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二
《关于金鳞湾地区制止武斗专题会议的决定》由三方签字生效后，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冲突，金鳞湾地区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静，然而周边地区却是烽烟四起，武斗不断升级，迅速改变着双方的战略态势。这一情况的直接呈现是，陵江大学红旗造反兵团将号派势力从云龙区政府所在地全部驱逐了出去，使云龙区成为了旗派的一统天下；而号派也占领了嘉陵江大桥一带的地区，阻隔了云龙区与市中区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犬牙交错的割据状态。
天天都有人员死伤的消息传来，从一些边远的地区，甚至传来动用枪枝的消息，使得金鳞湾地区的旗号两派都高度紧张。
这天下午，我提着暖水瓶去锅炉房打水，在小竹林旁的草地上碰到柳月，她通知我明天可能到要外面去，让我做点准备。这种情况在此前已经有两次了，都是去支援另外地方的旗派，做点别人“围点”，我们“打援”的事。一队人马埋伏在高处的山坡上，远远地看见有对方的增援队伍过来，立即虚张声势，摇旗呐喊，对方知难而退，立即作鸟兽散，于是我们就凯歌高奏，得胜班师。
我以为还是和以前一样，于是回答：“知道了。”
“你也不问去干什么？”
“干什么？”我有些疑惑地问。
她凑近我，神秘兮兮地说：“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让我们带上换洗的衣服，可能要几天才能回来，似乎不是去做围点打援之类的事。”
“那是谁通知你的呢？”
“汤博。”
“我们找他去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我们找到汤博的时候，他正在队部看书，听了我们的问题后，他说：“最近，我们发现在一些地方的武斗中，号派使用了枪枝，让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武斗有继续升级的趋势。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经过与地区武装部联系，决定秘密抽调一些人员，进行一点枪械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的培训，以免到了需要的时候措手不及。”
我不以为然地，说：“要说枪械知识甚至实战经验，在工人中找一些转业军人不是更现成吗？”
汤博说：“你有所不知，联合指挥部研究了各区武斗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两军对垒，工人队伍比较稳重，但冲锋陷阵的时候，真正豁得出去，敢于刺刀见红的，工人不如学生，学生中又是大学生不如中学生，这和是不是转业军人没关系。所以，特别指示要组织混合编队，充分发挥中学生的突击作用。”
我想起了那个叫‘大老黑’的工人在小广场的对峙中狂呼乱喊的样子，觉得他说得或许有些道理。”
第二天，指挥部派了一辆大客车来接我们，一共去了四十多人，其中金鳞中学的人就占了一半。一行人先到云龙区医院检查了身体，除去身体条件不够被淘汰下来的外，只剩下三十来人。又经过询问家庭情况本人意愿等，最后只剩下二十人入选射击技术培训班。全班十个工人，十个学生，其中两名女生。我、柳月和艾云都被留了下来。
在医院里排队等待体检的时候，我对柳月说：“战争，本来就是我们男生的事，你眼睛又近视，就不参加了吧。”
她说：“欺侮人哪，射击这事儿，矫正视力达到标准就行。”
我说：“不对吧，参军的时候，体检标准上有明确要求，裸眼视力必须达到一点五。”
她不屑地说：“我在部队学打枪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等到检测视力的时候，她果然戴上了一副宽幅黑边的近视眼镜。那幅眼镜正好把她颧骨上面略为收窄的太阳穴撑宽了，眼角上一抹浅浅的伤痕也看不见了，加上她本来就鼻直口方，眉粗眼长，整个脸形一下子就变得大气起来，更显出一派阳刚英武的气质，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她家墙上那一张她父亲的遗照。
那辆大客车将我们拉到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凹里，开始了一周的封闭训练。
显然，这是一个军区靶场，因为山凹进口处的一面墙面上写着一条****对部队工作做出的指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一排两层的小平房象一面屏风一样横在山凹里面，再往前稍远一点的就是一溜靶位。
我们大家就住在那排小平房里。
教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身半新旧的军装上，明显地留下了摘去领章和帽徽后的痕迹。他从头到脚都晒得黑黑的，一脸的不苟言笑，严肃得近乎刻板，从不回答我们与枪支和射击无关的问题。
训练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谁也不准离开靶场，也不能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教官的口令，一丝不苟地进行枪械的拆卸和安装，然后就是遵循固定的程序，练习瞄准和击发。有时候往靶位上一趴就是一两个小时，毒毒的太阳在头上烤着，空气中升腾着湿热的暑气，细细的汗水在额头上不断渗出来，慢慢地聚成一粒水珠，终于挂不住了，又小蛇一样顺着脸颊爬下来，掉进了红色的沙土里。教官不厌其烦指导我们如何调整姿态、屏住呼吸、锁定目标、抠动扳机、用一个卡在枪上的折射镜检查每一个人的瞄准效果，那怕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动作，也要进行无数次的练习，直到完全合乎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训练中我才发现，柳月身上天生地具有一种良好的军事素质，在各科目的训练中她都表现出不一般的水平，特别是在一公里跑步后的射击中，当我们一帮男生都累得大汗淋漓，喘气如牛的时候，她往靶位上一趴，立即纹丝不动，出枪速度和瞄准精度都得到教官的表扬。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个被柳月叫做“亚非拉”的女生，她黑黑的略胖的脸，不知是因为害羞还是矜持，很少说话，不论是瞄准还是射击，动作都不是很麻利，但在缓慢中却透出一种和她的年龄不相符合的沉稳，表现出异常稳定的心理素质。
日子过得极其单调，好在大家都知道，只有一周的时间，便都努力地坚持着。
一天晚饭后，我正坐在宿舍里擦枪，柳月端着一个木盆来到门外。问：“有没有要洗的衣服？”
我赶紧把掖在枕头下的汗衫和裤子找出来丢在她的盆子里，忙不迭地说“谢谢！”然后提着枪跟她一起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山凹里一点风也没有，一群群的飞蠓在昏暗的暮色中飞舞。来到坡脚下才看见这里有一眼山泉，汩汩的泉水涌出来后流进了一个小小的储水池，漫出来的水又形成了一个小水塘，水塘里生长着茂密的苍蒲，映着一轮明晃晃的月亮，四周里间或地响着青蛙的叫声。
她来到水塘边一块半浸在水里的石板上，把鞋脱下来，下到水里去，开始洗衣服。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我问。
“教官告诉我的，这木盆也是他的。你们男生就是邋遢，衣服穿臭了，也不想着找地方洗一洗。”
我有些难为情，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她开玩笑说：“你不是拿着枪吗？帮我站岗放哨吧。”
我做了一个子弹上膛的动作，寂静中立即响起一串“哗啦哗啦”清脆悦耳的金属碰撞的声音。那是一枝崭新的半自动步枪，橙黄色的枪托，钢蓝色的枪身，银光闪闪的刺刀都是那样的赏心悦目。
她笑了，说，“我们以前都是叫你‘笔杆儿’，现在你却是成天都‘枪杆儿’不离手，那么以后我们是叫你‘笔杆儿’呢还是叫你‘枪杆儿’呢？”
我也笑了，说：“****同志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不管你怎么叫咱都是干革命。”
她一边揉搓着石板上的衣服，我便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跟她说话，说着说着就又说到杨南雁了。
她问：“那封闻梅给杨南雁的信你给她了吗？”
“哦，给了。”
“是你亲自送给她的吗？”
“不，是托葛利江给他送去的。”
“对闻梅说的事，她有什么回应没有？”
“还没有。”
她叹了一口气，说：“以前我和杨南雁一直是好朋友，现在却站到了各自的对立面，正如那天在小广场上一样，如果有一天不得不再一次地刀兵相见，却没有了那天一样的侥幸，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说：“希望杨南雁看了闻梅的信以后，能够回到我们中间来。”
她说：“记得你们去北京前在我们家的时候，闻梅就说过，我们都是曾经共同面对生死考验的兄弟姊妹，希望能够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现在想起来，闻梅真的是比我们都想得深远。”
我们都有些忧心忡忡，谁也不再说话。她自顾自地把泡在水里的衣服一件件地漂洗干净，又一件件地拧干了堆在石板上，一圈圈的波浪从她站着的地方**漾开去，把一个又大又白的月亮晃得支离破碎。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完后，一件件地抖开来放到木盆里，然后，直起腰来，并不急着上岸，抬起头看着我，说：“在我和她的接触中，杨南雁对你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最初的时候有点小小的误会，但误会消除后，对你不论是为人还是做事，都还是很佩服的，也比较相信你的话，你找个机会劝劝她吧。”她的口吻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再也没有了上次她让我劝劝杨南雁时的那种隐隐约约的揶揄的味道。
我却有些担心地说：“如果杨南雁收到闻梅的信后，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我怕也很难有所作为。”
“你为什么没有信心呢？”
“葛利江和她有过接触，感觉她去工业大学战旗兵团，已不是你上次所说的仅仅是因为虚荣心那么简单了。”我仍然没有熄灭了对杨南雁的回心转意所抱着的明明暗暗的希望，下意识地没有将那天葛利江说的话都直白地说出来。
她似乎有所触动，沉吟了一下说：“首先你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摆性，不要听谁一说都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我记得闻梅对我也有过类似的批评，不知道柳月说的是不是也是这层意思，便感到脖子上火辣辣的，于是说：“我试试看吧。”说着伸出手去把她从水里拉出来，在她穿上自己的鞋子时候，我端起地上的木盆，随即和她一起往回走去。
两天以后，进行了第一次实弹打靶，也是对我们的“毕业考试”。我们分成三人一组，每人发给九发子弹，对一百米远处的胸靶进行站姿、跪姿和卧姿三种姿态的射击。
经过一周艰苦疲劳和刻板单调的熬煎，直到这时，人们的情绪才开始活跃起来，被考核人进入靶位后，其他的人都在后面围观，随着教官的口令，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响过之后，每当报靶员报出一个十环时，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考核结果是学生的成绩普遍高于工人，艾云和我也都各打出了一个十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仅有的两名女生总分成绩分列一二名，特别是成绩最高的竟是培训班里唯一戴眼镜的学员柳月，她仅在卧姿射击一个项目中就打出了两个十环。
那天是贺志纯亲自来接的我们，在回金鳞湾的车上他告诉我们，经过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和警备司令部的大量工作，虽然邻近县区的武斗中仍有人使用枪枝，但几个市区还没有发现动用枪枝的情况，只是发展的趋势不容乐观，要求我们加强纪律性，对参加培训的事高度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泄漏参加射击训练的事。
到学校后我先回住处，然后来到队部，柳月正在翻看一周里攒下来的一堆红卫兵小报，看到我后用手指了指墙上的留言板，我抬头一看，上面有一行不知是谁写下的粉笔字：“木生，葛利江找你。”一看日期，已经过去几天了，便向柳月请了假，奔葛利江家去了。
来到葛利江家，看到厂里医务室的医生正来家里给他父亲换药，葛利江正和他母亲一起帮着两个医生把他父亲的身子翻过来。
葛利江看见了我投在地上的身影，头也没回地说：“回来了？”
“嗯。你到学校找我了？”
“我把那封信交给杨南雁了，她说要跟你谈一谈。”
“她对闻梅所说的事有什么态度没有？”
“她说要当面给你说。”
“那我怎么跟她联系呢？”
“打电话—357729转拨836。”
我在心里默念了两遍，记住了这个电话，但却又不便这就走了，正在进退为难的时候，却又想起另外的一档事儿。
这时，葛利江的父亲已经翻过身来，他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下去了，脸上的肿胀又消了许多，能睁开眼睛了。他半倚在床头喘着粗气，看见我后，艰难地对我说：“木生，听利江说你住到学校里去了，听大伯一句话，不要去参加武斗，工业大学那帮小狗日的，心狠手辣，谁也黑不过他们……”
两个医生俯下身去，给他检查腿伤的情况。
葛利江看出我心里有事，和我来到院子里，问：“还有什么事吗？”
我将谷易容离开学校的事和托我带给他的话告诉了他。
他表情木然，半晌才说：“谷易容遭遇了这场无妄之灾，总算是有所觉悟。”
“你跟她说过些什么呢？能让她有那么感情深挚的怀念。”
他皱着眉头说：“我也没有刻意地跟她说什么，平时里你来我往地的讲的话多了，谁知道是哪句话碰到她的哪根敏感神经了呢？”
“她可是从不夸人的哟，特别是夸得那么狠。”
“她这个人，表面动作夸张，没有足够多的事情作为标本，谁能揣摩出她的真实想法呢？”
“这次不一样，我看她真的是很动感情的，没有丝毫的矫情，不象是什么表面动作。”
“哪又怎么样？”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他一句话把我问住了，加上我心里有自己的事，便说：“算了，算了，话我带到了，你自己去琢磨去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来到厂门口，从小门进到厂里，幸好传达室里有人了，我在那里给杨南雁打了一个电话。当电话那头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时，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
“喂！我是工业大学冲锋号红卫兵团广播站。”
“我是林木生。”
“哦，……今晚上你来找我好吗？我在我家等你。”
“行。几点钟？”
“……七点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有些莫名其妙，过去那些种种的事情，重又清晰而生动地浮现在了眼前。
约会的时间还早，我回到家里，将那首已经一句一字地改过了的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的诗找了出来，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张纸上，然后迭起来放在了上衣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