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游心影录》中第一文的下篇是《中国人之自觉》。《梁启超年谱长编》强调说：“上面之几篇文章里面最要紧的是第一文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因为读了这篇文章可见先生思想见解转变之迹，和对于将来政治社会等问题的主张。”[1]“中国人之自觉”，兹事体大，这个标题显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中国走向的整体性思考。所以，梁启超一方面说，以上诸节“我都是信手拈来，没有什么排列组织”，同时却又强调：“但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说得又如此自负。[2]毫无疑义，所谓“中国人之自觉”，首先反映的是梁启超本人的“自觉”。研究梁启超晚年思想不能不关注《欧游心影录》；但是，关注此文，于其“自觉”二字的深意，却不能无所措意。
梁启超是个于社会思潮变动感觉敏锐的人。辛亥革命后，民国虽立，但徒具虚名，人多彷徨，有初归自然复入樊笼之感。梁启超自海外归国不久，即深感思想界之沉闷，以社会缺乏深刻敏锐的思想为憾。1913年他在《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中就指出：“或曰，今中国无思潮，吾不敢谓然也。然大多数人之所怀想，大率浮光掠影，无深刻锐入之思”，“吾无以状之，状以浮浅而已”。[3]所以，他有一个愿望，能“察现今世界大势所趋”，“为国民谋树思想上之新基础”。[4]“自觉”或叫“国民自觉”概念的提出，当视为梁启超思想上渴求超越现状愈形强烈的一个重要表征。
“自觉”一词虽是“五四”前后十分流行的用语，但就梁启超而言，他在民初强调“国民自觉”这一概念，最早却是在1915年。是年，他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中说：“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国民而能自觉，有待国中士君子的指导，而后者“其眼光一面须深入国群之中，一面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以外，此为事之所以至不易也”。[5]这里，梁启超不仅指出了所谓“国民自觉”，乃是指国民了解本国与世界，并在中外对比中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而不至于陷于一偏，即盲目自大或妄自菲薄；而且，还强调了这首先有赖于有识之士具备深远的世界视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对“国民自觉心”的强调与他对其时欧战的关注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6]“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浓厚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其不容以隔岸观火之态出之也明矣”。[7]1914年欧战初起仅旬日，梁启超即决心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并于十日后脱稿。随后复在报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同时接受中华书局之请，编成《时局小丛书》第1集10种出版，以助国人更好地了解欧战及时局。梁启超业已敏感到欧战将成为世界历史的转变点，他在《大中华发刊辞》中写道：“今也机括一弛，形势迥异畴曩。欧洲战争中或战争后，吾国必将有大变……”[8]同时，在《欧战蠡测·小叙》中又写道：“自兹以往，新时代行将发生，举一切国家社会之组织，皆将大异乎其前……而战后之狂潮，势必且坌涌以集于我。”“宜如何恐惧修省以应大变，此尤早作暮思所当有事。”[9]
1917年底，梁启超受安福系排挤，结束政治生涯。翌年，欧战告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吾度此闲适之岁月，恰仅一年，欧战既终，逼使我不复能自逸，今当西游。”[10]这不仅反映了他游欧的急切心情，更主要是说明了，梁启超游欧绝非一时心血**，而是谋定而后动的一种决策。他希望通过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以便为国人的自觉，也为自己今后的道路，寻得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是年12月27日，即登轮赴欧的前一晚上，他与几个朋友“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并自谓“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11]而好友张东荪也一再致书提醒抵欧的梁启超诸人：“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12]梁启超除了参与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与欧洲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接触。“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足见其耳闻目睹，心得良多。[13]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所谓“革命产儿”，就是《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中国人之自觉”。
然而，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竟是这样说：“（欧游归国）他自己曾说起对于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国的第一个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圆满达到；第二是他‘自己学问，匆匆过一整年，一点没有长进’。在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欧游心影录》之外，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而到了回国以后所著作、所讲述的仍是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所注意、所探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此可见他所自述的一年以来‘一点没有长进’，并不是很谦虚的话。”[14]郑振铎没有真正理解梁启超，他的判断全然不对。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固然令梁启超失望，但这不是他个人所能改变的，而他最早将外交失败的讯息传回国内，从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正功不可没。梁启超自谓“没长进”，应视为自谦的话。《欧游心影录》内含8篇文章，其中尤其以《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下篇，即《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内容最为重要。前者包括“人类历史的转捩”、“社会革命暗潮”、“学说影响一斑”、“思想之矛盾与悲观”、“新文明再造之前途”、“物质的再造及欧局现势”等11节；后者则包括“世界主义的国家”、“中国不亡”、“阶级政治与全民政治”、“尽性主义”、“思想解放”、“社会主义商榷”、“国民运动”、“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等13节。文中梁启超不仅生动报告了战后欧洲社会及思潮的变动，而且提出了“中国人之自觉”，即自己关于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这是何等重大的时代课题！一年中他是没有写别的文章，但《欧游心影录》所提出的问题与思考，发人深省，影响深远，其价值绝非多少篇文章所能相抵的。事实上，欧游成为了梁启超晚年思想变动的转捩点，《欧游心影录》也成为了后人研究欧战前后中西方社会思潮变动及其梁启超本人思想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以为归国后梁启超的著述都了无新意，不出《新民丛报》的范围，自然更是谬以千里了。
要言之，民初的梁启超渴望国人在思想有所超越，而从欧战初强调要培育“国民之自觉心”，到欧战后明确提出“中国人之自觉”，梁启超又是如此执着地将自己的“自觉”（自然也包括他认为中国人应有的“自觉”）与欧战联系在一起。因之，关注欧战，从梁氏强调的“自觉”二字切入，应是解读《欧游心影录》与梁启超归国后思想取向的一个重要视角。不过，本文仅考察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而不涉及他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思考。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95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35页。
[3] 梁启超：《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1），26页。
[4] 梁启超：《五年来之教训》，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2），148页。
[5] 梁启超：《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41页，中华书局，1936。
[6]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0），1页。
[7] 梁启超：《欧战蠡测·小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12页。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3），81页。
[9] 梁启超：《欧战蠡测·小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12页。
[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3页。
[11] 同上，874页。
[12] 同上，893页。
[1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81页。
[14]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