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1]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可不置论，但他强调其时欧洲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却是正确的。20世纪初，国人对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这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渐，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却付之阙如。事实上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所以能在中国产生相当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应乎国人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社会心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尽管存在着时代的落差，但彼此都面临着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大变革的时代。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反省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2]此一学说批判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应乎当时中国社会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普遍社会心理。故章士钊说，达尔文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择”与“适”，“全为四围境遇所束缚，不能自主”；柏格森则不然，强调吾人自有活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使人相信“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这显然有助于打破国人的“惰性力”，催其奋起。[3]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所以欣然接受柏氏哲学，不是为了步其后尘，去批判黑格尔哲学，而是因为柏氏主张自由、行动、变化，“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4]如果我们注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期都借用了柏格森的理论，以激励青年自主进取、自觉奋斗；那么，我们便不应怀疑其言之真诚。这说明，时人反省现代性与新文化运动之缘起，实应乎共同的社会心理。
其二，欧战打破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信。长期以来，人们视欧洲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对西方文明崇拜有加，但欧战之后，此种心态渐告消解。所以，卡拉克在《中国对于西方文明态度之转变》中说：“许多华人所奉为圭臬之西方文明，至此已觉悟其根基动摇。”[5]罗素也说：“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6]反省现代性恰为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促进了后者对西方文明的反省。
其三，为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欧战前后，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这在文化上即表现为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突显。梁启超诸人提出“对西方求解放”的思想解放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尤其是梁漱溟径直提出“中国文化复兴”的口号，否定“西方文化中心”论，公然倡言世界文化的“东方化”，无疑都是在文化层面上，有力地彰显了国人高昂的民族主义。
但必须指出，也正是由于上述的机缘，时人皈依反省现代性，却没有步柏格森的后尘，径趋反对理性与神秘主义的误区。恕庵说：“理性者，人类所赖以生存者也”，为民族与人类的福祉，“决不能不依理性之作用，然必以知识导乎其先，而以道德循乎其后，则其效始章”。“善用之则可致强盛，不善用之则足召危亡。”[7]梁启超告诫张君劢，尊重直觉、自由意志是对的，但是“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性相辅的”，[8]矫枉过正，轻蔑理性，却不可取。他不赞成“科学万能”论，并不等于反对科学；所以他出任中国科学社理事，不仅热心宣传科学，而且不惜以生命的代价为科学辩护。[9]这无疑都反映了时人皈依反省现代性中的理性精神。
国人反省现代性不仅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欧战正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胡诸人对于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显然缺乏自觉。1919年初，《新潮》的《发刊旨趣书》说：国人对于当代思潮的变动，茫然不知天高地厚，端在于“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不懂得“自觉其形秽”。它强调国人当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10]问题提得很尖锐，但遗憾的是，陈、胡诸人囿于崇拜西方文明的定势思维，恰恰于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少所措意，因而于中国新文化发展无法提出超越“西化”的新思路（李大钊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另外问题）。所以，1918年9月陈独秀还在质问杜亚泉：“‘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次年初，甚至再次提出：“盖自欧战以来，科学社会政治，无一不有突飞之进步；乃谓为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非梦呓而何？”[11]胡适等则指斥梁启超诸人介绍西人正在反省自身文化并对东方文化表示敬意，乃是惑众之“谣言”、“夸大狂”和沉渣泛起的“中国人的傲慢心”；以及上述《新潮》仍在强调“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中国文化“枯槁如此”，显然都反映了这一点。相反，梁启超等反省现代性者，强调西方文化正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思想界当求独立，要确立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方针”，显然有力地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使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愈趋深化。
说到底，反省现代性代表的同样是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究其本质正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梁启超诸人普遍关注西方社会劳资尖锐对立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并对社会主义与俄国革命深表同情。同时，他们虽然主张藉提升精神生活以构建“合理的人生”，但也深感到不改革东西方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陷于空谈。梁漱溟指出：“这种经济制度和我倡导的合理人生态度，根本冲突。在这种制度下，难得容我们本着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走。”“只有根本改革这个制度，而后可行。”“这便是中国虽没有西洋从工业革新以来的那一回事，而经济制度的改正，依旧为问题的意义了。所以社会主义的倡说，在中国并不能算是无病呻吟。”[12]不难理解，此种反省现代性与“五四”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实际上为后者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
胡秋原先生曾谈道：“我们也不可低估当时（指“五四”时期——引者）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中国人当时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问题考虑中国乃至于世界问题。只是这问题过大，而我们已有知识不足，才徒劳无功的。”[13]所言十分深刻。是时国人反省现代性，视野远大，不限于中国，其终极关怀在于人类文明的命运。无论是陈嘉异讲“吾人之大任”，梁启超讲“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还是梁漱溟讲世界文化“三种路向”，无不皆然。他们主张通过对儒家人生智慧的现代转换，包括注重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间的调谐和追求大同理想等，以建立“合理的人生”，借以疗治现代社会偏重物质文明、机械的人生观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强调融合中西文化，以期创造人类共同的新文化，以为如若不然，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难以避免；等等，显然又都大大超越了欧洲反省现代性的范围，表现出了东方文化特有的远见。胡秋原先生说，时人讨论的问题太大，而知识不足，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对的；在今天反省现代性也仍是全球性的大课题，说明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就此以为“徒劳无功”，却不尽然。卡尔·博格斯说：“对现代性的攻击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积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与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这种攻击从波德莱尔和尼采延伸到阿尔托、海德格尔和当代后现代主义。”[14]从尼采的反省现代性到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所业已提出的问题与思想主张，许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应当看到的。当代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发出以下感叹，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深感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任性与纵欲程度正呈现出攀升之势。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纵欲的对症良药。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创性思维经验很应该在全世界传播与弘扬。[15]
无须讳言，时人反省现代性存在三大弱点：一是看到了反省现代性之意义是对的，但于其时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所遇到的传统社会的阻力，则重视不够，因而与陈、胡主流派相较，其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明显缺乏主动性与应有的力度；二是强调中国固有文化的自身价值也是对的，但仅仅将之归结为“走孔子之路”，“始终是想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创出一个新理学”，[16]却又失之简单化与理想化；三是仅满足于非理性主义的视野，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兴起所代表的新时代的方向，少所措意。对于这些，我们应从当时历史条件中去说明，无须苛求。这里正用得上上述梁漱溟的观点：在统一的新文化运动中，每一个思想派别都只能关注一个中心点，而略过了其他方面，故得失正不易言；而和而不同的结果，是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缘此可知，长期以来将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诸人与陈、胡诸人的分歧，说成是新旧之争，甚至于“是中国宗法封建社会思想与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的冲突”，[17]实为表象之见。反映辩证规律的历史真相是：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
[1] 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9页。
[2]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4页。
[3]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4] 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1944-09-15。
[5] ［美］卡拉克（Grover Clark）：《中国对于西方文明态度之转变》，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4号，1927-07-25。
[6] ［英］罗素：《中国问题》，152～153页。
[7] 恕庵：《再论理性之势力》，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1914-05-01。
[8]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0），25页。
[9] 1926年梁启超因协和医院误诊，错割右肾，病情恶化，引起舆论哗然，致有“科学杀人”之说。梁却主动为科学与协和医院辩护，主张宽容，以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
[10] 新潮社：《发刊旨趣书》，载《新潮》，第1卷第1号，1919-01-01。
[11]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见《独秀文存》，188、223页。
[12] 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738、739页。
[13]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52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14] ［美］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225～2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5] 金开诚：《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个重要思想及其古为今用》，载《光明日报》，2006-11-02。
[16]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转引自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413页。
[1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23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