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赫德·克伯屈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主要阐释者。其首创的设计教学法曾在许多国家流行。
克伯屈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民国时期教育家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陈鹤琴、凌冰、张彭春、郑晓沧、庄泽宣、俞庆棠、邰爽秋等人都曾受教其门下。其设计教学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中小学广为流传、推广，对当时的教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和1929年，他曾来华考察讲学，所作演讲被多家重要刊物连载，后被汇编成《克伯屈讲演集》公开出版，风行一时。
克伯屈有写日记的习惯，且保持多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现存有其47册日记，起于1904年，止于1951年，每年一册。每册日记均为16开本，一律黑色硬版封面封底，格式整齐划一。每册末尾附有克氏自己编写的日记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和事件索引），颇便于查找。这可能与克伯屈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有史学癖好，并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日记能公开面世有关。这些日记在记录克氏日常生活、学习、教研工作及其所思所想的同时，也记录了当年美国教育界的诸多重大教育事件、运动和思潮，以及克氏与国内外教育界许多重要人物的来往情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记载了许多克氏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学生和民国时期中国政界、文教界头面人物的交往情况，以及他对亚洲和中国当时社会、文化和教育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与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克氏的日记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教育史和中美教育交流史的缩影，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研究美国教育史和中美教育交流史的学者高度重视。
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洪宇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问研究期间，逐日阅读了47册日记，并在该院图书馆特藏室主任门特（Ment）博士、师范学院中国教育中心主任、知名美籍华人曾满超（M.C.Tsang）教授及其博士生安娜（Anna Hann）女士、翠西（Tracy Dye）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将有关内容打印成册带回中国。本文就是经过译者整理的部分日记。
1917年
3月23日
星期五
今天我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可以思考论文中的问题，并系统地予以整理。虽然这样做有点费劲，但会使论文的目的性更强。
下午看了很多文章，将此前未看的也接着看完了，之后列一表格出来，以便解决所有遗留的问题，同时将要做的事也列入其中。
玛格丽特（Margret）的老朋友、为人和蔼的安妮·罗丝·墨林（Annie Rose Moulin）夫人来访，准备在我们这里小住几日。
晚上，思考问题特别是考虑蒋梦麟的论文。他论文的原创性工作究竟做了多少，我发现自己难以做出判断。
3月24日
星期六
在家轻松工作了一会儿，随后去银行和办公室，与一些人分别进行了交谈。与斯特瑞格·伯鲁姆（Strager Bornum）女士谈她的西部橘园实验学校；与瑞贝格（Reibeig）谈帮助赫尔伯特（Hulbert）先生；与哈特（Hunt）女士交谈，她希望做一个实验，并决定以此作为衡量自己取得进步的标准之一；与霍华德·爱乌德（Howard Atwood）教授谈剑桥大学。我就我所看到的为他分析了形势，并告诉他在此情况下制定一个准则是多余的。他与我争论了半天，最后不得不承认我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我承诺我会给霍金 （Hocking） 夫人写信，对此他深表同意，并请求我将信件的复印件给他一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学校事务处于危险之中，我不愿意惹“火”上身。
下午返回办公室，径直走向我的办公桌。与哈特·汤姆林逊（Hunt Tomlinson）交谈。今天下午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气，但我还是决定回家继续工作。南部的天气的确很柔和，今天恰好是春天来临的第一天。写信给霍金夫人和孟禄（Monroe）教授，就蒋梦麟论文一事商谈，建议将考试日期定为3月25日。
3月25日
星期五
参加三位博士生的考试：米德（Mead）、福特威尔（Fritwell）和蒋梦麟。米德的论文做得很好，不过统计表做得稍微差些；福特威尔也做得不错；至于蒋梦麟的论文则有些问题，其论文以中国和西方的教育哲学为基础，这让人难以作出判断。他的教育知识似乎流于表面，尽管许多人对其论文纷纷摇头，但最终还是勉强通过了。
8月2日
星期四
天气仍旧热得让人感到窒息。昨天晚上比前天晚上稍微好一点，但依旧糟糕透顶。
与教育学244班就研究的差异性展开讨论，进展缓慢。但是在这种天气下进行称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从这堂课中获益很多。
在办公室做事。接着与教育学241班在441室讨论民主与教育、民主与学校的问题，相当好。天气依旧糟糕。
参加了陶行知的博士学位考试，他准备回中国完成其博士论文的写作，待完成后再寄回来以获得认可。应该说他做得还是不错的。
一场雷雨使天气稍微有所好转。
思考教育哲学中的一些问题。
9月27日
星期四
开始上课，与教育学441班相约在236室，有37人在场。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团体，我想我能与他们愉快地相处。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张伯苓，是中国中学教育界极为重要的成员，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一个人。其他学生中不乏教育领域的人士，甚至还有传教士。这与乔治亚州许多人给我的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整个上午呆在办公室。
下午与教育学243班的学生会面，有80人。看到有这么多人，我很高兴。但在我讲个人的冒险经历时，很显然我犯了一个错误，结果因此使学生们不能畅所欲言。我真有点担心最初的讨论不能如我所愿进行下去。
晚上参加了一个包括男女生在内的童子军会议，院长对此极为热心，说5至10年将如何如何。
10月5日
星期三
研究德国学校——教师的准备。
花了数小时陪同张伯苓参观贺拉斯·曼学校，并拜访迈基（Mckey）、伯克（Burke）和布丝罗（Bulcthlow）女士等人，他们做得确实很好。张伯苓是一个很聪明的中国人，现在在此学习。
与教育学443班就教师的准备这一专题展开了讨论，与教育学241班讨论民主学校的创建，进展不错。不过感觉节奏还是慢了点，我必须做得更好。
霍姆（Hom）和我谈论他的工作以及即将在德斯莫妮斯（Des Moines）举行的会议。
1929年
1月15日
星期二
整个下午与教育学330班就“教育是创造还是仅仅只是适应”一题展开讨论。中午与斯蒂芬·杜干（Stephen P. Duggan）、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杜威（ Dewey）教授、杰西·纽伦（Jesse P. Newlen）等人就华盛顿一富豪提出的将捐赠华盛顿附近的94英亩土地以使学校发展得更好的建议展开讨论。经过讨论，我们一致同意将国际瞭望、有关公立教育与华盛顿的组织合并起来，名称可使用国际性组织一词，全称为华盛顿国际中心。中心初创时期可能仅包括一个旅馆、一个集会厅和一个秘书。总体思路为：使更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以求得国际联系的进一步发展，为每次集会提供会议厅，并为那些对国际主义感兴趣的参观者提供旅馆或由国际组织赞助在华盛顿为之提供周到的服务，也许为教授设置的大学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或走向滑坡。
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让安德沃德（Underwood）拍照，随后去看牙医，得知情况良好，深感欣慰。匆匆赶回，与肖先生（R.W.Shaw）就其论文进行交谈。参加了中国报的揭幕仪式（由成立于1927年5月的以促进中国教育为宗旨的国内组织创办），仪式在哲学阅览室318号房间举行。我已经准备贷款给报社，并可能请中国学生参加。富兰克林·王（Franklin Wang）时为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主席，他主持了这一仪式。岭南大学的朱先生就我们的旅行一事做了发言，香港的何女士将剪彩布撤走，我也讲了几句。罗素（J.E.Russell）院长也应邀出席，当他发表讲话时，他很愉悦地谈到了我，而且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将派我再次去中国。会后，如以往一样拍照。罗素院长后来跟我解释说，他已经见过董事会成员了，决定让我带明年第一个学期的一部分（或一半？）工资前往。卡内基基金会将任命我为赴中国和日本的旅行教授，并由他们负责我其余工资的发放，对此我深表感激。
晚餐过后，帕尔姆（Palmer）先生及夫人在车站接我回家，我认为事情进展顺利。读了我喜欢的《帕林顿》（Parrington），从而对杰斐逊（Jefferson）反对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有了更深的理解。
2月9日
星期六
下午起来去看海伦（Helen）和特德（Teddy）。莱特（Latter）摇晃着我，一边摇一边唱着“六分币之歌”。除了开始的两行和节奏外，一切尚好。后来玛格丽特回来了，将小赫德抱起来，轻轻拍着，看起来她比以前更为坚强一些。赫德的体重差不多恢复到刚出生时的。约翰及其夫人来看我们。特德显然是左撇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总是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状态。这让我感到有点困惑，我想他肯定是有什么心事。
张伯苓与我们一起用餐，看到他真让人高兴。他告诉了我们很多事，其中有如他建议，凌冰博士去了冯玉祥那里，凌冰后来劝说冯玉祥与阎锡山、蒋介石合作。凌冰现在南京协助王正廷工作。
2月13日
星期三
在家清理杂物。与我的第三部门会面，大部分时间是我在讲，但是我想我们能相处融洽。参加了师范学院的行政会议（时间很短）。范·瓦格耐（Van Wagenen）夫人与我们共进午餐。我给他们看了多种外语剪辑片。和麦考密克（McCormic）谈论贝宁顿（Bennington）方案。与教育学304班见面。我认为这个班与我预料的水平一样高。我们先就要做的事展开讨论，最终决定讨论身心问题，讨论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与戴维（David Yui）散步（我试图说服他参加到我们的调查工作中来）。病中的杜干博士让我负责在教工俱乐部举行的招待戴维博士和张伯苓的午宴。约有12人参加午宴：我们三个、纽约大学的布朗（Brown）主任、特里沃·阿奈特（Trevor Arnett）、卡内基基金会的里德（Reed）、盖姆瑞尔（Gambrill）、坎德尔（Kandle）、洛克伍德（Lockwood）、弗莱彻·布鲁克劳（Fletcher Brocknau）、艾伦（Allan）和林德塞（Lindsay）。我负责主持，并尽力将每件事都控制自如。我个人认为一切良好。许多人对午宴甚感满意，并对我的表现给予赞扬。
3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研究身心问题。去了花园市（Garden City），应他们之请在下午3点作了讲演。晚上参加了罗素院长为张伯苓设的晚宴。赴宴的大约有16人，张伯苓坐在罗素旁边，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接着是孟禄教授、比奇洛（Bigelow）。我被要求就南开大学说几句，然后孟禄讲中国，最后张伯苓讲话。每个人看来都很愉快。
3月21日
星期四
今晚讨论“现代教育中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之趋势”，我写了演讲大纲。我对物理学中和生物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趋向很感兴趣。不管明智与否，我决定在这方面写有关杜威的文章。随即匆匆将浮现于脑海中的相关联的东西速记下来。
下午接受采访。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洛克伍德谈张伯苓及帮助他的办法。散步。在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讲演，开始时感觉不是很好，但后来看到听众脸上露出笑容。演讲结束时他们鼓掌欢呼，不过我总感觉自己的演讲并未被理解。但是玛格丽特和奥斯特兰德女士都说我讲得不错。我自认为在表述方面还需要改进。
下午罗素院长告诉我，谢尔登·史密斯（Shelton Smith）坚持要辞职，并声明他是自愿的。对此我表示理解，但也深表遗憾。演讲后我尽力去说服史密斯改变他的决定，但是未能如愿。
4月3日
星期三
上课。读卡夫卡（Kfka）论格式塔的文章，我相当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认为他并未成一心理学体系。罗素院长为张伯苓准备了午餐，我也在被邀之列。
晚上在心理系开会。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杜威的大部分观点予以抨击，拉格（Rugg）介绍他，我们中的大多数认为芒福德和拉格对杜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4月19日
星期五
上课。在办公室呆了几个小时。去市政厅主持午宴，并考虑在10月份为杜威70岁生日准备晚宴。林维列（Linville）神情极为兴奋。人们大多热情激昂甚至提出一些近乎疯狂的建议。最后我设法全面地考虑了整件事情，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中的一些人由我任命，他们分别为：林维列，考士（Coss），纽林（Newlin），沃尔特·佩蒂特（Walter Pettit），罗斯·斯凯德曼（Ross Scheidorman），艾迈德（Amador）女士和布鲁斯·布利姆（Bruce Blim）。之后开始工作。安排张伯苓与罗肯（Rawkin）见面。他受到欢迎并得到妥善安置。散步。玛格丽特和我参加了午宴。福易斯（Hughes）的讲演得到大家的羡慕。
4月27日
星期六
做对错选择。安排张伯苓与罗肯女士见面，并使其计划日臻完善。玛格丽特·泰德（Margret Ted）与我们共进午餐。
5月5日
星期日
思考怎样的野营生活才能使过多关注于传统的学校有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开端。在教育学222班开始测验。张伯苓来了，他忘记了昨天晚上他的计划。我帮助他发电报，并写了几封信以帮助他实现其理想。写作。读邮件。
5月20日
星期一
主持楼上第四、第五部门的考试，楼下第三部门的考试也由我主持。因为奥斯特兰德女士的工作做得好，所以一切进展顺利。许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张伯苓来看我。参加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
5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出去前因为做了很多事感到有些累。看到即将与张伯苓一起回去管理南开小学的罗肯女士，和她谈了工作的事。完成学期试卷，读测验书。在学校做了一些小事。去银行储存银币。包装。与玛格丽乘福劳尔（Flower）先生一家的车去师范学院乡村俱乐部，正如梅西（Macy）先生所说，天气晴朗，驱车在河边缓缓而行，实在是一件很惬意的事。福劳尔一家招待了我们，随后便告辞了。
5月26日
星期六
迅速起床，早餐前与奥斯特兰德女士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在俱乐部用早餐，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普拉扎（Plaza），在那里卡特（Carter）已经筹备好了会议，并和鲁米斯（Loomis）讨论即将在东京召开的泛太平洋会议的有关事宜。
出席者如下：杰罗米（Jerome）、格尼（Greene）、卡特、肖特威尔、鲁米斯、张伯苓、来自东京的费尔普斯（Phelps），英国的韦伯斯特（Webster）（这学期在哈佛）、布莱克列（Blakeslee）、杜干（Duggan），费希尔（Fisher）。我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我提议对文化给予更多的注意。部分是因为它是普遍现存的冲突的根源所在，部分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被冒犯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起吃了午餐和晚餐，2点至6点半休息，9点结束。休息时间杜干、布莱克列、张伯苓和我在花园散步、谈话。9点半回家睡觉，睡眠质量还不错。
9月28日
星期六
早起去海关接受检查，检查其实很马虎。这次旅行很有趣，沿途景色宜人。满洲里看起来很富裕，发展前景应该很好。确定我的旅行计划：沈阳9月28日—30日；大连10月1日—2日；天津10月3日—5日；北京10月5日—12日；南京10月14日；上海10月14日—19日。10月19日与林肯（Lincoln）主席一起坐船前往神户（Kobe）。一位在中国铁路局工作的名叫福克德（Noburu Fukuda）的日本交通管理员同意参加我们在大连和天津的会议。
我们中午1点到达沈阳，担任南满铁路局局长秘书的塞济·贺士达（Seiji Hishida）博士（1906年的哥大哲学博士）匆匆忙忙来接我们，要求见我们代表团中的“领导”，并为我们准备了聚会，这使我想起了1927年4月在东京为我而开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校友会。和他一起的是塔卡德（Takada），曾是日本国家协会的代表。他们带我到新大和旅馆。参加聚会中的一些人去哈尔滨，另一些人去北京，玛格丽特和我则呆在沈阳。行李中的一部分如英国人所说要在雨中接受检查，大多数人带的是手提包，可以随身携带。一些人打算去旅馆，一些人去北京，地点和方向均已发生变化。许多中国人来接我们。他们说我们最好放弃去日本大和旅馆的念头。
我们住的房间很好，双人间而且可以洗澡，一天才12.50元。在那里我和王女士一起吃饭（她是一个学生，1927年檀香山会议的成员，她的哥哥是王正黼，现任奉天东北矿务局总办，很有成绩）。这里由于双重系统的缘故，电话一直不能通。最后韦伯斯特一家告诉我，他们的一个传教士朋友可修理。有人可以开车把我们送到那儿。玛格丽特看来很累，因此我一个人去了，他们看到我很高兴（沈阳西郊，电话号码为1022）。当我返回家时，发现行李还没有到，直到下午4点才看到行李。与少帅张学良约好5点在聚会上见面，但是这已经不可能。我以前的学生、中国沈阳东北大学的王教授（即王卓然——译者注）来看我。随后他和王正黼一起陪我去拜访少帅，可惜的是没能见到他。
9月29日
星期日
期盼有一个宁静的早晨，但是大约10点李先生（Shu-Tang Li）来访，不一会儿王正黼先生与夫人也来了。给张伯苓等人写信。
得知张学良少帅邀请玛格丽特和我去吃午饭，我返回旅馆穿了一件短大衣。我们坐王先生（或他公司）的车前往。等候我们的人有：宁先生（在银行工作，也是少帅的英文秘书，这些年在伦敦银行的锻炼已使他具备英国人的绅士风度）；王卓然先生（我的学生和朋友）；晏阳初（基督教青年会的主任秘书）；苏先生（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周先生（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李先生（我的学生，东北大学英文系主任）。少帅来迟了，但是面带微笑，身穿浅蓝色的时髦衬衫，领带搭配得恰到好处。我们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我们他对教育的捐赠，投入好几百万用于设置奖学金、增加工资、发放补贴、建大学等。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个人收入中的80%用于教育，仅有10％归自己所有。午餐是中西合璧的，侍者将啤酒和白兰地端上来，但是少帅没有用。他说他喜欢运动，比如打乒乓球，但是注意适度。有时偶尔适量地打打高尔夫球。看来他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很招人喜欢的人，但是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不是很自信或者说有坚强的性格。他只能讲几句英文，但是对英文了解不少。他自夸说有中国最好的厨师，这个厨师能做出100种不同的面包。看来他是个民主主义者。他是军队领袖，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远远不是那样。他敬重张伯苓，将其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他的朋友们说他从张那里所受的教育颇少。他说他和儿子打高尔夫球时，儿子可以击败他。（看起来他只有30岁左右的样子）他遗憾地说夫人出门了，不能欢迎我们。我们大约在3点与少帅话别，回到旅馆休息。大约7点王夫妇来请我们到他们家吃晚饭，参加的人有：我们4个，苏先生、周先生、晏阳初，宁先生和王先生。晚饭过后，李先生也来了。晚餐很丰盛，除了面包和水及为客人们准备的薯条外，其余均为中国式样，有20道菜、16个盘子，有些在中国称不上是菜。菜的种类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吃不过来。其中的一些我很喜欢，但是内心深处我对中国饭菜不是很喜欢。
9月30日
星期一
早早起床。得知我们不能搭乘10月2日从大连到天津的船，我不得不取消去大连的旅行，改订去天津的船票。但是据说24小时后才能得到确切消息，所以将动身时间推迟至明天。
王卓然先生来接我，我们一起去男子师范学校参观。总体来说我很满意。课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但是真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分学生不像我在日本学校见到的那样呆板。教学中除了幼稚园相当正式外，其余一切都很好。他们正将设计教学法的思想付诸实施，但是我对于他们实施的程序看到得不多。对于其成功他们表现得极为谦虚，看起来他们的确是持一种真正的试验态度。学生活动很多：学生政府，法庭，警察局（比我所想的惩罚要多，但是我对于学生的事先没有任何设计的真正管理颇为满意），银行储蓄所，杂货店。两个试图登上梯子的小男孩被值勤的警察逮捕，当着我们的面授权一政府律师检查并宣称其被剥夺操场权利一天。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早晨集合的一幕。所有学生出来集合，一个学生打铃、喊口令，然后所有的学生都后仰作沉思状。随后那个学生喊了句什么，所有的学生也跟着一起喊。我得到的解释是这是在让学生记住5月9日——国耻日，就在这一天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21条。在一个展览室里，我看到了孩子们自己制作的许多外国侵略中国的图片，地图显示了租界等。为解除我的疑惑，他们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样的教学是所有包括政府、教师、学生和家长在内的人的愿望。在每个房间我都看到挂有孙中山的画像。我给老师们做了演讲，我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是中华民国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被告知当国旗改变时，东三省也开展类似的活动。我看到的的确是很守旧、很正式。
随后去了男子初级中学，在那里我看到了盛行于中国的正规教学。我做了几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我认为满洲里现在有点古希腊同时又夹带着现代美国的风格，这样的思考新工作的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提供了许多机会。接着参观了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较好的幼稚园和一些很正规的演讲，或者说是使学生处于听的状态。看到许多女孩在吃午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和一些薯条。还看到一间寝室，大约一米长的床整齐地排在那里。每个**挂着一条毛巾、一个容积为2升的盒子，这可以说就是女孩子的全部家当。一个女孩子看来似乎生病了，半躺半靠着她的床。回家，在旅馆吃了午饭，在晏阳初那里领取了75美元。
与李主任一起去了大学，在那里遇见刘副校长和其他人，做关于学校教育的演讲。我提到了希腊——美国式的局面以激发他们能为强调中等教育正规性的教育取得较好的教育形势而努力。我没有特殊的成功感。我怀疑李主任翻译得是否足够好，很多话听起来模棱两可。坐车游览大学。两年前我来过这里，两年中建筑物多了一倍，几乎与那些正在建筑的一样多，少帅的捐赠总计有2000000元之多。每五个主任和副校长中就有一个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我们的责任真的很重。副校长开车将我们带回原地。随后又开车送我回家，并帮我将150美元兑换为181.16元人民币。6点与宁先生（在那里我们写信给张伯苓告诉他我已到的消息）到一医院，在那里我们吃了晚餐。大约20个人在场，其中一半是我们的朋友，教育协会的主席，当地商务局主任也在，谢尔曼（Sherman）很快便担任主持人一职。我们坐在他的左右边。与斯图尔特（Steward）先生和夫人见面，两年前我们在韩国见过面。苏先生在介绍我和泛太平洋会议时言语颇为冗长。我回答时尽力说中国人的好处，既然他们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希望我看到的回应令我满意。早早回了家。我忘了说那顿饭是东西品味之调和。
10月1日
星期二
很悠闲地起床，早餐如同以往一样。整个上午都在写东西，一部分时间用来写日记，另一部分时间则用来写信给玛格丽特，但都没能完成。大约2点去王女士那里看皮毛。花130元买了一件鼠皮衣做外套用，我们也看到一些专门为女子做好的松鼠皮外套，大约300～340元。当然化妆需要花钱。去教育协会，与许多来自女子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交谈，我想尽力表达这样的观点：从日本借鉴来的教育体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原因如下：（1）日本君主政体取自德国，这不适合中国；（2）一种防止文化发生变化的体系不适合现代中国；我特别提出中等教育、普通学校教育应大力鼓励实验，注意实验的推广是好的，但正如王所说中国人已学会了用是或不是判断一件事。王尽力解释我的发言，对此我深感高兴。去看了几百年前制作的《永乐大典》，共有30000卷。原先有6本，现在仅存3本。将其打包，和卡特、比尔·托德（Bill Torter）女士（昨晚刚从哈尔滨回来）去找戴维，但却没有发现他，这就意味着不能去天津。
大约7点半我们与卡特一起乘车赴天津。我们的朋友，一半在王家，有两三个人来与我们话别。在车站遇到一先前的省长，现已退休。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另外一些人一起为移民提供服务，我很钦佩他。乘坐头等车厢继续我们的旅行，设备与俄国铁路上的很相似。我很快便睡着了，但是玛格丽特却没有像我一样，可能有点不适应吧。
10月2日
星期三
按时起床观看山海关城墙，一个年轻服务员对我们态度极为和蔼，为我们提供午餐。卡特告诉我们哈尔滨的情形。读9月16日的《纽约时报》，4点左右到达天津，张伯苓在北京，因此黄先生（Y.S.Huang）（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来接我们，并安排我们到旅馆。旅馆的看门人开车来接我们，黄先生从旁协助。我们被安排在双人间，带洗澡间，一天18美元。吃饭，洗澡，喝茶。当天气转暖时，我买了一件衣服，理发，买了一些卡片。记日记。午餐相当不错，因为房间光线不是很好，所以只读了一会书儿，便上床睡觉了。
10月3日
星期四
大约8点起床，读报纸。罗肯女士（今年刚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现在南开工作）和黄先生过来看我，提议共进午餐，但是我们没有同意，让罗肯女士留下来陪我们。我和她谈论她的工作，她说自己感到很不安，许多事情要等张博士从北京回来后再做定夺。
写信给B.玛格丽特，给海伦（Helen）妹妹发了一封短信，对其未来提出我的设想。我的希望自然也在其中。散步。买了一些肥皂拟送给北京的朱女士（Nora Chu）。读哈罗德·帕莱蒂斯（Harold Parlettis）先生就满州的专制事件而写的短评。我脑海中逐渐形成以下观点：（1）根据联合声明，目前条约规定应考虑再行修改，对日本宣称的21条作修改无疑是正确的；（2）日本在满州自称为合法的其他权利看来并不是明智之举；（3）俄国对中国东部铁路的声明只有俄国放弃其他地方才会受到保护；（4）在满洲方面，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观点基本不一致；（5）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曲解我的判断；（6）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敏感话题，中立小组应努力使讨论保持高度警觉以在相互理解方面取得更大进步。
10月4日
星期五
很悠闲地起床。9点40分去南开拜访主管男子中学的余先生，张伯苓博士来带我们看了罗肯女士的住处，接着参观小学，在那里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的变化。学生们看起来都很聪明。我们听他们唱歌，观看他们表演，对他们制作的花很满意。罗肯女士对现状比较满意，甚至不想向前再进一步。随后我们去了大学，参观了图书馆，钢制的隔板看来已过时。饲养的金鱼很有生气，种类颇多。看望了凌冰夫人。我们两个，张伯苓、张彭春、林平女士、罗肯女士还有黄先生共进午餐。之后我们谈了一会儿，然后我见了几个职员，主要回答了他们就俄国提出的问题。张彭春又带我们去参观中学，在那里他为我们讲解了他的中学组织。后来我遇到一些中学老师，就俄国问题做了回答。总体来说我对张彭春的讲解颇为满意。他们兄弟两个带我们返回。花两美元买了100张卡片，洗衣服花去1.9美元。收拾行装准备明天离开。
10月5日
星期六
6点前起床准备离开，当我问及费用时，却被告知南开大学已经付过账了。正在这时，张伯苓来了，借钱给我（昨天去银行没有取到）。我要求自付费用，但是经理拒绝了我。我只好请张伯苓准许。张伯苓将我们送至车站，并将事情办妥。张彭春来跟我们话别，我们和两个中国人共用一室，其中年长者是张的老朋友。雨一直在下，据说这很罕见。旅馆的人来接我们，侍者将我们的行李驮至海关，在那里除衣服之外其余均顺利通过。
10月6日
星期天
我忘记说在这里钱是个问题。在我看来，一元以下的钱大都很难让人接受。我们发现坐在泥泞中奔跑的人力车上，感觉让人不舒服，这样对待车夫是不合理的。
在玛格丽特的坚持下，我们换了一个比较好的房间，24元一天，立即动手搬家，想买皮衣，但得等到明天才会有答复。
买贺卡寄给国内的朋友们。
与哈佛的伍德先生、卢斯·波特（Lucius Porter），晏阳初及其夫人许雅丽相遇。莱顿·斯图特（Leighton Stewart）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去燕京大学，但是我告诉他还有其他安排，我们只能推迟动身的日期。
晚上与斯威特（Lerining Sweet）一家去吉（Gee）家吃饭（他鼓励在中国开展实验工作）。在场的还有一位与这里一所学校保持联系的玛丽·史密斯（Mary L. Smith）女士。很美好的一个夜晚。约在11点回家。
10月7日
星期一
买从北京到上海的票。再次看皮衣，皮衣店里的职员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当我写下我的名字时，他在前面加了教授两字，这使我很惊讶。随后我们去了波顿（Burton）女士住的北京旅馆，花285元给玛格丽特买了一件皮衣。
其余的时间在漫无目的中度过，对美国理事会的报告中的教育部分先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同时也积极准备星期五晚上的报告。与霍普金森（Hopkinson）女士谈论我们各自的旅行计划。
10月8日
星期二
与克拉克（Grover Clark）见面，并安排明天的早餐。预定了一件大衣。帕尼特（Punnet）女士等同意将它在19日前寄到上海。晏阳初（冯升胡同20号）先生及夫人打电话来说安排了两个会议，其中之一在10日晚宴上谈论工作，另一个则在 11日午宴时就教育形势与前景进行讨论。
与卡特一家去斯图特主席家吃午饭，对于他家中的一切我们都很欣赏：家的布局、新地板和建筑，午餐，与斯图特的谈话内容等。他对于中国局势的看法甚为睿智。他说，将来很不确定，未来的几个星期不会有迅速变化。人们对现在的政府颇为不满，主要有三个原因：（1）国家统一的幻想破灭：（2）外部势力的插手（部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3）南北之间的竞争。在场的一个人说蒋介石正经营其巢穴，这就使他与人民日益疏远。斯图特说，普瑞斯（Price）夫人的一个中国朋友——银行家告诉他，他的银行已经为蒋介石购买了15000000美元的美国公债。斯图特说银行家贝妮特（Bennet）告诉他：他不大相信这件事，因为中国钱币不太稳定，而且两个银行其中之一是中国银行，对此应略知一二，况且一个银行家说出这种事是不道德的。这一分析令我颇感兴趣，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本能上我便拒绝接受。
斯图特认为西方慈善事业在教育上做得很不错，能在最大程度上普及一般教育到农业，而且所采取的方法还颇适合，这可以说是撒播种子必需的一个步骤。
我同意下周六10点半在燕京大学作题为《以现代眼光看待俄国教育》的演讲。看望巴伯·卢修斯（Barbour Lucius）教授和波特（Poster）教授。四处走了走，心情不错，巴伯教授开车送我们回家。
与燕京大学的一英国人福斯特（L.Faucett）交谈。此人正以一种默读和间接的方式教中国孩子学英语。陈衡哲来看玛格丽特，我们和她一起到她家，随后与省政府机构的官员一起吃晚饭，机会不错，虽然大多数官员未来，但是市长在。我就坐。斯图特和他的秘书傅先生也在场。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今年冬天将与梅兰芳一同前往美国，他时刻使自己对政治事件保持高度警觉，安排与那些他希望见到的重要人物的会面。傅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调解人，后者在东三省改弦易帜。后来蒋介石试图让傅组织一场反对张学良的叛乱，但徒劳。我和傅交谈了一会儿，发现他带有幻想色彩，正如我所看到的中国许多的年轻人一样。斯图特同意将我的大衣带到京都，这无疑使我的思想包袱得以轻松。在外事房里看了一些古董，一幅两鸡争斗的图案。一个据说是已有4000年的水表，一个相传有6000年的火盆。陈衡哲一家送我们回家。
10月9日
星期三
与中国北部南满铁路的局长交谈，他希望将我的谈话做笔记。为下星期五晚上的演讲写最后一部分的提纲，但是邱椿（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来看我，现在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系主任。上次见到他时，他还在广州大学，只是最近才被调至此位置。他告诉我，政府对教育系少有兴趣，除北京师范大学予以保留外，其余所有大学均被废除。教师培训转移到中学，大学里的教育系则被取消。倡导科学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开始对教育研究表示不信任，而且这一不信任正在加深，很少有人视教育研究为职业而亲近教育。正与他交谈之际，朱女士来访，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已成功地在西山开办了一所幼稚园，现在准备再办一所护理学校，他们提议为我们举行午宴，但我们所剩时间已不多。继续写我的提纲。
与克拉克斯一起去吃午饭，玛格丽特因为昨天晚上吃得不舒服所以未能前往。看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问我关于俄国的一些事，随后谈了一些其他的事。他们对“刺激”极感兴趣，提了很多问题，以至于我在那里一直呆到3点，回家继续写我的提纲。
4点时，育英中学的副校长让我参加一个讨论会，到场的人是一些极为虔诚的男子俱乐部工人。我认为会议进展缓慢，中国人好像不准备提问题。张清玉（1917—1921年是我的学生）时任北京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告诉我，他是被市长任命的。接着他任命校长，委派教师，当然他委任中的一些人有可能被罢免。他手下有500名小学教师，200名中学教师，课程大多数由每一个学校制定。玛格丽特没有下来吃午餐。我和费尔德（Fileds）一家聚在一起。他们告诉我沃特·扬（Walter Young）认为哈利特（Hallet）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报告者，对此我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他们问了我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布莱克（Blakesly）来访。
10月10日
星期四
试穿大衣衬里，看来裁缝是个相当蹩脚的家伙。我有点泄气。然而俄国的女裁缝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玛格丽特邀她和我们一起去俄国境内旅行并告诉她我们在这里的情况，邀请她来听我的讲座。乘陈衡哲的车去她家。他们告诉我们房子相当便宜，一个月40元，8个房间带三个洗澡间，前后院均有，而且还有许多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定居下来。我们看到了3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8岁，一个4岁，还有一个1岁的婴儿。
当我得知泰勒（A.Cecil Taylor）先生没有遵守诺言归还我的笔记时，感到非常气愤。（这意味着我回去后还得在后半夜补记）。做完有关俄国教育的谈话笔记，正好与邱椿博士一起去北京大学，同行的还有韩先生（北京大学初级实验学校的校长和教育学教授）。陈先生（学生教育协会的负责人）。在那里还遇到了N.Y.Chieng（同一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授，先前的学生，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张清玉（北京教育委员会委员，也是我的学生），马宗荣（北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等人。用餐之后，我们去了大厅，陈先作一介绍性的发言，然后向大家介绍我，观众座无虚席。邱椿博士翻译，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讲，从其神情可看得出他们对我所讲的话基本了解。当我讲到俄国教育时，我由衷地感到我需要对中国的教育有所研究，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完全适合中国的教育体制。邱椿博士在回家的路上告诉我现在人民没有思考或发言的自由。三年前他写了一篇批评党化教育的文章以致受到逮捕的威胁，之后不得不另写一篇文章来使先前文章口气有所缓和。胡适近来面对他的批评失去了理智。6点半我们坐人力车去看晏阳初，途中看到许多灯笼和假日服饰。路很长以致我们开始担心人力车夫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最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猛捶门好多次才得以进去。在场的人除我们四个外，主人和客人包括：金淑英女士（晏阳初的秘书），汤·刘如珍（北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先前的学生），汤茂如（刘如珍的丈夫，也是我先前的学生），冯锐（经济系主任），瞿世英，另一个主管社会教育的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午餐后我们集聚在一个漂亮而寒冷的房间，房间的布置很中国化。晏阳初告诉我他工作计划的大致内容，然后让其副手去办理。汤茂如讲话内容过长，着重讲了他工作中的文学这一部分及在各个地方这一部分是如何进行的。每一省的教育系如何提供供给物，他们怎样得到书本等。他的学生有100多个。随后瞿世英讲了教师训练。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看来相当优秀，很高兴看到他思考和他所想到的东西。直至现在我还能回想起他说过的一些话。接着是冯锐，他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资源提供给农民，如一普通的猪如何可能在六个月达到501斤的重量。从波兰运过来的配种麦子如何在六个月能达到1201斤。不用很昂贵的食物配置就可达到高产量、高质量的效果。这的确很具体、很有说服力。接下来是社会学家李景汉。他必须有专人翻译，而且逐字逐句的。当然他的很多观点极具说服力。但是我认为和我听说过的黑格尔学派一样是纯粹的理论家。11点我们准备回旅馆，路途比较远，因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我们仍乘坐人力车，路上很安静。大约在零点回到家。
10月11日
星期五
去看玛格丽特的皮衣，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认为要价也比较合理。应中国教育家之邀，我参加了在归国学生俱乐部举办的午宴。在场者有：陈衡哲、汤·刘如珍、邱椿博士、张易伟（北京大学的物理教师）、汤茂如、许雅丽、陶先生（社会调查机构成员）、冯先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罗家伦（先前的学生，清华大学的校长）、晏阳初、任鸿隽（陈衡哲的丈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瞿世英（大众教育）、赵元任（主要做调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以及金淑英女士。午餐很令人满意。之后提出问题：（1）新中国将寻求何种文明；（2）最好服务于它的是何种类型的教育。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颇感困难，因而将话题转至第二个。也许，晏阳初讲得最好，罗家伦最差，还有几个也好不到哪里。总体来说我感到很失望，我看不到对此问题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或没有让我感到那种认为它很重要的感觉，不过无可否认其中仍然有一些见解。
6点，参加斯威特（Sweet）女士的午宴。在宴会上我遇到了某夫妇俩，其中之一是我先前的学生，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午宴相当丰盛。然后去了北京大学演讲厅，在那里我给家长们做了关于新纪律问题的演讲。我想尽力不举太多的事例，但显然这样做是犯了错误。也许有其他别的原因。我感觉自己的努力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仍专心地听讲，而且在结束之际问了我很多问题。
10月12日
星期六
独自一人去了燕京大学（陈衡哲女士9点半出发，可能到这里是10点15分吧）。巴伯来见我。我与一群很有礼貌的人就俄国教育问题谈了45分钟。我认为会议进行得不错。我尽力劝告，中国应尽快地研究出一种教育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我们一起的有巴伯夫人和两个在语言学校就读的南部女孩子。张伯苓博士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花去148.18美元，小费15美元。乘2点的火车去南京。在一辆旧蓝色快车上我们订了房间。总体上感觉不错。遇到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博士，清华工程系的教授，很讨人喜欢。亨利·墨菲（Killan Murphy，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设计者，国民政府选他为南京建设的策划者），威尔（Well）先生和夫人（先前一个学生的父母），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丹妮安（Dennian）夫人（曾是传教士）。我们和墨菲一起用餐，之后发现账已经被结清。与张伯苓交谈，他在天津与我们告别，我很不愿意看到他离去。张彭春及其妻子来火车站，给我们带了一些特产和一封南开大学的邀请函。墨菲先生给我们看了他为新南京制订的建设计划书。
10月14日
星期一
6点起床，7点去了浦口。雨中迎接我们的是凌冰博士（他于191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官员（代表邰爽秋，金陵大学的校长）。对于要做的事我们有点疑惑，英格（Ing）建议，我们不妨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们带我们吃了午饭，然后上了一辆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摩托车。早餐过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双人房间，房中水在流淌但没有洗澡间。不一会儿，朱进（我的学生，初中等教育局局长，教育主任）来了，还有曹先生（N.C.Chao，先前的学生、教育顾问）、邰爽秋（金陵大学的校长）。前两位来火车站接我，但来得有点迟。他们将我带至教育部，但部长蒋梦麟（1917年左右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我的学生）不在，之后我们去了中央大学（前的东南大学），遇到了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博士），时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带我们四处走了走，我们看了房间和设备，这真是在浪费时间。参观了培训学校，在那里遇到了张士一（中央大学英文教授，先前的学生）。学生和教授都出去旅行了，对英语班我谈了一点，但不是很有用。随后去拜访蒋梦麟博士，我发现其反应虽让人高兴但却相当保守。我们谈了一会儿，他们用中文交谈，好像是准备让我在那里吃午餐，最后他们告诉我我已经被邀请参加由教育学院和中央大学共同举办的晚宴。午饭吃得比较晚。2点我们同莎普女士一道乘教育部的车看了中山陵（近期刚修好），位于城外一山脚。还未完工，但整体看上去还是很完整，入口处很长，有几百个台阶，末梢很陡，陵墓完全是中国寺庙艺术造型，相当漂亮，但这一寺庙可能太小而不足以让人有充足的休息空间，景色相当宜人。随后我们去看了明陵，大多数与我们1927年在北京看到的很相似，只不过相形之下，这里的显得更为漂亮。4点前司机将我妥善安置。我以为是在中央大学，但随后证明是金陵大学。因此我坐了一辆黄包车匆匆赶往。在英文教师张士一的帮助下我先前的学生和其他人一同主持了会议。由于诸种原因，韦博士不在场（我猜测是因为他刚从芝加哥回来，对此兴趣不大）。会议虽不是很有趣，但还不至于糟糕。乘摩托车回来，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教师，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换衣服，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谈苏联教育，他们听讲的时候很认真，对此我表示赞赏。随后我和朱进、陈女士一起吃午饭，虽说是中国菜肴，但以中西合璧的形式出现。蒋梦麟博士主持，我坐在他右边，我的老朋友（先前的学生）陶行知先生坐我右首，在场的人有：常博士（M.Chiang），刘先生（T.P.Liu，教育部次长），华博士（S.H.Hua，Tun Chi大学教授，上海），唐先生（S.H.Tang，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邰爽秋博士，韦博士，欧先生（上海大中华大学副校长，先前的学生），孟宪承（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先前的学生），曹先生（N.C.Chao），俞子夷（浙江乡村学校校长），朱进等人。蒋梦麟的讲演令人愉悦，不过对于我来说则没有说服力。我所做的反应：讨论形势以对中国局势做专门研究，寻求一种合适的学制，我试图与M.Chiang博士的失败主义者的政策作斗争，他们很注意地听了，显然结果令我满意。韦博士的讲话不重要，总体上还可以。朱进和我一道回家。在南京我们见过艾伟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10月15日
星期二
陶行知博士很早便过来了。稍晚一点外交部的Ing先生也来了，我们驱车前往外交部，在那里与王正廷相遇。
随后与陶行知去看他在晓庄的教育成果。似乎刚一进庄门，我们就踏上了一条通往学校的路。学校位于一处庙宇内（后来我发现这一现象很普遍），这是一所初级学校。几个学生正在辅助教学。我看到一张显示村庄信息的地图，这是大约70个孩子的杰作。工作相当复杂。师范小学（200名学生），系列乡村学校（1000名学生），相应的成人组织（农民200人）。如此协调意在改善、丰富人们的生活。师范学校的学生通过接触实际生活问题而学习，可以说学校处处以节约为本。5人以上，50人以下没有仆人，陶行知和妻子也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母亲也充当助手的角色。陶行知的计划是尽可能地节省开支以免损害到长远利益。他花了40元将一处农屋建设成一所幼儿园，并安装窗户。150元用作学校设备的购置，学校大多是租来的而非买来的（如果现时努力获得成功，那么他们会比那些在职的教师做得更好）。师范学校最多能容纳200名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一些是被当地政府派遣来的。我看见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孩子，她很快会结婚，然后和丈夫一道在师范学校工作，一个月可能领30～40元。学生们学习烹调，在各自的村庄里学习其他照顾自己的方式，学习如何提高乡村生活状况。一个4人组的理财者为其他人负责一星期的伙食（大米饭除外）。每人有自己的洗脸盆和饭碗、杯子、牙刷，用完之后均用热水予以清洗。有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负责将经过培训的护士组成护理中心，一名留德学生主管一所较大学校，一名留法学生负责收音机的接收工作，以便及时告知村民各种情况，做好防备土匪的工作。同时还有一位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指导相关的教学工作，护理中心的工作者定期为学生做检查，尽量教给他们利于身体健康的习惯和方法。学生不仅仅学习书本知识，而且努力使书本成为附属物。每个学生都记日记，写每天发生的事及各自的想法或感受。学校没有墙报，戏剧是一大特色。学校还开辟有花园，游戏被视为积极的鼓励。当我来到主中心时，学生们决定集合列队欢迎我。委员会的主席年龄如此之小以致当他走上前向我鞠躬表示欢迎时，我感到很惊讶。然而他的管理能力是出色的，他冷静而庄严地致辞，我讲了几句，（陶行知翻译）。我建议他们应与美国的一些相似的学校取得联系。在中国的乡村，茶社被认为是邪恶的地方。陶行知在学校的村民的合作下重组了茶社。我参观了一处仅开张一星期的茶社，合作社以某些特定的目的为由向政府借了钱。其中有一处茶社位于一座美丽的小山上，在长江的拐弯处可看到长江的全景。有趣的是，冯玉祥将军对陶行知的工作很感兴趣，在他和蒋介石关系破裂之前他在中心还有过一处房子，后来赠给学校。
反对土匪的自卫团可以说是这一事业的另一特色。当陶行知开始着手开展工作时，土匪威胁他，对此陶行知回答说来此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一杯茶水的礼遇，并对之所做的工作予以解释。如果他们带走了这些人中的一个并以赎金来要挟，那么被掳走的那个人会运用其能力教给他的掳掠者100种事物。然而，当有一次土匪抓走一个小孩，要求付800元的赎金。在要求未满足时，竞残忍地将那个小孩杀死。陶行知认识到，必须采取其他策略，为此他组织了自卫团。我看到了一个布满枪炮的瞭望塔（所购枪支的钱是从修路的资金中抽取的），对面山上的石头被用来做防御工具。
在这些人中，冒险意味着是一大灾祸。为与陶行知的茶社保持联系，陶行知制定了禁止在这一地区任何一座茶社中投机倒把行为的法律。虽然使那些茶社的所有者感到愤怒，但却使母亲们极为放心。总的来说，我对看到的和听到的都非常满意，陶行知的理论相当完美，而且付诸实践也不错。有明显的热情在内，这些人的工资基本是一个月100元，而在其他地区则可赚到比这多达2倍或4倍的钱，总预算为27000元。尽管政府对师范学校200名学生的补助为40000元。我告诉陶行知，我认为，他的幼儿园需要改善（看起来似乎太正规了）；（2）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改善家庭；（3）晏阳初的农业工作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事应被介绍到这里来（如猪、鸡、种子）；（4）这一学校足以完成晏阳初的工作。看来一个事业能如此成功，花费不多，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大约下午4点到了金陵，后来蒋梦麟和陶行知也来了，带我和玛格丽特驱车前往这一城市的古老之地。在夫子庙，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城墙和远处的河流。6点半我和学生们谈论中国的新教育：（1）每一国家需要有自己的学制；（2）新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3）对新体制的一些建议。关于第三点，我对陶行知和晏阳初讲了，认为他们是这一工作的先锋。朱进也应邀来共进午餐。他讲蒋梦麟相当保守，对我昨晚所说的话很欣赏。
10月16日
星期三
早早起床，叫了一黄包车装载一部分行李，陶行知和朱进乘教育部的车来接我们，车比较高级。蒋梦麟来送我们，在路上我们谈了很多，他们总是让人心情愉快。在火车站，爱斯特布鲁克（Eestbrook）博士来了，他请我为他们的学生做演讲，我答应明天晚上去。
10月17日
星期四
订购去神户的票，和玛格丽特去购物。回到家时发现少了三个小包。当我返回商店时，他们告诉我一定是我离开后消失的，我不相信。我请奥斯特兰德女士寄一些杜威关于俄国的书过来给朱进和陶行知，同时再寄给陶行知有关学前年鉴和父母教育的材料。
6点半和布莱恩（Bryan）女士一道去学院，韦斯特布鲁斯（Westbrooks）告知一些中国官员已准备了晚宴，他们询问我苏联教育的一些问题。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10月18日
星期五
与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帕克教授及一些美国职员一起吃早餐。显然他使我感到很不快。听说他将要去京都，我感到很遗憾。参观了布莱恩女士的幼儿园和初级学校，一座美丽的建筑，看起来她工作做得不错。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的幼儿园，完全为孩子着想。对此我极为赞赏。
回到家邀胡适共进午餐。胡很有趣，思想新颖独特，视野开阔，为人真诚。他或多或少称得上是杜威教授的追随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新思想，一种不将思想和行动分离的思想。而杜威的思想恰恰适合，他表示中国确实需要一种新学制。他对陶行知的工作深表赞赏。认为在中国找到好学校很困难，挑选之后不得不将其儿子送入上海大学的一附属中学。他对现在的政府感到很消沉，部分原因是因为好人比坏人要承受更多的控制，总的来说其言语很难让人再有耳目一新之感。
凌冰博士来了，解释说直至他的妻子写信告诉他，他才知道我要来。他打电话给一些朋友让他们给予我们照顾。当时他在款待政府官员和其他来自菲律宾的人员。先前在天津与比利时订了租界之约，他已被任命为出使古巴的大使，最有趣的是他讲述他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斡旋。他将一些真实资料藏于其大衣的夹层中。去了天津，他告诉了张伯苓他的计划，二人都认识到了危险性。张伯苓认为他应该出去，但可能无法再回来。外出旅行很容易，他将文章寄出去了，带回来一些用墨水写的东西。在他到达危险的联络点，他让旅馆的看门人帮他买一张去北京的票，看门人说那绝对不可能，于是他拿出一张10元大钞，看门人便欣然同意。之后他拿到了票，先将行李托运至火车中的小房间，然后扮作一日本人，拄一拐杖，去了火车站的小房间，将票递给了火车上的男孩。将自己锁于其中。第二天早晨，他推开窗户向外看，看见了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官员，彼此都认出对方。他告诉那个军官他来自河南，那位军官感到很惊奇，说他自己就在那里，好像没见过他。随后军官邀他共进早餐，之后去北京，凌博士拿着包紧跟着那个军官。便衣警察拦住他问他是谁，他说与那位军官一路，马上险情得已排除。一到北京他便去了一个旅馆。次日早晨离开回到天津。同一天，《进步教育》杂志被寻找士兵搜查，在天津他呆在租界中，乘一艘日本船只去上海。途中一印刷件到达天津，宣称他已被捕，主编询问张伯苓，张伯苓说那不是真的。后来一报社工作的男孩告诉凌博士的妻子，情况似乎很危急，一打电话都在等待他来上海的消息。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妻子在从冯处返回的途中有极大的危险，稍微一疏忽就会丢命。他也知道他警告过高让他赶紧逃跑，但是高从未听过他的劝告。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朋友，他看上去老多了，但精神还不错。发电报庆贺杜威的生日，每字1.15元。我将信息写好留给了奥斯特兰德女士。我也告诉了其他人庆祝会的事。有平克威奇（Pinkevitch）、张彭春、王正廷、蒋梦麟、陶行知、胡适和凌博士。他们说他们都发了电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