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引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蔡元培不仅是北大校长，而且有着晚清翰林、老同盟会员、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等辉煌的经历，更缘人格魅力，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他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持者间的关系，实在师友之间。因之，惟有他德高望重，既能承担起新文化运动庇护人的责任，也能实事求是，揭出著名的“洪水”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疏导”者。胡适诸人尊之为“伟大的领袖”，不是偶然的。
其二，蔡元培与陈独秀珠联璧合，既奠定了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舆论阵地的发展格局，同时，也使自己独具个性的新文化抱负得以从容施展。从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便认定发展现代教育，培养革新人才，是振兴国家的根本出路。因之，他将推进新文化运动与自己的教育救国论相衔接，始终坚持“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1]“新文化之基础”在教育和“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的信念，以大魄力、大手笔，致力于北京大学的改革。检阅此期蔡元培发表的文章与讲演，不难看出，他始终不曾离开教育问题，抽象地和孤立地谈新文化，谈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不单是因校长的身份，更在于信念使然。论者多强调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固然是对的；但却忽略了至少同样重要的另一面：蔡元培按照自己关于“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思想逻辑，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了北大成功的改革过程中，使之成为新文化最重要的示范区，或如冯友兰所说，成为引导全国人民的新文化运动的“灯塔”，对于新文化运动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北大在五四运动及其后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发挥了先锋与模范的作用，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缘此，便不难理解，何以蔡元培力排众议，坚持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趋向，当在教育。要言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立足北大，发展教育，是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着力点，同时，与陈独秀诸人相较，也体现了他独具个性的思想进路。
其三，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也无须讳言，陈独秀等主持者在倡导科学与民主，激烈地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过程中，不免意气用事和存在情绪化的倾向，故其自身言行之有违科学与民主精神，也往往所在多有。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其时代意义显然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而彰显了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欧洲伏尔泰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被公认是体现现代社会思想自由原则的典范。蔡元培的思想主张，就是要求打破一道同风、党同伐异的传统痼疾，真正尊重思想自由。它与伏尔泰的思想一脉相通，为其时的新文化运动提示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蔡元培这一思想主张又重新被人关注和肯定，这是可喜的；但是，其意义似乎仍然只被限于学术与学校的范围，而未能理解它所提示的是现代社会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这是令人遗憾的。
其四，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国社会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西方思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初年，中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当陈独秀诸人热衷于仿效西方近代文明批判中国旧文化之时，欧人却在反省自己的文明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无论是其社会主义取向还是反省现代性的取向，都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并在事实上都给新文化运动打上了自己的印记。[2]1919年底，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开宗明义即写道：“现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由欧洲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3]在这里，“新文化运动”被说成正从欧洲传到中国。在蔡元培的心目中，这个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心仪久之的以倡导“生命创化”与“新精神生活”为中坚的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他积极迎受反省现代性思潮，使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陈独秀、胡适所以固执地拒绝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性，重要一点，便是他们对欧战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点，视而不见；而蔡元培所以强调中西融合，恰恰是借重了反省现性，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东西文化结合》中说：在欧洲“尤其是此次大战以后，一般思想界，对于旧日机械论的世界观，对于显微镜下专注分析而忘却综合的习惯，对于极端崇拜金钱，崇拜势力的生活观，均深感为不满足。欲更进一步，求一较为美善的世界观、人生观，尚不可得。因而推想彼等所未发见的东方文化，或者有可以应此要求的希望。所以对于东方文明的了解，非常热心”。“照这各方面看起来，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4]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学界多贬抑梁启超诸人主张中西融合为守旧，但却发现不便贬抑的蔡元培，在这方面却恰恰与之趋同，故难免于尴尬。实际上，这正反映了蔡元培超越陈独秀、胡适，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引入新文化运动，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国人的视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缘此愈趋深化。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说：“对现代性的攻击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积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与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这种攻击从波德莱尔和尼采延伸到阿尔托、海德格尔和当代后现代主义。”[5]从尼采的反省现代性到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包括蔡元培在内，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所业已提出的问题与思考，许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应当看到的。
当然，蔡元培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局限。他对于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虽有更加冷静和避免了简单化的长处，同时，作为北大校长，也不容放言无忌，但终究缺乏应有的力度。他唯一的一次批评孔子，却不免诚惶诚恐，就反映了这一点：“吾国分士、农、工、商为四民，而士独尊。吾不得不犯众怒，归咎于人人尊崇之孔子。孔子蓄雄心，欲揽政权，故游说各国，推士为独尊，而轻视农、工与商，致门弟子中有农、工、商之才者，亦为所迷，而不知返。”[6]难怪陈独秀批评说：“蔡先生不反对孔子”，“此余之所不同也”。[7]
但是，尽管如此，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卓然独立，却难能可贵。后来梁漱溟在纪念文章中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虽非一人之功，“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又说：“假如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个。”[8]其言在概括蔡元培的一生，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特贡献与思想个性而言，它同样是贴切的。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434页。
[2] 参阅拙文：《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见《近代史研究》，2009（4）。
[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页。
[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51～52页。
[5] ［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225～2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89页。
[7] 陈独秀：《独秀文存》，92页。
[8]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346页；《蔡元培与新中国》，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