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特别是猛兽，有自己生活的野外山林丛莽，有它们自己的领域。《孟子·滕文公下》曾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这表明儒家始祖认为，并非人兽之间非要有激烈冲突，而完全可以将野兽赶回到森林草莽之中，在自己的领地生活，与人类相安无事。
而人类因为经常远道旅途，有时不得不经过一些相对荒僻的区域，于是，人与猛兽遭遇的情况就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此时，人所能避免的被猛兽侵袭的原因，文学叙事体现了伦理化的意旨，如刘勇强教授指出的，清代小说中对于孝子与虎相遇的场面叙事，就存在一些雷同现象：
《娱目醒心编》之《走天涯克全子孝，感异梦始获亲骸》中老虎和山魅都不敢相犯孝子士元；《儒林外史》中的郭孝子更“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38回）；而《镜花缘》中老虎从孝女头上蹿过，“二人把头一摸，喜得头在颈上”（49回），就令读者有谐谑之感了。本来，孝子与猛兽的搏斗，正是表现人的信念和力量的大好机会，却被作者仅仅用作了“孝可格天”的游戏般象征性描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1]
的确，现实中的那些与老虎等猛兽遭遇的人们，哪里会都这样巧，也未必都会这么幸运，恐怕多半凶多吉少，难脱虎吻。这些文本，其实不过是在复述关于“孝诚感天”的一类惯常话语模式。按，郭孝子的本事，实来自唐人。张文虎《儒林外史评》评小说第三十八回写郭孝子打喷嚏，惊得老虎掉进山涧一事，就考察了较早出处：“《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云：‘唐傅黄中为诸暨县，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岸而睡。有虎嗅之，虎须入鼻。喷嚏声振，虎惊跳落岸。’此借为郭孝子事。”[2]
这可以说是标准的历时性互文母题并加以伦理重铸。按，事实上清人张文虎的发现，还不是最早的，先此，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卷三十五《非族部》就已注意到：“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令，有部人饮大醉，夜出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振虎，惊跃落崖下，遂为人所得。”而谢肇淛《五杂俎》也曾写到了“拔虎刺”的故事。而《宋史》卷四百五十六《孝义传》载：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贫，鬻薪养母，常适数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粝，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鸡初鸣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馀步，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泰匍匐而归。母扶持以泣，泰亦强举动，不逾月如故。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
“孝子”成为一种具有令猛兽感佩的伦理价值，与虎之“通人性”“有人心”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草亭老人《娱目醒心编》则写孝子曹士元入川寻夫，曾在老虎洞过夜，又遇到山魅而未遭不测，颇带有人兽相安的生态理想：
天明看时，只见满地毛骨，血痕点点，起身便走。走过数里，才见人家。居人见他来得早，便问：“客人，昨夜宿在何处？”士元告他宿处。人皆吐舌道：“此是老虎洞，如何宿在里头？”有的道：“此位客人，想是铜皮铁骨的，老虎不要吃他。”有的道：“你看他背上所负的榜，是个寻亲孝子，所以老虎不敢害他性命。”
……又尝于深山僻处见一妇人，通体精赤，发长数尺，散披肩上，向士元看了一回，走入深林中去了。问之居人，居人道：“此是山魅，见孤身客人，便要驮去求合，能致人死。想你是个孝子，故不来相犯。”所遇奇奇怪怪可骇可怕之事，如此者甚多，不能殚述。[3]
约乾隆年间烟霞主人《跻云楼》第二回《探慈母林内拾金囊》也写柳毅妻死，独与老母相依为命，他在秦乡绅家设馆教书，因回避其幼妾挑逗而辞归，途中遇一树木稠密处：“忽从林内跑出一异兽来，坐在当道，把柳毅截住，两旁无别路可转，你道这兽是何形状：‘非虎非豹是驼形，两目光圆赛铜铃。前后五足参差列，一角特殖势峥嵘。项间长鬃下垂地，身上肉鞍天生成。鹿啼马尾号神豻，专为孝子救灾星。’”柳毅哀诉说自己家中有七十岁的老母，那异兽却把柳毅的衣襟咬住往林内直拉，拉到一堆火旁，旁边有个褡子，柳毅拾起，其中有四封银子（二百两），柳毅想这是大盗所遗的不义之财，抛下，异兽又使角挑起，送至其手中，又拉其回到原路，示意骑到身上，那兽等柳毅把行李放好坐定，就把柳毅飞送回家。[4]故事中的异兽形象、行为，也是以兽通人语、通达人情为逻辑前提的。善良兽，远胜人间的不义子，生动表达了对于孝子标举表彰的民俗诉求。
虎与狼的对比，也体现了古人对于猛兽的较为完整的伦理评价。相关叙述似乎对于狼的评价不高，关于狼报恩的故事也特别稀少。清人甚至从性情角度试图予以解说，如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指出：“人之刚烈过分者，故猝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阴柔者遇之，则有死无生。夫虎性至刚烈也，然历观类书所载，义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则从无闻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时，而狼则亘古得小人之目也。”[5]其实，诸如《聊斋志异·毛大福》等，倒也不是没有载录，只是与虎相比实在太少。
因为对于猛虎性情刚烈的体认，有着两极对应式思维方式的古人还设想着，虎其实也有着温柔可驯的一面，甚至可以驯服，而为人所用。在人虎冲突较为激烈、兽灾载录较为多发的明末清初时代，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周府驯虎”条就记载：“先祖方伯公为河南按察使时，周王府有驯虎，日惟啖豆腐数斤。猛虎如此，何异驺虞！”而这类能讲猛虎当成家畜豢养的生态理想，也相传在一些偏远地区不仅有所实施，而且简直就是成功的驯养“畜力”的农事话语的叙述，实际上这也是由捕猎到驯养的一系列过程：
耕田黔多山，重峦深谷间时有虎迹。山居之农善捕虎，捕必生致之，以术豢养使之驯，能代耕牛之役。捕时，多设陷阱，诱以饵，使入。既得虎，缚其足而柙之，日按时投以食，食多谷类，稍杂以肉。虎初不欲食，饥甚，始稍稍食之。积数日，如其力已疲，乃以铁锤敲其牙，去之务尽，复剪伐其爪，使平贴如牛蹄。遂缓其缚，而柙则如故。日仍按时给以食，久之渐习，而食有加。察其状，至食尽若有馀求，别故弛柙门而纵之。虎既去，不三日，必复来，盖爪牙既去，不能攫获他兽；即攫获，亦不能啖食也。
农见虎之复至也，初不与以食，虎摇尾乞怜，乃以索系其颈，以曩食食之。惟就食之地无定所，或屋前，或屋后，或屋左，或屋右。锡（赐）虎以名，每食，辄指置食方向，呼而与之。久之，虎与人习，解人意，偶训之以简语，则状若倾听，意若领会，前后左右各知其方。苟执名而呼之曰：“某，来前！”虎即趋而进；曰：“退后！”虎即慑而退，左之右之，固无不宜之矣。于是架之以犂，使习耕，初犹须人之董率也，继惟坐而叱使之，无不如命。且力强而性奋，无牛之惰，有牛之功，故农不畏之而转喜之也。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耕虎杂其中，于于偕行，牛羊与虎，固耦俱无猜也。[6]
对这一驯养过程的描述，仿佛又让人们回到了那驯养野牛、野马的蛮荒时代。没有理由怀疑虎的智力，因为从现今马戏团的驯兽表演的情况看，这一驯虎故事，体现的民俗记忆，应当还是真实可信的。而这符合农耕民族生态理想的驯虎实践，可能有夸张的理想化成分，但也不排除曾经有过的类似的努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如此人兽和谐生态理想的叙事，又是一反人兽对立、人与猛兽互为宿敌的态度，具有深刻的反文化意义。而同时，这又是古代农耕民族实用化、务实精神的民俗话语。
[1] 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文学遗产》，2000（3）。
[2] 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39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3] 草亭老人：《娱目醒心编》卷一《走天涯克全子孝，感异梦始获亲骸》第二回，第10—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烟霞主人编述：《跻云楼》第二回《探慈母林内拾金囊》，第224—225页，沈阳，辽沈书社，1992。
[5]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八《虎狼》，第4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黔人豢虎》，第2271—22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