除，非洲就不会有和平”。因此，这些主张也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意义，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区别。

第二个是“争取新型南北关系”的攻势。按照勃兰特的话讲，“社会党国际有义务支持争取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他认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的悬殊差距以及这一差距仍在扩大的现状是不合理的，不可接受的，南方国家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受到的遭遇是不公正的。社会党国际应当推动成员党及其所在国家的政府重视和开展世界范围的“南北对话”，消除上述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及其根源。与此相应，十三大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国际经济团结”的决议，其中着重提出了有关建立南北新关系的15条政策建议，既论述了有关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也论述了在社会党国际看来为建立新关系所应当采取的具体步骤。这项决议的名称已表明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某种突破。如果说就国际经济问题通过专项决议，在社会党国际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二大的“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五大时的“关于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决议”，七大时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决议”，八大时的“关于发展中地区的决议”等等，那么十三大的这项决议标志着社会党国际对国际经济的症结终于得出了新的结论，形成了新的观念。它不再把国际经济问题归结为富裕国家应当怎样对外援助和贫穷国家应当怎样使用援助的问题，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改革旧的经济秩序。为此，它开始接受早已被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和主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勃兰特领导的社会党国际和提出应当推动“南北对话”。

第三个是“争取人权”的攻势。这一提法的含义比较复杂，其本身也有很强的兼容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赫尔辛基“欧洲合作和安全会议文件”签署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关于人权问题的议论不断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勃兰特提出“争取人权”不免带有影射攻击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意味。但从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决议来看，“争取人权”的攻势主要是指社会党国际应当积极干预并且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学说和实践主张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以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例如，勃

兰特在谈到这个攻势时强调“不仅有个人的人权，而且还有集体的人权”，而后者既是个人权利的总和，又有高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要在那些人权遭到破坏的地方重建对人权的尊重，要支持各国争取人权的运动。而十三大决议在“社会主义和人权”一节中明确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保护和保证人权，才能逐步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种族隔离制度的耻辱和种族歧视的残余造成的后遗症”；在另一项“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中，又主要从争取人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拉美各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并谴责了拉美独裁政权。相形之下，决议没有一处明确谈到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权问题。

由此可见，十三大对社会党国际今后一个时期对外活动重点以及内容的有关论述也表现了政策思想方面的重大调整。从现象上看，这种对社会党国际对外活动内容做出明确规定的做法相对于过去已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突破。此前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往往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自上次代表大会结束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或重大事件，难得明确提出发展战略和任务。从实质内容来看，社会党国际十三大所提出的三大攻势抓住了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认清了要在第三世界国家取得进展的关键，从而表明它对世界的现实主义认识以及据此而提出对策的独立性和进步性均已达到新的高度。从长远的影响来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意义上的消除“欧洲中心主义”，预示着一种更重大的改变正在发生，而十三大只是其中指明方向的开端而已。

对此，勃兰特本人有一个很好的表述。他在大会讲话中这样说过“：究竟是什么决定着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们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所发生的变化的指导。”接着，他列举说“世界政治地图已经重新画过”, “科技革命还在进行之中”, “世界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变化”，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了多中心以及适应特殊情况的欧洲共产主义等等。因此，“我们将经常性地对照现实来衡量我们的国际合作的精神以及政治基础”, “我们需要的是按照其本来面目去看待世界及其现状的勇气”, “需要的是人们的思考能力”。（SI:SA,1977, No 1）这意味着社会党国际十三大更难能可贵的是确定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国际十三大确实可以同法兰克福大会相提并论，因为两者对社会党国际的影响都是至深且巨，如同法兰克福大会曾决定性地制约社会党国际在最初十年中的活动一样，十三大对从此时以后的社会党国际工作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但也应注意到，这两次大会又有明显的不同：法兰克福大会正式创建了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则为这个国际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法兰克福大会的历史性功绩主要在于它从意识形态上确定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十三大的重大成就则是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