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二
我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是我参加游行后才知道的。那天游行结束得比较晚，等把所有东西送回学校，大家解散后，我独自回家，路过总装厂大门的时候，工厂已经下班了，厂门前静悄悄的。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运动初期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工厂大门外贴得最多的是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两派组织印发的花花绿绿的传单，偶尔有人写张大字报贴在那里，也引不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这时，只有传达室旁边的宣传橱窗前，仍有两个人在看贴在阅报栏里的《陵江日报》。
我突然想起文峰说争取让我的文章今天上报的事，便有意无意地凑了过去，谁知漫不经心地一扫，就在报纸的头版上，《正确贯彻中央意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几个黑体大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往前凑了凑，这次不仅看清了标题，连作者名字也都看见了。
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不高兴地晃了晃肩膀，我赶紧退了回来，走到传达室，看到正在值班的葛利江的父亲，便说：“葛伯，把你橱窗里的那张报纸给我行吗？”
他正在清理当天没人领取的信件，听见我的声音后，抬起头来，取下老花眼镜，看清是我后说：“今天晚上还有人要看的。”
“等没人看了再收起来给我，行吗？”
等他答应了，我才迈着轻盈的步子往家走去。
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等着我吃饭。我心里“咔噔”一下，担心着会挨父亲的骂了。谁知他刚要开口，却又将还没出口的话咽了回去，皱起眉头盯着我说：“我怎么看你脸色有些不对？”
我这才想起来，一天忙碌下来，忘记吃药了，于是说：“可能有点感冒，我已经在学校拿药了”。于是，从兜里掏出药瓶来，将就着饭桌上的菜汤，赶紧吃下了两片银翘伤风感冒片。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觉得浑身酸懒，勉强起得床来，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吃过早饭后，我来到传达室找葛利江的父亲要那张报纸，没料到在那里值班的已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告诉我葛利江的父亲今天早上就下班回家了，交接班的时候没有说起有什么报纸要留给什么人。这时，广播里正播送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上班的人群脚步匆匆地涌进了工厂，那个陈列每天报纸的橱窗里却是空空的了。
我失望地回到家里，昏昏沉沉地半躺在**，把那篇文章的内容在心里过了一遍，突然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杨南雁，眼前便浮现出她看到报纸上的这篇文章时惊喜的样子，然而，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一张昨天的《陵江日报》呢？。
正在我纠结着的时候，葛利江推门走进屋来。
“我老爸让我给你送过来。”说着将手里拿着的那张《陵江日报》扔给了我。
我高兴了，一下子坐了起来，一边让他坐，一边抓起报纸，就头版上的我写的那篇文章读了起来，发现除了加了一个按语以外，整篇文章连标题到文字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写得不错嘛。”葛利江说。
“也是大家启发的结果，首先是你从两派不同的标语上看出了双方对中央三点意见的不同解读，是各怀鬼胎也好，各取所需也好，都偏离了中央的精神。”
“那篇《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的传单也是你写的吧。”
“是啊。”
“两这篇文章的观点可不一样。”
“换一个角度而已。”
“是立场吧。”
我急于想去找杨南雁，无意跟他纠缠，就撒了一个谎，说：“今天我有事要去学校，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我不去学校，想到新华书店找本书。”
新华书店就在金鳞湾汽车站，去学校就要经过那里。我说要去学校，本意是想摆脱他，没想到竟不得不假戏真做，便无可奈何地将那张报纸折叠起来揣在衣兜里，然后和他一起向街上走去。
一路上，我给他讲了柳月让他把与“火炬”的篮球比赛再搞起来的事，让他去找谷易容联系一下，他答应了，说：“明天吧。”
来到化龙桥头的时候，正好工业大学冲锋号红卫兵团的宣传车缓缓驶过，装在车顶上的四个高音喇叭里正在播出：“全市工农兵革命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愤怒控诉金鳞湾‘主力军’中的坏头头，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挠革命群众拥护中央三点意见的游行队伍，制造化龙桥血案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我突然觉得这声音是那样的熟悉，想起这就是杨南雁的声音，我看看葛利江，他也在驻足聆听，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知道那肯定是她的声音了。那辆宣传车开过去了，我下意识地跑了几步，想追上去，葛利江伸手拉住了我。
“不用追，这辆宣传车每天都要开到小广场停留一段时间的。”
我这才放慢了脚步，和他一起向小广场走去。
这时的小广场正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百货商场、副食商店、联合诊所、饮食合作社以及通往蔬菜市场的路口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个曾经红火过一阵的辩论台却有些破旧了，一条早已褪色的红色的会标一头还挑在竹竿上，一头却掉在了地上的泥淖里，弧形张贴栏里仍然张贴着一些大字报和花花绿绿的传单。那辆宣传车就停在小广场的旁边，向四周发出它高亢激昂的声音。几个工业大学的男生保镖般气势汹汹地站在车的两旁。
我们远远地站在广场边上，一直等到那篇文章播完，那几个男生钻进车里去，然后，那车又发动了，缓缓地向前驶去。
那是一辆救护车改装的宣传车，在后车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个人坐在里面，虽然也是一个女的，却不象是杨南雁。
“放的录音。”葛利江说。
呆呆地望着已经远去的宣传车，我心里仍存着一丝希望，说：“只有见到她本人才可以核实了。”
“核实什么呢？”
“至少可以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她播的吧。”
“是她播的又怎么样呢？”
“她原来是我们这边的，突然转到对方去了，而且回过头来就这样地骂我们，这弯也转得太急了吧”
“其实不必大惊小怪，你记得也是在这里，周文龙曾经让杨南雁试播一段稿子的事吗？当初我问她，如果战旗兵团与独立师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她还准备去做他们的广播员吗？她就没有正面回答我。”
葛利江的话，让我想起了从云龙区回金鳞湾的那天晚上，杨南雁在车上给我讲的那些话，刚才还保留着的那点希望便暗淡了。
葛利江看了看我，说：“其实，人各有志，她要去哪里当广播员，那是她的自由，别人无可厚非……”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只是她这样慷慨激昂地来读这样一篇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八杆子都打不着稿子，怕是有点儿太委屈她的良心了。”
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正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葛利江碰了碰我，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就在弧形张贴栏旁边，一个穿猩红色上衣的人正在向着我们招手，定睛一看，正是杨南雁。
我们向她走过去，葛利江问：“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专门来这里等着，听播放我的播音效果的。”杨南雁一脸的兴奋，。
“宣传车里播送的真是你的声音？”
“那当然哪，感觉水平怎么样？”她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们。
葛利江说：“‘高，实在是高’！”我听出他引用的是电影《地道战》中那个伪军头目汤司令的一句台词，感觉话里有一种讥讽的味道。
杨南雁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兴奋里，说：“周文龙上次让我播过那篇稿子后，再也没有找我，我还以为不会找我了哩。谁知昨天周文龙找到我家来了，跟他去了后，就录这盘磁带。”
他们说话间，我一直没开口，这时我问：“他怎么知道你家在哪里呢？”
“是我爸带他来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互相认识了。”
“你会不会以后就到他们那边去了呢？”
“我也不知道，周文龙说要看一看播放后的反应。”
她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似乎即便是去也并无什么心理障碍，我看看葛利江，不知道该说什么。
葛利江冷冷地说：“你知道金鳞中学独立师也参加了那天的游行吗？”
杨南雁问：“学校里没有谁受伤吧？”
“除了汤博和柳月，没有其他人受伤。”
“柳月姐怎么啦？”她关切地问。
“不严重，只是脚扭伤了，估计在家养几天就会好了。”
“在家！也就是说不能到学校了，这么严重啊，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吧。”
于是，我们一起向前走去，一路上她仍然兴致很高，问了些学校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敷衍着，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而葛利江却是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回答，一副超然事外的样子。
到了金鳞湾汽车站，葛利江说：“我到新华书店找本书，就不上去了，你们俩上去吧。”
我和杨南雁绕到胡同后面，推门进去，在楼下喊应后，上到楼上。
“柳月姐！”杨南雁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
“噢。”柳月应了一声，却有些勉强。
“听说你受伤了，给我看看，严重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两天就好了。”柳月坐在床沿上，把脚伸给她看。
她们讲话的时候，我倚在窗户前，看着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和车辆。一会儿，那辆宣传车从前面绕了一圈后，又开回来了，马路上传来杨南雁那放大了的声音：“……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党中央关于陵江市*****的三点意见传来，金鳞湾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倍受鼓舞，组织了拥护党中央三点指导性意见的大游行，可是，正当兴高采烈，载歌载舞的人们来到化龙桥中央的时候，金鳞湾一小撮‘主力军’的暴徒突然开车堵住了游行队伍的去路，他们不仅无理阻挡游行队伍的前进，而且肆无忌惮地辱骂，殴打参加游行的革命群众……”
“这篇稿子是你播送的吧？”柳月突然站起来，一脸铁青地冲着杨南雁，指着窗外问。
“是。”杨南雁满脸狐疑地看着柳月。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怎么啦？”杨南雁脸上一片愕然。
“你知道刚才当宣传车从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广播，心里想到什么了吗？我想起电影中那个叛徒和他的那一句台词：‘**和法西斯我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利益’。”那是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东欧电影中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哥哥的台词，最后他向法西斯当局出卖了他的弟弟。
杨南雁的脸红了，直视着柳月，眼眶里噙着盈盈的泪水；柳月正对着杨南雁，却是一脸的大义凛然。
她们对峙着，我站在一旁，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突然，杨南雁转身走到楼梯口，“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
我完全没想到柳月会让杨南雁当面下不来台，在杨南雁一转脸的瞬间，头“嗡”的一下便大了。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看到她们从此翻脸，赶紧追了下楼去，来到马路边时，回过头看了一眼，看见柳月站在窗户前，面颊上也有闪闪的泪光，于是向她摆了摆手，往前追去。
在小广场前面我追上了杨南雁，什么也没有说，跟着她一起往回走去。她急急地走得很快，过了化龙桥，走上了桥头的上坡公路，我紧走几步，赶在她前面站住了，说：“你们今天这是怎么啦？”这时，我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毛毛细汗，喘息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虚气短的感觉。
她站在我面前，胀红着脸说：“她凭什么骂我是叛徒，双方都是造反派，有必要弄得这么不共戴天的吗？”
“既然两派都没必要这么不共戴天，你俩就更没必要反目成仇吧？”
“是谁，一副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样子？她这样，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可能你们俩的想法岔到两股道上去了，你想的是去看望她，同情她的伤痛；可她想到的却是你念的那篇稿子，稿子中讲到的事与她的伤有直接的关系，你无意中伤到她的心了。”
“她的伤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吧。”
“我不但知道，而且亲眼看到了。当时，我在家没事，出来看热闹，就站在这里，只是看见打起来了才回头走掉的。”
我们所站的地方旁边是一面陡峭的山崖，山崖下面就是淙淙流过的金鳞溪，沿着山崖的边缘修了一条石砌的栏杆，栏杆外种了一排密密匝匝的夹竹桃，越过夹竹桃树冠上粉红色和白色花朵，确实能把桥上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顿时，心里对她也有些不以为然起来，冷冷地说：“既然当时发生的一切你都看见了，为什么还要去给他们念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我念了那篇稿子又怎么啦，那也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把别人的文字变成了声音，并不代表我就赞成稿子的内容。周文龙把我找了去，给了我这次机会，我能不照着念吗？如果没有我，别人不也会把它播出去吗？然而，我就是喜欢听到是我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在千千万万人中传播，这就是我的感觉！”
她毫不掩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飞快的语速和一脸的情绪，让我脑子“腾”地升起一股不能抑制的烦躁，说：“但我们不能不讲做人要诚实吧，这个诚实不仅仅是对别人，也应包括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
她怔住了，脸胀得通红，紧盯着我的眼睛：“好啊，你也这样认为，一个骂我是叛徒，一个骂我没良心，你们欺侮人！”说着眼泪夺眶而出，一扭身，捂着脸跑远了。
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辆宣传车又驶了过来，空气中回响着杨南雁那浑厚圆润的声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冲锋号战士英勇还击，给了制造事端的打手们以应有的惩罚。在此，我们再一次地正告一切敢于挑战正义的混蛋们，走资派可以轻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革联会’能够无故将我们投入监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要你面们敢于试一试红色造反者的铁拳，就准备好你们的脑袋吧……”
杨南雁的背影消失在马路的转弯处。我从裤兜里掏出早晨出门时就带在身上的那张报纸，摩挲着那仍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字迹，一阵的心烦意乱，眼泪便从心里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