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名哲联袂应邀来华讲学，得益于新文化运动营造的追求新知和开放的良好社会氛围。蔡元培说：“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表（价）去欢迎他。”[1]这在有识之士中，已为共识。但究其缘起，又无一不是出于社会各团体的联合推动，共襄盛举。所以，他们是其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不过，此举毕竟又与梁启超和由他牵头发起的讲学社，关系最为密切。聘请杜威的团体，包括北京大学、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浙江与江苏两省教育会及南北高师等多个单位。其中，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的负责人都是梁启超。后杜威续聘一年，更转由讲学社出面。孟禄虽然是由“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出面聘请，梁启超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至于罗素等其他三位，更径直皆由讲学社聘请。所以，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此期名哲来华讲学的盛举，主要是由讲学社主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邀请罗素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且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难免“有点令人沮丧”。虽然不能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但由梁启超出面邀请接待，终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2]这似是而非。实际上，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同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3]依陶菊隐的说法，此时的梁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他的理想是将“整理国学”与“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为此，他建立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请国际驰名学者一位来华讲学。[4]足见，发起成立讲学社，延名哲讲学，乃是梁积极推进新文化建设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谈到讲学社宗旨时，也是这样强调的：“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今日只要把种种的学说，无限制输入，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我们个人做学问，固然应该各尊所信，不可苟同；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把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欢迎，都要输入。这就是我们讲学社的宗旨。”[5]不应低估了梁启超，他给讲学社的定位，是引进新知的公共大平台，而非研究系党派之私的狭隘门户。
讲学社的缘起及其运作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聘请名哲讲学，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人脉资源。二者决定了跨团体、跨区域，学界、思想界大家合作的必然性。杜威抵达后，哥伦比亚大学才通知胡适，同意杜休假一年，但不带薪。这意味着原定预算出现严重缺口。胡适一时措手不及，只好求救于教育总长范源濂。后者“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并帮助邀请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筹款加入，形成所谓“北京方面共认杜威”的模式，[6]即社会团体联合承办。这对此后的延请，显然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最初，梁启超仅考虑以中国公学的名义请罗素，或再加上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以便分担费用。后徐新六与傅铜都给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徐以为，“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不仅在京有益，各省讲演，尤其需要借重教育界的人士。傅的意见更显开阔，他说：“聘请者之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此亦一种国民外交也。学校固可，报馆亦可，即工商界之人物与团体如张四先生，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亦可。昨与教育次长谈及，教育部亦可略为担任。宜急印一公启，分寄各处。”他把聘请外国名哲提高到了国民外交的高度，不无道理；同时，不仅将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工商界，而且不拒绝官方参与。更重要的是，他还提议，筹款有余，可续聘他人；若有望增多，不妨立诸如“国外名哲聘请团”的名义，作长久计，年年延聘。这类似今天设立基金会的创意，又将民间社团合作承担的构想，大大推进了一步。梁启超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最终与蔡元培、汪大燮共同发起成立讲学社。1920年9月5日，他致书张东荪说：“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讲学社设董事会，组成人员除三个发起人外，还包括范源濂、张謇、张元济及高师、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等各界名流多人。讲学社设于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由蒋百里任总干事。罗素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需要指出的是，讲学社得以成立，梁启超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他与张东荪书说，为讲学社事，专门入京，“忽费半月”。[7]徐新六曾告诉他，胡适诸人对于聘请罗素事，意有不释，当有所沟通。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8]说明梁果然很快就主动去沟通了。其用心，可见一斑。
讲学社“规约”规定，“递年延聘世界专门学者来华”，[9]已隐含了选聘标准：其一，当是国际知名学者，先到的杜威，无形中成了参照。其二，既是“专门学者”，自然不分文理。在欧洲的张君劢，致书祝贺讲学社成立，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吾以为凡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访求其主持新说之巨子而罗致于东方，则一切陈言可以摧陷廓清，而学问之进步将远在各国上矣。此则望于贵社诸公力图之也。”[10]最终聘到的学者，侧重在哲学、教育与文学领域，但实际上，最初拟聘的名单中，除了哲学家柏格森、倭铿外，还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美术家傅来义与华里士、经济学家霍白生。但因故皆未成行，尤其是与爱因斯坦失之交臂，成为一大遗憾。名哲人选最终由董事会确定，其讲学的具体接待与安排，自然由各团体通力合作。以翻译为例，杜威的翻译是胡适，罗素的翻译是赵元任与傅铜，杜里舒的翻译是张君劢，泰戈尔的翻译则是请了徐志摩担任。
总之，讲学社是由梁启超牵头发起，这不影响它成为其时中国学界、思想界公认的延请国际名哲讲学的代表性机构。时在德国留学的“少年中国”负责人王光祈著文说：要争取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在我们‘老大中国’中制造些‘科学空气’。我希望讲学社的先生们特别注意！”[11]固然是反映了这一点。而冯友兰晚年回忆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讲学。”[12]他将讲学社误记为尚志学会了，却是从另一个侧面，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新文化运动是广义的概念，不能定于一尊，视为几个人的专利，而将他人创始同样有意义的事，都认做“令人沮丧”的另类，而有所贬抑。所谓梁启超主持讲学事宜，阻止了罗素与陈独秀、李大钊间的学术与思想交往，也属臆断。事实上，梁启超曾主动提出请陈独秀参与协调南下迎罗素事，而后者也确实出席了上海七团体欢迎罗素的宴会。[13]所谓“阻止”云云，于其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陈、李与诸名哲直接交往不多，当有其他多种可能性，不应作过分解读。
由于其时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激烈交锋的重要时期，不同政治派别与思想分野客观存在，人们对于名哲讲学，见智见仁，甚至各取所需；缘此，出现思想分歧与争论，乃至于猜疑，是正常的现象。胡适曾提醒担任罗素翻译的赵元任，不要被梁启超的研究系“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14]泰戈尔的讲演更受到了部分人的抵制。至于缘此引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科玄之争”，更是人所周知。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名哲乃中国思想界共同客人的事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其展开的过程，彰显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606页。
[2]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92、1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 参阅拙文：《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05（5）。
[4] 陶菊隐：《蒋百里传》，5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梁启超：《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载《晨报》，1920-11-10。
[6]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008～20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17～919页。
[8] 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198页。
[9] 《时事新报》，1920-09-14。
[10] 张君劢：《附录·张君劢致讲学社书》，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02-15。
[11]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见《民国丛书》，第5编（75），46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6。
[1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17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0页；《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纪》，载《申报》，1920-10-14。
[14] 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15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