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二十岁
又是这双眼睛看着我。是最早的黑陶罐，洪水后存下的一汪清莹。
初夏，我们系有两位同事在夜大兼了一门写作课，该讲诗了，他们便推我去代课，好像在逃避什么。想必他们也是不愿用一种最坏的汉语破坏一种最好的汉语吧，我却非常高兴去“广告”一下自己刚发表的诗。我一进教室就看见了这双眼睛。两个没有固定轨迹的生命，这样一次再次地相遇，肯定是牛顿天体力学之外的神秘。
四年前，我在这双眼睛里第一次看见了自己。
那是1976年4月的一次“大批判会”。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只是为了给一个伟大的思想作一次渺小的证明，十二亿分之一的证明。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美，智慧，想象，**，生来就有罪了。我们是如此害怕自己，害怕安娜·卡列尼娜的让人不能不回头的眼光，害怕蒙娜丽莎的谜一样的笑，害怕罗丹的空白了身躯和四肢的无名无姓的《思》。出于恐惧，我们招来红卫兵，又同时唤起坟墓中的黑色亡灵，秦皇，李斯，韩非，在一个太阳世纪禁书，焚画，毁雕塑，为了禁住她颠覆一切的蛊惑的影子。
但是禁不住她，我们相遇了。就在那相视的一瞬间，在她的眼睛里，我看见了黑陶罐里最早的希望，也看见了自己：一个千年前殉葬多余的活生生的俑。我感到了发自自己生命最深层的巨大震动。当时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有那么多美丽过世界的女性，都从时间的暗影下注视着她。仿佛只要她也对她们回望一眼，她们就能再青春一次，美丽一次。尽管有水，火，时间和死亡，蒙娜丽莎的笑在她的唇边，没有成灭。是由于她笑了，蒙娜丽莎的笑才没有在嘴角枯萎。在她多梦的额角上，所有的白色大理石都低下冥想的头，倾听思想的自由飞翔。与她相对，我的未到二十岁就已经衰老的生命，在快要四十岁的时候，突然开始了第二个二十岁。
她，就像在京郊潮白河边的农场劳动时，那颗飞过我天空的1970年彗星。绚烂到烧毁自己来去的踪迹，一个比雪莱的云、云雀、西风还要飞动的意象。燃烧。飞转。燃烧着的飞转。她烧掉一个恒星永恒的位置，选择了方向，飞去，却从不跌入一个行星狭小的循环。她流光滴火地飞越所有的轨道。没有任何巨星能够捕获她。稍纵即逝的天上的昙花，即使我愿用一生随她飞起，或者守望她再次飞来，也不知道她的轨迹和周期。
“彗星，登月，银河外的红移……您的诗全在飞。”课堂讨论中有学生问：“为什么您总写天上的诗？甚至天外的诗？”
“只是不想再跪在地上。”我重复了一句上个或上上个世纪的话：“伟人们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据说，自由的法国人，在他们巴黎伟人祠高高的门楣上，镌刻着这句铭文。我们也站起来吧！
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穿过了70年代一个个低垂着头颅的广场，弯下了腰的长街和双膝跪下的校园。怯懦地，在垂下的头上，昆仑曾经低矮，黄河，一条锁链似的抖动在跪倒的膝下。既然一代人跪倒成一代历史的葬仪，谁敢回望背后，十年后，百年后，又一代遥望的惊愕和追问？我们终于用自己的膝，腰，头颅，支撑起了思想的重量。用脚几百年也没有走出的历史，终于用头在十年中痛苦地走完。
仅仅一句话，我和她就这样相逢在19世纪。
“我差点儿做了H先生的儿媳妇呢。可惜我不想。”又一次交谈时，她说。
“H先生？为什么不？”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H先生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一节。时间又把他“右派分子”的荆冠变成了桂冠。尤其是近年来他的系列正统“人论”，更使他成了异端的偶像。
她像是给我转叙了一个一千零二夜白天的故事。那么快就到了1976年的大地震，一次又一次的下半旗和一夜之间的历史骤变。唐山的地震波，把H先生和他的表演艺术家夫人从北京远远浪逐到C城，做她一位姐姐家的近邻。而她当教师的姐姐，又偏偏毕业于北京著名的协和护士学校—好像早就准备好要治疗女艺术家的半身不遂。这位前护士小姐的按摩和针灸，使女艺术家麻木的肢体有了感觉，也非要等到这一年，她才突然芳华了自己的二十岁。
她的出现，使H先生和夫人的儿子—一位青年画家崇拜着的名画世界，一张一张失去颜色。他能把她那眉的弯度，眼睛里的光和影，还有青春流动的曲线和韵律，捕捉到自己的画上吗？在她的面前，莫奈的画面，戴拉克鲁瓦的笔法，鲁本斯造型的肉感，再也不能使他心惊。似乎传统章回小说的又一篇就要写成了：落难，报恩，茅屋篱门边的倩影，红墙后的梦……可怜她还不想走进这个现代的古典。
一年过去了。尽管H先生和夫人已在半公开半秘密地筹划儿子的新房、家具、婚礼，尽管每次她来，H先生都要亲自下厨，为她烹炒一盘名菜谱上的佳肴—那是他只在款待文学至友时才肯炫耀的绝技，她还是迟迟不想进入这个家庭。
H先生和夫人问她姐姐：“她还犹豫什么？对我们？对我们这样的家庭？”
“你们？你们的家庭？显赫的名声和高贵的门第？！”这是她沉默在心中的回答。两年后她转而问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一身赤祼？！”
我当然没有忘记提醒她：“你选择的是儿子而不是父亲。”也许，这位青年画家的不幸，是他有幸是H先生的儿子。他一直站在父亲高大身影的背后。在父亲的荫庇下长大，而又能够长大到高出父亲荫庇的儿子，从来就很少。谁又能断定，他永远也走不出这一层光辉的笼罩？但是爱情总在逻辑之外。而我，非常庆幸她的一次不成熟的选择，不然，怎么会留给我一次选择的成熟。
还有一个青年翻译把选择留给了我。虽然在开放年代，他的英语口语和他的汉字书法一样流丽。出国留学起飞前，他还在北京机场给她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希望两年后回国，能够再来见她。她连这个希望也没有给他。
从这个沉没在大陆下的北京古海，十年前，当中学生们的潮，沿着慓悍部落的骑射，一次次出阴山出长城的相反的路，涌回草原和沙漠无边无际的历史的时候，他留在后面，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进驻北京大学。十年后，又是从这片古海上的大陆，当大学生们的潮，与鸦片的烟和大炮的火逆向，涌出塘沽，涌出虎门，涌向太平洋上的21世纪的时候，他已早早登陆彼岸。我问是嫉妒吗？她说不。更不是恨与仇。他们的一切都被别人安排好了。世界接受了他们的教养，风度，成就和前程，而她只接受他们用自己超人的智慧或者过人的劳作创造的。他们没有。
她说：“他们可能拥有整个世界，唯独没有他们自己。”他们？这对于我简直像是一碣神谕。
我不必怀着敬意写出失败者们的名单了。由我来纪念他们的失败是对他们的侮辱。是他们在她面前一个一个败退了，我不过刚好赶到，成了一个不战而胜的胜利者。没有较量。他们不是败于她，更不是败于我。他们败于自己。她的这些同代同龄的追求者们，竟没有一个能够越过她美丽的距离。
是回忆，我和她是一起朝后走向明天的。因为她和我都已经无梦。她生在北京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冬天，四壁生风的墙，庇护不了一个蜷缩的孩子。太冷了，她用双手去抱屋内那个烧着煤球的火炉，手心的一块炙伤，是冬天印在她童年的一个最灼热的记忆。我在她手掌的疤痕上抚摸着我冰冷的童年，四川，那个荒远的山村，除了祖母的脸，连每天烧红青山的夕阳，都是冷的。
她是吃窝窝头和咸菜长大的。她总是对我说起她的那碗夏天，那碗冬瓜汤泡大米饭的夏天。这份美味，早她十几年，我就在自己半饥饿的碗里品尝过了。祖父死后，他种在我儿时屋檐下的几棵橘子树也枯死了。从此，橘子树挂满果实的枝条，从一面面篱墙后伸出，伸在我的头上，星空一样遥远。十几年后，她在北京风雪的街上，等着我的星星坠落，坠落成她脚下的橘子皮。那个捡橘子皮的女孩……在星星和橘子皮辽远的光年间，我和她十几岁的距离太近了。
她是资本家贫苦的女儿，因为她父亲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一种真实的荒诞。上中学了，她除了学工，学农，挖防空洞，甚至连国庆节，都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站成铺天盖地的“万岁”字上一朵小花。她躲进了书，书，又使她在初一就受到全年级红卫兵的批判。受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十二岁。我在哪里？我害怕被斗，更害怕斗人，做一个观斗者我尤其感到痛苦。没有第四种角色留给我。
没有了书，就只剩下自己的歌声—她是天生的女中音。但是她甚至没有中学的舞台。直到初中毕业，一个国家级文工团来校招生，学校“红色宣传队”的歌手们歌声嘹亮之后，主考的音乐家们却从无权报名的同学中选中了她。他们知道，中国姑娘一万名女高音中才有一名女中音。可是驻文工团的军代表又只选出身而不选歌喉。歌声从此哑默在她的喉间，正如诗在我的心中不敢生长成语言。
“我们可能失去了整个世界，唯独没有失掉自己。”她说，一个比神谕更难寻觅的人间肯定，我们。
我们结婚了。1983年5月23日是永远改变了她和我的日子。
这也是一分钟也没有改变世界和历史的日子。因为，同样注定的，世界和历史一分钟也没有改变我和她的寻找与相遇。
她不是为了改变一次世界和历史，而温柔了一场革命或者艳丽了一场战争的伟大女人。我也不是为了贝雅特丽奇似梦非梦的面影和婵娟若有若无的叮咛，而写《神曲》，著《离骚》，走进地狱或者叩开天庭门扉的伟大男人。我们不是。甚至，面貌与面貌已经重复到遮蔽了面貌并且遮蔽了世界，名字与名字已经重复到淹没了名字并且淹没了历史，以致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副不遮蔽自己面貌的面貌和一个不淹没自己名字的名字了。
生命真实的相遇，我和她互相认出的面貌就是时代的面貌，互相叫出的名字就是今天的名字。像是二个人的装置艺术，我进入了她为我后设的现代传说。
但是爱情是场永久的战争。那种不战而胜的得意，不过是我四十岁时最后的浪漫。真正的挑战很快就直逼我的面前：一个青年剧作家以他全部青春的疯狂追求她。如果说在婚前，是那些追求者们一个接一个自行溃败了，那么是在婚后，我才第一次面对不可逃避的搏斗。两个飞翔着的太阳轰隆隆地碰击，谁先坠毁？谁先击破对方的轨道？我是不能败退的。这时，仅仅在这时，我才在五十岁的时候狂热了生命的第二个二十岁。
迷狂的时刻！是的，战争。我和她的战争引起我和他的战争。如果引起的是她和她为我的战争而不是我和他为她的战争，那该多好。也许，永远的失落，是因为没有引起第三场战争，她和她的战争，我和他没有开始战斗就已经各自失败了一半。我的什么“生命场上的三重战争”理论，多少有些像是某种自我排遣的纸上烽烟。好像空间消失了，时间停在零，我和她还是那场古典战争的继续。还是她轻轻举起古战场，在巨鹿，在鸿门，在垓下。还是水的焦渴，燃烧，还是大火，寒冷得三月不灭。还是最早的焦渴最先成为水，在没有水的世界。还是在水之上，火之上，推倒了十二座金人，力，全部静止在她的曲线。还是，最后还是由我和她的战争决定我和他的战争。他也好像是第一次卷入了一场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以一种走进回忆录的姿态惆怅地退场了。祝福他去遭遇另一场她与她的美与美的战争吧。而我，还能够打赢下一场战争吗？
迷乱里，连经史子集上古老的象形文字也为她迷乱了。不必假装什么天才，我的灵感不过在她的唇边—我的词语一到她的唇上就改变了年龄，年轻了。我居然也有了一个和蝴蝶和鲲鹏一同飞起来的天外的想象。一座座红楼，未老的、将老的、已老的词语吃尽红唇上的胭脂飞出，石头的天空破了，银河外又一重绯红的空间，红移。词语的曹雪芹运动。跟随她，我，一个新的主语诞生了。我召回属于自己的全部名词、动词、形容词，重组语言的新秩序。从此或者谎称或者假名任洪渊的词语运动？
第二个二十岁，我将临的黄昏变成重临的第二个早晨。
那么她的二十岁呢？十年无痕。上班，厨房，女儿，种种东方女性的奔走和劳碌，她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的她。仿佛是一个不会老去的少女时代，总有天纵的少年把她看成可以殷勤送花的同代甚至同龄少女。仿佛这也是阳光的理由：她天成的美丽，开放在时间之外，四个季节之外。
但愿我的第二个二十岁不要凋谢在她的二十岁前。
1991年4月
《散文选刊》，1992，N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