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渐暴露，尤其是欧战创深痛巨，欧人纷纷反省自身的近代文明。此种反省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外，另一重要的取向便是反省现代性。欧洲现代思潮缘此发生深刻变动，不仅影响了西方世界，而且也影响到了正在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国。
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这了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