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徒对于政治，究竟应该采取积极的参与态度，还是消极的观望姿态呢？太虚大师“问政不干治”的看法是最客观中肯，最具智慧见解。大师认为佛教徒应该积极关心国家大事，而不热衷追求实际的权力运作。晋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和政治都是众人之事，彼此息息相关，脱离不了关系，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同理，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也才能兴盛。

从佛门早晚课诵的内容，可以看出佛教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如每月初一、十五必诵的《宝鼎赞》：“端为世界祈和平，地久天长……”早课经文：“国基巩固，治道遐昌……”长芦禅师的“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等等，都是佛弟子对国势兴荣绵长的虔诚祝祷。

日本的临济宗祖师荣西禅师留学大唐，回国之后，曾撰著《兴禅护国论》三卷，主张建设三禅院以护卫国家，利于众生。历代的高僧大德虽然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是爱护国家的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

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不意味出国，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家邦梓，爱国不分自我他人、方内方外；为政不必高官厚位、权力在握，爱国没有错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才是罪过。

佛教不但有和谐政治的功能，并可帮助政治净化人心，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庐山慧远大师说：“佛道济俗亦为要务，何则？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亿千，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此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如果社会大众人人能够受持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重德祥和的净土。

梁启超说：“佛教之因果，使上智下愚皆不能不信也。”如果人人能树立正确的因果观念，我们的社会就不再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社会；如果人人能怀抱佛教的慈悲精神，这个社会就能减少暴戾杀伐之气，而安和乐利；如果人人都能有佛教“诸法无我”的体认，这个社会将是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同世界。

佛教本身具有教化的功能，对社会病态有着正面的影响，这份力量能带给社会国家一股无形的内在稳定力量。佛教对国家政治能有什么帮助呢？

第一、化导边远。

第二、消除怨恨。

第三、知足无贪。

第四、感化顽强。

有时候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弥补不足，发挥它的功效。佛教的慈悲无远弗届，能够将蛮横未开的边疆，教化成开朗有礼的中土；佛教的忍辱无坚不摧，能够将世代的仇衅消弭于无形；佛教的感恩无愿不遂，能够填补欲望的沟壑；佛教的智慧无事不成，能够感化顽强为驯良。

佛教理想中的国家政治应该具备以下四点：

（一）民主道德的政治

佛教追求的是身心的绝对解脱自由，每一个人都能脱离一切的束缚，做自己的主人。因此独裁专制的政治是佛教所呵斥的，佛教认为民主国家的实现，以道德为前提，才是国家政治的最终目的。

（二）祥和互敬的社会

佛教认为社会大众应该培养随喜赞叹，包容异己的气度，从平等法性之中体认诸法千差万别的实相，彼此互尊互重，互不侵犯，去除同归于尽、排斥他者的心理，共同创造祥和开明的社会。

（三）取舍合理的经济

僧团注重利和同均的经济生活，希望我们的国家没有经济的垄断、贫富的悬殊、劳资的对立等社会问题，人人得其所应得，建设民有、民享、均足的社会。

（四）乐观勤奋的生活

勤奋精进，乐观进取，事情才能有成，时时不忘耕耘，自然能有收获。好逸懈怠是成功的最大敌人，今日我们社会的经济奇迹，就是靠全体人民的勤勉工作才有以致之，唯有持着精进的耕耘，在乐观的田园上，撒下希望的种子，才能收获菩提的果实。

佛教与政治既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彼此之间究竟有何主从、异同的妙趣？以下举出十二点，作为比较说明：

1．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的团体；

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的力量。

2．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地生活；

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地做人。

3．政治是怒目金刚，要人人守分守法；

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观照。

4．政治是护法降魔，保卫国家；

佛教是护生救苦，拥护国家。

5．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

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6．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

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7．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

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8．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

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未来。

9．政治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目标；

佛教的净土极乐，是如愿往生。

10．政治以财力、军力治理国家；

佛教以德力、法力辅助国家。

11．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

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12．政治要求人人奉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以齐家治国；

佛教要求人人实践皈依三宝、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利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地积极关心，直下承担。社会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1984年7月讲于台北“国父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