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未能成功的调整尝试（1960—1968年）
进入6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无不经历着大动**、大分化、大改组。殖民体系走向最后的全面崩溃，两极对立的国际关系格局处在动摇之中。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因而从这时开始，社会党国际针对新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政策的尝试，在某些主要方面逐渐偏离原来的政策立场。但这些尝试或囿于主观条件的限制而最终半途而废，或由于遇到严重的困难而未能取得预想的效果，社会党国际处在一个艰难的、为后来的变化准备条件的时期。
第一节 浅尝辄止的转向
二战后以亚洲率先掀起了的独立为特征的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推动和促成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涨；50年代初期，非洲各国几乎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反殖群众运动，有些地区迅速发展成武装斗争。继50年代前半期利比亚、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宣告独立，阿尔及利亚在武装斗争中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后，50年代末加纳和几内亚两国的独立标志着独立运动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开始取得惊人的发展。由此，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非洲国家纷纷宣告独立的热潮，绝大部分原法属、英属和比属殖民地均在此时建立了独立国家。仅在1960年，便有17个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直到1968年，又有另外16个国家先后取得独立。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不仅坚决维护民族独立，而且力求寻找出适合本国国情、实现迅速发展的经济道路以及以本国社会构成为基础的政治发展方向。同时，它们还共同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非洲国家团结合作的“非洲统一”。1958年4月，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有非洲独立国家首脑参加的国际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尔后又有3次全非人民大会；到1963年5月， 30个非洲国家首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相应的机构。（何春超：第201—203页）这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熟和发展，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
非洲地区大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表明旧的殖民体系的最后崩溃已经到来，与旧殖民体系联系较多的西欧国家势必受到重大的影响。显然，殖民体系的瓦解必将使原殖民国家和新独立国家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时期。一方面，传统的殖民关系已被废除，但历史的积怨和现实的纠葛并未就此消除，因而怎样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新关系便成为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对原料丰富和市场广大的非洲国家必须迅速解决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这一问题也影响着西欧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现状。战后以来到60年代，美国以其强大的实力优势进入或接管了原欧洲殖民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殖民国家。1961年1月，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小组委员会主席的约翰·肯尼迪在就任美国总统之际，更是强调集中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美国采取行动”的“机会最丰富的地方”，因而大力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同时，苏联借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之机，利用西方国家对反殖问题的犹豫不决，迅速扩大了在非洲的影响。高度依赖非洲原料的西欧国家既对美国的势力扩张心怀戒备，也对苏联的企图深为担忧，不愿这个物产富饶且颇具战略意义的大陆成为美苏争逐的场所，成为西欧不得与闻其事的禁区。因此，独立性已大为加强的西欧国家自然要作为第三者积极介入非洲事务。（陈乐民：第200—202页）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走向**的同时，还有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不结盟运动正在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加入这一运动并极大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1960年6月的筹备会议提出了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标准，实际上明确提出了和平、中立、反对外来干涉的对外政策原则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同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正式会议，除南斯拉夫外，有24个亚非拉国家的首脑到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即“关于战争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与此相应，1960年9月的第十五届联大在43个亚非国家的倡议下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宣言》。第二年的十六届联大又设立了贯彻上述宣言的特别委员会即“24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从此，国际政治发展有了新的内容，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何春超：第173—176页）
早在50年代初便受到反殖问题冲击的社会党国际的敏感地意识到，与新独立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是关系到其自身的未来发展和进一步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影响的关键所在。因此，进入60年代以后，亚非拉新独立国家问题便成为社会党国际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其最初的标志便是1960年4月在以色列海法市举行的理事会会议。
实际上，在这次会议正式举行之前，社会党国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准备。1959年7月在汉堡（德国）举行的六大曾专门讨论了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SI:SII,1960, No 1-2）同年11月1日，国际总书记卡西出发赴亚洲访问，前后共历时72天，足迹遍及亚洲12国（印度、印尼、斯里兰卡、缅甸、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黎巴嫩和以色列）。（SI:SII,1961, No 20）1960年2月初，已卸任的主席菲利浦斯又受命以社会党国际的名义走访拉美12国（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巴拉圭、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这是社会党国际的总部代表第一次访问拉美。（SI:SII, 1960, No 20）同年2月底，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举行会议，不仅设立了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合作问题研究委员会”，而且决定了下一步与此有关的工作安排，其中就包括最近将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以研究亚非问题为主要议题。（SI:SII，19
60, No 10）
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1960年4月海法理事会会议显然非同小可。它不仅是社会党国际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以外地区举行的大型会议，而且是第一次最为集中地讨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问题的高级会议。会议既讨论了社会党国际对亚非拉国家一般政策原则，也分别研究了在各个地区应当首先注意的问题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具体对策。会议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新任务》的宣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8—10页）其中明确宣布民主社会主义在60年代的新任务就是要解决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新独立国家有关的新问题。为此，宣言首先论述了社会党国际对亚非拉问题的原则态度，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见解，例如“任何国家均无权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服从于本国的统治”, “拥护争取民族自决和政治自由的事业”, “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只有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自由、平等的合作，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等等。其次则分析了亚非拉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例如在亚洲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护人权和建立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是要“反对独裁和反击反动势力”；在非洲，是争取独立和自由，开发资源和建立民主制度。
海法会议及其文件为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新形势下确定活动重点以及指导方针显然具有的意义。但为了强调问题的重要性，它又提出了从原则宣言的高度来论述新任务的工作安排。1961年1月，社会党国际召开了一次欧洲社会党领导人会议，会上提出“法兰克福宣言”通过已有10年，其间世界发展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必要在新的10年到来之际起草一项关于新任务的原则宣言。据此，执行局初步设立了由英、法、德、奥四党及国际总书记组成的起草小组。（SI:SII,1961, No 3）同年7月的又一次领导人会议再次强调新宣言应当分析过去10年来世界重大事件的发展并指出与此有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作用问题。（SI:SII,1961, No 3）这两次会议不仅提出了起草新的原则宣言的必要，而且规定了新宣言与“法兰克福宣言”的关系，认为前者实际上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对后者的一种补充，后者所阐述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并未过时，更不必有任何修改。因而说到底，新宣言是一篇主要涉及社会党国际政策问题的指导文件。
在这两次会议之后，新宣言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1961年10月14—20日，社会党国际召开了一次经济专家会议，主要讨论了“社会党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问题”。（SI:SII,1961, No 44-45）3天后在罗马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七大又以“拥护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和新一代”为主题，以大量的时间用于讨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次大会由于意见分歧未能通过新的宣言，但大会讨论以及最后通过的各项决议进一步明确了新宣言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SI:SII,1961, No 33）此后，根据七大提出的意见，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发展中地区委员会和新宣言起草小组轮番开会、反复研究并修改了宣言草案。1962年6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在奥斯陆（挪威）举行会议，终于通过了这篇题为《今日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的原则宣言。按照起草小组成员、荷兰工党主席祖尔霍夫的说法，这个日后以“奥斯陆宣言”而著称的文件以分析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为重点，全面论述了社会党国际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其政策。他认为，过去10年来世界性的、最主要的发展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二是殖民体系的崩溃。而这自然预示着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用，以更快的速度得到实现。因此，宣言在概述了国际形势新发展之后，分为“社会主义与工业化国家”、“与共产党国家”、“与新兴国家”、“与世界和平”等四部分，其中虽然论述了与题目有关的具体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无非是论证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无能为力以及唯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新兴国家问题的结论。（SI:SII,1962, No 24-25）实际上，新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确实是对新兴国家问题的论述，这也是新宣言有别于“法兰克福宣言”而对后者做出重大补充的部分。就此而论，“奥斯陆宣言”所体现的社会党国际在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关问题上的见解和主张主要有两点：第一，明确认识到过去10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兴起和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因而进一步表示反对殖民主义、欢迎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同时又将向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列为新的、长期的工作重点。第二，在“集团政策”问题上有所松动，第一次公开而明确地承认了不结盟政策的合理性，对那些“不愿对世界强权关系承担义务而自由地掌握自身命运的国家”表示尊重。同时，反共主义的调子有所降低，不像过去那样单纯从抵制共产党影响的角度来谈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SI:SII,1962, No 24-25）
相对于成立之初乃至5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所奉行的政策和主张而言，“奥斯陆宣言”确有新的变化和新的内容，以至于当时的国际主席安德生踌躇满志地宣布“：新的宣言和新的活动将使这次理事会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但这个宣言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反而带有根本性的缺陷，集中表现了自海法会议以来社会党国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问题的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主张具有重大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首先表现为社会党国际作为以欧洲政党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未能摆脱从欧洲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以欧洲国家的利益来判断第三世界问题的弊端。因此，海法会议时便强调“非洲和拉丁美洲应当仿效在欧洲取得成功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而1961年10月的七大，在论述欧洲合作问题时特意指出，欧洲合作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相互联系的形式“使欧洲向外开拓眼界，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解决，对与这
些国家建立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做出卓有成效和日益增长的贡献”。“奥斯陆宣言”不仅着力渲染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激化的危险性”，而且特别强调欧洲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显然表明社会党国际主要是从殖民体系崩溃后重新建立西欧与亚非拉关系的需要来考虑问题的，这种出发点具有相当的功利色彩和欧洲列强的自私特性。这样一来又决定了另一个方面的局限性，即认为亚非拉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富国向穷国提供经济援助。例如前面提到过的维也纳经济专家会议不仅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列为社会党国际对发展中国家态度的核心，而且还分别研究了所谓的投资政策和经济计划问题。而社会党国际七大的讨论和最后通过的决议也主要集中于经济合作问题，与会者也认为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6点国际行动纲领。同样，“奥斯陆宣言”认为“新兴国家深受经济停滞之苦”，而取得发展的主要途径是消除文盲，实行计划生育和取得外来援助。这证明社会党国际并未认识到，甚至是回避谈论亚非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以及它们最迫切的要求是实现和巩固政治独立、排除外来干涉，争取经济独立和改变经济上受外国资本剥削的状况，实现这些要求首先是要建立全新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与上述两方面的局限性相联系的则是社会党国际的意识形态局限。它反复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适用性，实际上包含了要求这些国家照搬西欧政党模式的意思，其结果是进一步妨碍了它对第三世界国家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
这种带有严重局限性的见解和政策主张制约着社会党国际此后的活动。例如，1963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虽以“社会党人与60年代的挑战：公平使用世界资源”为题进行了公开讨论并且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决议，但从主要内容来看，论述的重点仍然是援助问题，而且不厌其烦地论述了援助的数量、组织和投向等技术细节。（SI:SII,1963, No 39-40）社会党国际对第三世界政策的非政治化和纯技术化的趋向愈益明显。
这样一来，又使得社会党国际不进反退，迅速地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例如，1964年3月—6月，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亚非拉代表在会上对西方国家侵占和掠夺自然资源、高利盘剥、贱买贵卖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还组成了“七十七国集团”，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艰苦的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同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仅重申支持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外来干预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而且强调“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为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何春超：第175页）这标志着不结盟运动同七十七国集团在不同的战线为一个共同的、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目的而斗争，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水平正在提高。而社会党国际对这两次重大事件都未能作出积极的反应。1964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6年4月在乌普萨拉（瑞典）举行的“关于社会党人在新独立国家中的思想和行动”特别会议乃至同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仍然反复强调经济援助问题，甚至连“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也拒绝接受和使用。
与此同时，社会党国际又在一系列与第三世界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和事件上同第三世界国家拉开了距离。例如，在中东问题即阿以冲突中，社会党国际始终保持着偏袒以色列的态度，多次指责阿拉伯国家“毁灭以色列的威胁”，甚至还认为阿拉伯国家收复被占领土的要求和愿望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而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权益只字不提。这不能不严重伤害阿拉伯以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感情。
但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初那种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也未能维持下去。从60年代中期以后，在它的各种会议上，有关欧洲事务的议题又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和大部分精力。相形之下，有关第三世界问题的认识始终未能突破“奥斯陆宣言”的水平，而且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以前了。自1959年底访问亚洲12国，1960年初访问拉美12国和1962年初访问非洲14国以后，社会党国际代表的足迹再未踏上这三个大陆，海法会议也只是在欧洲以外地区举行重要会议的孤例。当然，除了思想上、政策上的偏差以外，社会党国际未能坚持将第三世界当作工作重点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例如财政方面的困难使得它无法维持频繁的活动，更无力在第三世界开展耗资较大的大型活动。虽然1966年十大修改章程时专门补充了有关成员党必须履行交纳会费义务的规定，但情况仍未好转，以致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间隔越来越大，其他会议更难以安排。再如社会党国际主要领导人意外的频繁更换也多少影响了政策和活动安排的连续性。1957年当选的国际主席安德生曾领导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初进行了某些政策调整，但在1962年10月便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1963年9月八大时才上任的新主席奥伦豪尔在不到3个月后便猝然身亡，直到1964年9月方由奥地利的皮特曼接替主席职务。主席的频繁更换和空位时间的增多必然对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和政策有所影响。
这样一来，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最初几年里针对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和活动重点转移既未能深入下去，也未能坚持下来。这是在历史的惰性与新形势的冲击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党国际出于既要维护西欧国家既得利益又要谋取适应形势的新发展的矛盾心情的必然结果。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它自身的进一步变化势必又将进行更深刻、更广泛的调整任务提上日程，这正是社会党国际在此后若年干内的发展趋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