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中说：“‘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在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那年12月，《新潮》的编者在出版宣言中答复读者说，他们的运动就是‘文化运动’。1920年初这个运动已经非常普遍流行了。”[1]应当说，这个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尚欠周延。“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是“五四”后才出现的，最早的出处固不可考，[2]但据笔者所知，至少在1919年9月傅斯年、李大钊与戴季陶已分别使用了这一概念。是年9月5日，傅斯年在赴英留学前，于《新潮》2卷1号发表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3]同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戴季陶则在同月1日《建设》第1卷第2号上发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其中说：欧战后的西方社会缺陷尽露，故改造国家与社会，“已经成了全世界一致的声浪”。中国同样如此，其“进步的趋向是很明了的，助成进步的新文化运动是很猛烈的”。[4]不过，尽管如此，还不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一词在“五四”后半年内“得以流行”。实际情况是，迄1919年底，时人的提法，还是“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文化运动”等多种名词，混杂使用的，后者还谈不上流行。1919年11月20日的《工学发刊辞》写道：“新思想……新思想……新思想震破了我们的耳鼓，敲碎了我们的脑筋……”，[5]说明作者感受到的其时流行语是“新思想”。而胡适晚到同年12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他的重要长文，题目却是《新思潮的意义》。他在文中开宗明义即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足见“新思潮运动”一词，实较“新文化运动”为流行。1920年10月君实著文说：“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词，颇流行于吾国之一般社会，以其意义之广漠，内容之不易确定，颇惹起各方之疑惑辩难。迄于最近，则新思想三字，已鲜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语，乃代之而兴。以文化视思想，自较有意义可寻。”[6]一年前自是1919年10月前后，这与上述《工学发刊辞》的用语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一词真正开始流行，当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则还应是同年下半年的事。1920年10月10日《学灯》上有文说：“半年之前，中国忽然来了‘文化运动’的一个名词，我们也不晓得是那一个人开始造的，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个种现象，不足浑怪。”[7]所谓“半年之前”，当是同年4月。有趣的是，4月1日陈独秀正好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文章开头便说：“‘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8]二者相反相成，互相发明，恰好说明是年初正是“新文化运动”一词升温之时。至于陈天启同年8月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上发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发出这样的感慨：“‘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什么是新文化？”足见是时“新文化运动”一词，已然“非常普遍流行”了。
需要指出的是，时人在使用“新文化运动”或“文化运动”的概念时，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对“新文化运动”概念本身所应涵盖的时段，认知有差别。这主要有三：一是认为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出现的。郭绍虞说：“五四运动确可以算是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9]陈问涛也强调说：“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10]李石曾1920年5月22日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写的《学灯之光》，开宗明义，则说：“一年来之文化运动，其最著之成绩，莫过于换新国人之头脑，转移国人之视线，由此，而自动之精神出焉，而组织之能力启焉，而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浓焉，而求新知识之欲望富焉。此不得不对于提倡新文化诸人加敬礼也。”[11]李石曾显然也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五四运动。二是认为新文化运动是1918年欧战结束后出现的。孙锡麒说：“自从这次世界大战停后，一股澎湃排空的新潮流，就由欧罗巴洲汹涌而起”，“一直冲向亚洲大陆；到了中国，就酿成现今的文化运动”，“五四”后则“更有一日千里之势。”[12]三是认为新文化运动肇端于《新青年》。朱朴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锋，开发新思潮的动机。”[13]王无为也认为，“出版物以文化运动为旗帜的，要算《新青年》最早”，“（它）自从编辑入了北京大学，便高唱起自由歌，很勇敢的做文化运动”。[14]随着时间推移，第三种认知，即认为《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涵盖“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渐成共识。
其二，认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15]乃一脉相承。瞿秋白说：“从表面上看，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刺激，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大江南北，集会频仍，刊物纷起，日盛一日，“多是为这一种运动所支配的”。[16]他不仅肯定五四运动本身即是文化运动，而且强调五四运动与《新青年》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它。”[17]孙中山先生的见解与瞿秋白是一致的。他以为，五四运动以来，爱国青年发抒革命新思想，蓬蓬勃勃，产生了绝大的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8]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推其原始”，则端在《新青年》。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虽然晚年因现实政治的原因，一再强调五四运动只是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无关，它打断和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之变了质；[19]但他在新中国建立前，却是不仅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这一见解，以为“最可以表示当时一位深思远虑的政治家对于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的公平估计”，[20]而且也曾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运动”。[21]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此种观点确是多数人的共识。迄今学界坚持这一观点，也显然是正确的。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22]这是十分深刻的论断。“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出现及其成为流行语，正应当看成是时人在“思想和感觉上”，对于周围环境的变动所作出的“一种普遍反应”的记录。
与此新名词的出现相一致，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3年，尤其是1919年底到1920年底，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日渐增多，形成了热烈的讨论。寓公说：“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报纸杂志发表解释新思潮的文章很有好几篇，因各人的意见不同，并有许多很激烈的辩论。”[23]他是1920年9月在《改造》上发表的《新思潮我观》一文中说这个话的，足见此种辩论实际上始终没有中断。此外，以下的事实也反映了这一点：《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就发表了包括张东荪的《“新思想”与“新运动”》、品一的《我的新思潮观》、谢承训的《新文化运动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陈启修的《文化运动的新生命》、易家铖的《敬告中国的文化运动者》等在内共17篇文章；《东方杂志》从1920年5月到1921年8月，也发表了包括君实的《新文化之内容》、坚瓠的《文化运动之第二步》、慧心的《新文化前途之消极的乐观》等在内共18篇文章；《新人》1920年第1卷第4、5、6连续三期，都是“文化运动批评号”，分为上、中、下，发表《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文化运动》等文章共40余篇；而《改造》1920年9月第1号，则是《新思潮研究》专号。同时，此间发表的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瞿秋白的《文化运动——新社会》等，更都是有影响的重要文章。
出现这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固然与“五四”后新报刊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有关，[24]但它同样更应当看成是时人对周遭的变动“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并试图“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也惟其如此，它成为了今天我们透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十分有价值的切入点。
[1]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280页。
[2] 章士钊说：“文化运动四字，似来自日本，日本又译自德国。”见章士钊：《章士钊全集》（4），14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67页。此文虽然是发表在1919年10月的《新潮》第2卷第1号，但撰文的实际时间却是同年9月5日。
[4]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载《建设》，第1卷第2号，1919-09-01。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下册，5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 君实：《新文化之内容》，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10-10。
[7] 刘延陵：《文化运动应当像两个十字》，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1920-10-10。
[8]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2页。
[9] 郭绍虞：《文化与大学移植事业》，载《晨报》，1920-05-04。
[10] 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04-29。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49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2] 孙锡麒：《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上）》，载《新人》，第1卷第4号，1920-08-18。
[13] 朱朴：《六种杂志的批评》，载《新人》，第1卷第5号，1920-08-28。
[14] 王无为：《上海杂志界的文化运动》，载《新人》，第1卷第5号，1920-08-28。
[15] 胡适以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作者署名为“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357页）
[16] 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见《瞿秋白文集》，第1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 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6页。
[1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19] 参见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见《胡适全集》，第22卷；另可参看欧阳哲生的《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见《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
[20] 胡适：《“五四”的第28个周年》，见《胡适全集》，第22卷，272页。
[21] 胡适：《北大校友“五四”聚餐联欢会上的讲话》，见《胡适全集》，第22卷，677页。
[22]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74页。
[23] 寓公：《新思潮我观》，载《改造》，第3卷第1号，1920-09。
[24] 《钱江评论发刊旨趣》说：“五四”前发表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三家，但“五四”后，“却像‘雷雨一过春笋怒生’的样子，到处都是，……大概种数总在二百左右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下册，591页）郑振铎则谓：据他所知，仅1919年11月一个月里，就新增了20多种刊物（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载《新社会》，第7号，19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