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各省代表到齐。29日，代表团召开谈话会。

吉林特派员李芳首先报告东三省危急，“救亡之策，自以请开国会为第一义。如何续请，须决定方法。至于上书日期，即当在九月（10月）中。”

孙洪伊接着说：“为东省大局计，救急之策，应请中央政府重畀东督大权，无所牵掣，而后内政外交方可着手。然为国家根本问题计，仍在国会。鄙意三次请愿宜分五层，办法：一、上书政府；二、上书监国，并求见面陈一切；三、递呈都察院；四、上书资政院；五、由各省人民要求各督抚代奏。此五者兼行并进，庶可达到目的。”

文耆又说：“孙君所言五层，前次均已办过。今届当从精神上注意，九月间必须上书。”

温世霖说：“宜各省多举人民到京要求。”

陶熔说：“请见摄政王痛哭要求，甚愿从诸君子后。”

资政院议员余镜清说：“能得资政院议员亦同时请愿，能力较厚，鄙人愿商之同院。”

罗杰、陈登山均主张取消前定的日期，另定最近之期限。[47]

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10月7日一准上书，共分三份，一递监国，一递资政院，一递政务处；上监国书由方还起草；上资政院和会议政务处书共用一稿，由吴赐龄起草。

消息传到天津，10月2日，杜宝桢特邀集商界各董事开会，准备多举代表进京请求。咨议局议员林桂、张锡光、《国民公报》经理潘云巢、《北方日报》经理贺培桐都发表了演说，特别指出，商界与国家关系尤为密切，请求速开国会尤应加力。并征引中外强弱历史及各国对待中国的现状，说得十分婉转痛切。次日，除前次推举的杜宝桢以外，商界又加推了直隶商业研究所议长孙采岩和南纸书店研究所议长李樾臣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