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我四十岁了，我不得不开始怀念白菊。
怀念白菊些什么呢？我在脑海里思索了好一会儿，才决定从一首歌开始。
这首歌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当年被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唱了个红满天。不过，这歌在我心中红起来，却并非关牧村。
我感觉这首歌惊心动魄的好听，是我与白菊的一次见面中。那是一个令人永远怀念的中午。那个中午，我没有午休，也根本没意识到会与人见面。我坐在一张破桌子上写诗，说实话，诗是一种很难写好的东西。我桌子下的竹篓里已装满了撕破又捏成团的稿纸。
那些纸团里皱折着我的诗行，可我一点不觉得那些诗可惜，可惜的是那花了一块钱才买回来的稿纸。那稿纸每本一百页，我不知道要撕到多少页，才会有一句我自认为是好一点的诗行。
看着一竹篓的纸团，我坐不住了。我得走出房间，肯定只能这样，看来仅仅推开窗户是不够的，那时，我心情很沮丧。
我跨出门第一步，第二步刚抬腿，我的眼睛顿时一亮，白菊正从走廊那头向我走来。她的这个走来，多年以后，成了我脑海中不可抹灭的记忆是我没预料到的。
那时她青春而亮丽像蝴蝶一样地向我走来。
我当然退回房间，迎她进来。
她坐在我的那张简陋的书桌前，方方的凳子没有靠背，她只能把双肘放在桌子上。窗外是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和一条很少有车有人过的马路。
我坐在床边上，只能看见她的侧面。我宁愿她这样与我相坐，她明亮且乌黑的眼睛要是面对着我，我怕我一下子跌进她的眼波。她的眼睛真的像大海一样，有一层层不断的波浪拍打着我的心。我的心却没有礁石那么坚强，总是挺立不住，有昏眩的感觉。我们从小在这个地质队一起长大，从来对她就没有昏眩之感。这种昏眩是近年来才有的，这种感觉的变化，使懵懵懂懂的我有一丝羞涩感和不解的困惑感。
我只能看她的侧面，这样非常的好，我的心免去了层层波浪的冲击。我的心不昏眩，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看她，而她的侧面也是令人非常愉悦的，像剪纸，波浪似的披肩短发，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翘的嘴形。是的，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愉悦。
我们愉悦地谈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日子。
在她充满友谊的话语中，她不时优美地歪头看着我，但看的时间并不长，她又会扭过头去。我知道，她知道我的目光在与她目光的接触中坚持不了多久，她总是在我抵抗不住要低头的时间里，把她的目光移开，这样我可以长久地看着她。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只是我们坐在这儿说起是快乐的，其实在那段日子里是我们最艰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这份正式的工作却使我们不能像原来一样，天天在一起做工。现在我们都在一个地质队工作，这好像是人生注定的，我们没得选择，我们的父母也同是地质队的，父母们退休，我们刚好顶替接班。
这些注定当然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从我们的父母同时进了地质队，又先后生下我们。这便注定了我们在地质队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下乡。
我和白菊下乡时，其实和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下乡不一样了，哥哥姐姐们是去农村落户，而我们只是去地质队的农场做工。
地质队的农场有两个地方可去，一个地方是在大山里，离城有二十里地，是个种粮养猪的生产农场，一个是在城郊，专门打泥烧砖的砖瓦窑。在我们一百多名地质职工的待业子弟中，只有二十二个人幸运地分配到了砖瓦窑。为什么说幸运，是因为离家不远，可以回家吃饭睡觉。
也许离家近，在砖瓦窑做工的几乎全是女的。只有我和一个叫方国庆的是男的。只有我们两个男人，是有原因的。我们有一台老式打砖机，它有一个吞黄泥的大嘴巴，需要有一个男人把一车车百多斤的泥迅速倒进去，然后从它另外一张嘴巴中每分钟吐出十块泥砖来，这又需要有一个男人迅速用两手掌夹起热烫的泥砖，把它们放在背砖人的背上。
这种老式打砖机每次只能正常运转一个小时，否则它会损坏。于是二十个女生背好背砖板，排好队。我将在开机的一小时中，把六百块泥砖准确无误地放在她们的背上，她们把砖背到不远的窑洞中，烧砖的师傅在那儿接住。一来一往刚好需二十分钟，她们也刚好二十个人。这样背砖的队伍连续不断，我也只能连续不断也夹起砖，放在她们的背上。
潮湿的砖每块约五斤重，十块就是五十斤。这种重量，是挑是扛是抬是提对于我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可是只能用手掌夹起来，的确算不易，刚开始我竟然力不从心，常常掉砖头。在那二十个女生连续不断地背砖，连续不断的笑声中，我便产生了无穷的活力，不久，我居然能夹起二十块砖，那时候，我刚满十九岁，练成了双臂无穷的夹力。
这夹力，在以后很久的日子里，成了我的魅力之一，是我未曾想到的。男人和男人之间是比较欣赏大力士的，因而他们常常喜欢较劲，凡是与我较劲的男人都很奇怪我的夹力怎么这么大？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怎样练成的。
很多年后，我第一次拥抱妻子，一不小心双手用力，差点把她夹死。妻子在我猛然醒悟的松手中，很久才渐渐回过神来。她说，男人也禁不住你抱，我说，我疯了我抱男人干啥？我说我原来抱多了砖头。妻子说，但愿以后你别把我当砖头抱。
那时候真的很苦，除了我夹砖汗流浃背，白菊汗流满面背砖外，我们还要用煤烧那砖窑。烧砖师傅说，小青年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就靠这个找饭吃。于是，我们都学会了烧砖的技术。我们采的泥是黄色的，机床压出湿砖来自然也是黄的，但一烧成了砖却变成了红的。红红的砖头，是很好看的，尤其砌成了房子更加好看。那时候，不仅我们地质队的房子是红房子，城市里也是一幢幢的红砖房。每每看到红房子的墙，我就感到亲切。虽然那么多的修红房子的砖，不一定都是我们烧就的，但砖一出窑，卖给了谁，修了哪幢房子，我们是无法知道的。既不知道，没法分辨哪些红砖里有我们的汗水，因而看见红砖都亲切。
更让我们汗流浃背的是烧好砖后，我们把砖们背出窑洞的时候。那窑顶虽经过我们放水冷却，可是，那作用也只是缓解一下高温。每次背完一窑砖出来，我们最少流出十斤汗水。那时候我们正是青春年少时，背靠着背喘气，也没有感觉谁汗臭，虽然汗湿透了我们的全身。我不仅不感觉汗臭，反而感觉白菊的汗水有一种让人愉悦的香味。其实，汗流浃背时背靠着背，对于散热并不理想，但每次休息，我们总不自觉地背靠着支撑疲惫的身子。我们真是累坏了，大家都累坏了，谁也不会注意到谁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休息。
其实，大家只能背靠背，如一身汗水地靠在窑壁处，会沾得一身是灰。既没得靠的，谁靠着谁，大家也就不管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我与白菊总是靠在一起。所以她的汗水味，至今是我记忆深处的怀念，这怀念也许会永远地伴随着我，因为这汗水是我青春期唯一不可抹灭的记忆。
我感觉白菊的汗水透过她的衣裳与我的汗水交融时，那是一种口渴、舌干、心快、意乱的欢乐。那时候，我们都还青春年少，真不知该怎么办？
确实，我不知怎么办。我没有将这快乐告诉任何人。只有一次，我差一点告诉了别人，这个人就是方国庆。砖厂只有我与方国庆是男的，出砖的时候，厂里那两间茅屋便成了我们俩人的住房，我们的任务是守护成果不让人拿走。那些夜晚是很难度过的，我们睡不踏实。于是，我们开始长时间地谈论砖厂的女伴们。最后，我首先确定以后要找老婆就找杨柳。杨柳是我们砖厂，大家公认长得最高又最漂亮的人。其实，这不是我的真心话，我先说了杨柳，只是想知道方国庆除了杨柳外他还喜欢谁。我心里很怕他说出白菊，又希望他说白菊。怕他说是因为我不敢想任何一个男人对白菊有野心，希望他说是能印证白菊美丽。
最后，方国庆说，他以后也希望找到杨柳这样的老婆。
我虽然假装很生气，说杨柳是我先要的，其实我很高兴地把白菊放进了心里，还差一点脱口而出说，我真正想要的是白菊。
方国庆说，别以为老子是傻子，你是喜欢白菊的。
我说，只准你喜欢杨柳，不准我喜欢呀！
方国庆说，何必呢？你看你那偷偷看白菊的样子，没一次逃得过我的眼睛。
我说，放屁，老子看白菊还用着偷偷看，她哪天不在我眼皮底下晃过去走过来的。
方国庆说，何必呢？你承认了，我也不外传。你看白菊那个眼神，和我看杨柳时是一样的。其实，杨柳和白菊还真分不出高低来。看你喜欢白菊，我只好喜欢杨柳了。
我说，你怎样看杨柳，我不管。我决不可能和你的眼神一样。还有，你喜欢杨柳，不准别人喜欢是不正确的。老子偏要喜欢杨柳，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方国庆翻身下床说，走，出去摔他妈的一跤，谁胜谁说了算。今天不分出个高低来，一晚都睡不着。
我说，还摔个毬，都下半夜了。你睡不着，关我屁事，反正老子睡得着。
方国庆说，怕了吧！老子摔死你。
我跳下床，走出门，到了院子里。方国庆自然是跟着出来了的。我说，怎么摔。
方国庆说，三打二胜。
我说，你一个推板车的，看老子不摔死你。不摔你三回，不算老子胜了。
方国庆吐了一叭口水在手心，双掌一边抹一边说，你一个夹砖头的，老子不摔你三回，不算老子胜了。
我见他习惯性地往手上抹唾液，我知道，我已必胜无疑。这时候，我们都光着身子，只穿了一条裤衩。他手滑滑的，我光溜溜的，他如何抓得住，如何使得上力。
我俩咬牙切齿地绞在一起时，他那令人恶心的口水从他的手掌上，贴在了我的肌肉上，滑滑的，黏黏的。不用我强健的肌肉弹开他的十指，他的十指像上了油在我手臂上滑行。我当然不给他抹干了口水的机会，我十指抓牢了他，手臂用力一拉脚一扫，他顿时跌倒在地。
方国庆从地上一个鱼跃挺起来后，又弯腰抓了一把地上的黄泥沙在手掌上搓。他说，来来来，没注意你狗日光溜溜的。
看着方国庆像牛发了牛脾气似的朝我冲来，我只好侧身让过。这小子每天要给打砖机推送上百车的泥巴，冲击力应相当了得。我必须避其锋芒，击其短处。他的短处和牛一样。牛的力量在于头的顶力和前进的力，牛在耕地时，一天到晚拖着个犁铧往前拉。牛脾气是打架往死里打，如人要解开两头牛打架，谁也不会愚蠢地跑到牛前面去与牛比力气，那是在找死。聪明的人，总会回身闪到牛的侧面，奋力一推，牛会轰然侧翻。牛的侧面是没有力量的，四脚的力量也是为了前进而准备的。方国庆也是没有侧力的，他不管推车拉车都是朝前冲的力。
在他冲过来几乎要抓住我的一刹那，我闪身让过了他的冲力，这预示我已快胜利了。我顺着他的冲力，侧推了他一把，力上加力，他斜着身子歪歪扭扭地收不往脚，一头扎进了稻杆堆。稻秆是我们厂里拿来搭茅棚给砖挡雨的，看着理顺了的稻秆堆在方国庆气急败坏的手脚狂舞中乱了。我哈哈大笑，说，谁搞乱的谁理好，明天厂长来骂死你。
方国庆在稻秆堆里翻腾了良久，终于爬了出来。他一边抖落着身上稻草一边说，有哪样狗屁好笑的。老子没注意被你摔了。
我说注没注意是你的事，不用摔了吧！老子反正都二胜了，后面你赢了也没用。
方国庆恶狠狠地一咬牙，像下了天大的决心说，好，男子汉说话算数，你选嘛，反正杨柳和白菊难分高低，你选了也好，免得老子要东还要西左右为难。
我说，少给老子来这一套，等于你还想过白菊是不是。老子是说你狗日为哪样一天到晚就试探老子的真实想法。老子现在明确告诉你，你要追杨柳，老子不拦你。老子今天胜了你，你狗日得听老子的，白菊嘛，你以后就别想了，听见没有，想都不准想。
方国庆说，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狗日想的，老子还真不想想了。
白菊的汗是香的，我一直这样认定。这香在于我是不可抹灭的，特别是在我的梦中。那时候在梦里见到白菊，也是在窑洞里面搬砖，不过只有我与她在里面。她的脸像镜头的特写画面呈现在我的眼里，脸上没有一丝灰尘，水晶珠帘似的汗滴挂满脸庞，整个窑洞里顿时芳香弥漫。我有点昏眩，一激灵就醒了。
那时候砖厂没有人谈恋爱，一是年纪小的原因，二是大家对未来很懵懂。因而我们砖厂的男女相处都是很单纯的，没有任何人的行为有超出同事的范畴，直到我与白菊顶替退休的父亲们成为了正式的地质队职工也是这样。
地质队是要出野外工作的，白菊分配到了一个钻探分队做饭，我去地质普查组当了一名技工。一年到头，我俩很少遇见。
有时候我很想念她，可是我没有带信给她。我认为我现在的处境，没有力量好好待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各自成长着，离青春的成熟期渐渐近了。身子都成熟成大人了，可我的心还很懵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白菊越来越美丽漂亮了，我则越来越自卑了，单位又分来了很多大学生、中专生的，那时候很多地质队职工的子女都找了这些人。我只是一个技工，自卑是很自然的。
其实，我早想见她，但我的自卑使我不能先去找她。现在是年末，我们都各自从野处回到了队部。这段时间我躲在房间写诗，又写不好，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可是这为什么似乎成了十万个为什么？让我疲惫于自问自答。
是的，她终于来找我了，这是我没预料到的。而且她总是愉悦地谈起我们在砖厂做工时那些艰苦的日子，好像那些日子很快乐。是的，那些日子的确很快乐，因为有她的存在。
她坐在我的窗口，依然侧面坐着，双手搭在书桌上。我看着她的侧脸，像剪纸，波浪似披肩的短发，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翘的嘴形。
过了很久，她说我们唱歌吧！我说你先唱。于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美丽的旋律像小溪水一样流进了我的脑海。
当时，我无法相信，以后还有哪支歌有这首歌好听。在后来的日子里，在不再有白菊给我唱起这首歌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倾听过女中音之王关牧村唱起这首歌。可是，不再有听白菊唱起的时候美妙。
我记不清白菊是怎样唱完这首歌的，我一直愿意认为白菊那天唱起的这首歌根本没有唱完，这首歌的旋律似乎无处不在地一直伴随我。想起这首歌，就想起了白菊，想起了白菊就想起了这首歌。特别是在我年过四十的日子里，更是让我回忆起这首歌，回忆起白菊唱起这首歌的模样。我见过白菊不再年轻的模样，但我每次回忆起白菊，她总是波浪似披肩的短发，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翘的嘴形。我知道，在我的记忆里，她不再长大，不再衰老，她以一首歌永恒了她的年轻。
是的，那天她在我愿意认为唱不完歌的时候唱完了。我更清晰地记忆起，她那时候，双肘放在桌子上，歪着头向我微笑。她乌黑且亮丽的目光注视着我，是想告诉我说，她已唱完，该我唱了。她那天不再说话，因为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无需再用嘴巴。
那天，我也不再说话是对的，面对一双这样的眼睛，我用嘴巴表达什么是很浅薄的，我应该用眼睛与她的眼睛对话，可是我愚笨地低下了头。后来，我想，低头的事，自责也没用了，当时最少也应该低着头唱一首歌吧！可我没有。这没有让我一直遗憾至今。
我不知道白菊是怎样离开我房间的，但是，我永远记住了她是怎样来的。我曾无数次深深地回忆她是怎样离开的，可是这要命的细节我就是记不住。细节决定成败，就这样我失去了一次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太重要，重要得使我不能不失去。那时的我，也许是太年轻，根本不具备掌握这么重要的机会。对于一颗年轻的心来讲，美丽的机会来得早了一点，也是一种错误。这错误，使我与白菊失之交臂。
在那个冬日，我失去了白菊。在那个足使我伤痛一生的冬日，我并未意识到我可能失去白菊。是的，并未意识到是必然的。她与我在一个单位，我要找她是很容易的。既然很容易找到她，我怎么可能轻易失去她呢？
好吧！我得好好回忆一下，我是怎么失去她的。
应该是她的父母吧！她的父母是工人，白菊也是工人，不可能再找我这么一个工人吧！虽然，那时候最响亮的歌是——《咱们工人有力量》。也许是那时候歌唱工人的力量大，歌唱得满了天下，这无处不在的歌唱，使我们工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始动摇了，疑问我们的力量真的就这么大的时候，这时候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了。先是优待老知识分子，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是重用新来的大中专学生，说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
在这种时候，白菊的父母倾向白菊找一个知识分子是完全符合白菊本身的利益的。这一点，我也认同。这认同使我坚持不再去找白菊，在心里还安慰自己说是为了白菊好。
我自卑，我脆弱，我脆弱得想无比的强大。这想的强大，当时只能是在嘴巴上，我给领导自嘲说，老子一棵参天大树，被你们当烧火棍用。老子走了。领导说，你狗日的去哪里。我说，老子到大学里读书去。领导说，好，小崽有志气，老子就放你去。按编外工资发给你。这领导的爽快，使我下定了决心。领导和我大哥是光屁股长大的伙伴，我大哥比我大二十岁，可以说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人，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和他们没有两样？
说走我就走，也没去与白菊道别。没去找白菊，不等于我没遇见白菊。我在一群再也熟悉不过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谈天说地的场合遇到了白菊。说是遇到，其实就是专门去遇她。
那时候的冬天，野外地质职工都不上班。大家闲来无事，总在某个约定俗成的地方闲聊。我当然知道这地方在哪里，我当然要去那儿。那儿白菊一定会在。
在那儿，我显得很随便，就像千百个这样的闲聊没有异样。白菊不知道我要去读书了，其他的伙伴们更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说。看着白菊在伙伴们中谈笑自如和娇美的模样，我一阵心痛。我想，我就这样走了？总得带点她的什么，让我有所怀想。于是我走到她的身后，从她波浪似的乌黑亮丽的头发间，试图寻找到一根掉下来的头发。我太想找到白菊的头发了，我想我找得很仔细，头不自觉地朝白菊的头倾斜。当然，我不能太近，虽然伙伴们谈得兴趣正浓，不会察觉我想干什么。
我太忽视伙伴们的智力了，正当我装得若无其事地寻找头发时，一双手分别拨动了我和白菊的头，让我们的头，一下子撞在了一起。随着我们的头的一阵痛，轰的一声，大家笑了起来。
方国庆说，你们不好意思头挨头，我帮你们解决好了。说完，方国庆得意地扬了扬手又拍了拍手，一副慰劳手的样子，还对着杨柳挤眉弄眼的。杨柳当然并不理会方国庆的讨好卖乖，而是用手去关心白菊的头。
我的头肯定要硬一点，我的头痛一下真的没啥，可是让白菊的头痛，我不干了。我跳过去，一把揪住方国庆的衣襟，一拉一摔，他跌了一个狗吃屎。
在方国庆还没来得急翻身而起的空隙，我回头看了看白菊，看见白菊正摸着头和杨柳在笑，我放下心来。
看着方国庆满嘴都是泥，我有一点后悔。我可能过分了一点，就算杨柳看不起方国庆，根本不在乎我把方国庆怎样了。可方国庆太在乎杨柳了，我再咋个也不能让他在杨柳面前出这种丑。
这种让两人撞头事，是我们经常寻找的恶作剧，只要一有机会，谁都会这么来一下，谁也未生过气，这也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约定俗成的。那时候，地质队的驻地都在城郊的山坡上，我们这些地质队员的子女们，平时也没什么可娱乐的，恶作剧是我们重要的娱乐方式。
幸好，那时我们地质队的地面是草和泥组成的，否则方国庆非掉几颗门牙不可，或者嘴唇碎裂变成兔唇。幸好，其实这样感慨也不准确。如果那时地质队地面都是水泥地，我们也不会经常三五成群地摔跤玩。我们这些男伙伴们是经常摔跤的，根本不顾忌摔得狠不狠，因为摔得再狠，也没有谁受过稍重一点的伤。这摔跤也成了我们的约定俗成。一有什么不满意，或者解气什么的，动不动就摔。谁被摔倒了也不生气。
不过，今天不一样，方国庆肯定会生气，一是我摔他摔得没道理，二是我的摔他是趁他没防备，三是他在杨柳面前出了丑。这有点犯我们约定俗成的忌。见方国庆绷身起来，擦拭着嘴上的泥朝我恶狠狠地走来，我以为他要和我重新摔跤，我赶紧蹲马步摆好了摔的架势。我想大不了假装被他摔倒了事。
要真是这样，肯定了事了。方国庆可能被摔痛了，又被摔了个意料之外，的确，他千想万想也不会想到我会这样摔他。摔得一点道理都没有，不就是让我和白菊撞了撞头，这种恶作剧是常事，谁会这样报复呢？这事了不了，方国庆这时不想和我摔跤，他真的恼羞成怒了。他横眉瞪眼地指着我说，你狗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明明喜欢人家白菊，做梦都想与人家头挨着头。老子帮了你，你还摔老子。
方国庆这样一说，无疑当众宣布了我的隐私。那时候，男女之间的事是很令人害羞的事。这话又是方国庆说的，谁都会相信的，谁都知道，我与方国庆在砖瓦厂住在一间茅房里。
我的脸一下子红透了，那红还一直延伸到了脖子上。我侧头看了一眼白菊，见白菊一脸通红，也看见了周围的伙伴们一个个兴奋的样子。他们不兴奋才怪，平淡的生活，早让大家过惯了，发现隐私，是大家渴望的乐趣。
也许我脑子里的血，全都涌到了脸和脖子上，我的脑壳便一片空白，脑壳一空了，就成了傻子。人一傻了就说反话，结果那天，我说了这一生中最傻最令人后悔的话。我对着方国庆吼道，你才喜欢白菊，你才梦见白菊。
方国庆见我不顾一切地反击，他反而不知所措了。他左看一眼白菊又看一眼杨柳，这样来回看了几个往返，把个头扭得左右不是。他越想说清楚，越是说不清。由于心急，嘴巴也不伶俐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了半天也我不出一句话来；然后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了半天还是你不出一句话来。
在大家的轰笑声中，我拍了拍方国庆的肩说，你单相思就单相思，为什么要牵扯别人。说完，我扬长而去。留着个有话说不出的方国庆在那儿被人嘲笑。
三天后，我去了省城读书。在那难熬的三天里，我强忍着想见白菊的愿望。在那三天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到处仔细寻找，想找到一样白菊的东西，我甚至趴在地下找遍了每一个角落。我就不信，白菊来了这么多次，就没掉下一根头发。我这间简陋的住房，从未来过女人，只有白菊来过。只要找到一根长头发，一定是白菊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桌子的缝隙里，我终于找到了一根长头发。我小心慎重地把头发夹在莱蒙托夫的诗集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籍。
我把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从此再也未回过故乡。很多年过去，我找了一个有着波浪似披肩短发的妻子。有了家，我就把书放在了书房的书架上，很多年未翻看过这本诗集，那时候，我已到了不再狂热诗歌的年纪。
又过了很多年，我已经四十岁了。四十而不惑，是到了怀旧的年纪了。常常睡不着，睡着了有时会梦见儿时的伙伴白菊。偶尔的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不再年轻的关牧村正唱多年不曾听到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这首歌的怀念，泪花顿时盈满了我的眼眶。我走进书房，取下那落了灰尘的《莱蒙托夫诗集》。我翻开夹着白菊头发的那一页，头发在这一页已有二十年，依然色泽乌黑亮丽。这一页刚好是我二十年前最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名叫《帆》。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白菊。白菊醒在我的梦里，侧面坐着，双肘放在我简陋的书桌上，像剪纸，波浪似披肩的短发，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翘的嘴形。
第二天一睁开眼，我发现我泪眼蒙蒙。躺在**我起不来，我在想，二十岁的我，那么难受地离开白菊，为什么没流泪，难道年轻的我不相信眼泪。难道四十岁的我相信眼泪。无论怎样我深深地意识到，注定白菊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来到我的梦里。
我知道，在我的梦中，白菊不再长大，不再衰老，她以一首歌永恒了她的年轻。
我不知道，白菊也是否做梦，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做梦，白菊就会生动地醒在我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