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谓“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曾凯歌猛进，以至于人们尊理性为最高法庭，强调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1]人们在借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于发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人是什么？”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一是反省现代性。[2]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3]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应当说，早在20世纪初年，国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重大变动，且于思潮的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研究却十分薄弱。[4]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1]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454～455页。

[2] 对于现代性，学者见智见仁。安德鲁·芬伯格说：“它（现代性）显然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现代性是一种全球现象，在它把其普遍的理性主义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最先摧毁了欧洲的传统文化。”〔［美］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安东尼·吉登斯则谓：“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二者都强调，现代性是源于17世纪欧洲，与理性主义相联系的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模式。哈贝马斯则认为，西方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源泉，至少从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而反省现代性思潮则肇端于尼采：“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1、5、12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在一些学者眼里，现代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现代化的概念重叠。如艾恺就认为，现代化起源于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它可以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擅理性与役自然，都是手段，“实际上，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美］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他所谓的现代化，实等于现代性。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现代化则是体现现代性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陈嘉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本文所指的现代性，认同前一种意见。这与目前学术界的有关争论无涉，仅是考虑此种提法更适合于20世纪初年的语境而已。

[3]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340页。

[4] 学术界对此迄无专文论列。美国学者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如其书名显示，它着眼全世界，于中国仅涉及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少数个人，未作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