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诚而感动猛兽，似来自外来佛经故事的文学表现。这些带有人兽平等相亲观念的叙述，成为具有生态伦理学意义的文学话语，有力地颠覆了猛兽食人、人兽对立的旧有观念，也使得人与猛兽相安相亲，甚至沟通互助的民俗想象具有扎实的逻辑前提和社会心理基础。
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卷四《义解一》也写于法兰冬月在深山修道：“冰雪甚厉，时有一虎来入兰房，兰神色无忤，虎亦甚驯，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来受法，其德被精灵，皆此类也。”[1]
此又参见南齐王琰《冥祥记》：“晋沙门于法兰……器识沉秀，业操贞整。寺于深岩。尝夜坐禅，虎入其室；因蹲床前。兰以手摩其头。虎奋耳而伏。数日乃去。”
不过，在南朝诸僧传叙述中，更多的还是诵经狮子不伤的描写，其带有外域文化的特色，因为狮子本不是中国大陆所出产的动物。如《高僧传》卷三写法显从中土西渡流沙，快到天竺时，不顾寺僧的劝阻，连夜行进：“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2]《高僧传》卷六对于释法安传在猛虎面前，没有遇到通常的危险，其描述也是非常生动形象的：
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释法）安尝游其县，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闭闾，安径之树下，通夜坐禅。向晓闻虎负人而至，投之树北，见安如喜如惊，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据地不动，有顷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是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3]
这些高僧大德，之所以得到猛兽的亲近，主要还是凭借佛法的力量。
当然这种人与动物相安相亲，并不限于猛兽，而几乎遍及所有的飞禽走兽。《高僧传》卷三《译经下》写天竺僧人僧伽达多来游宋境（中原），得到鸟兽的关照，特意前来为他提供食物：“尝在山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虚斋，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授之。达多思惟，猕猴奉蜜，佛亦授而食之，今飞鸟授食，何为不可？于是受而进之。”
猛虎流泪的故事唐代僧传已有叙述。《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引唐《高僧传》称释智聪住扬州安乐寺时逢大业之乱：
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食。恒有虎绕之，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忽发言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师欲渡江至栖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时泪流，聪曰：“尔与我有缘也。”于是挟四虎利涉，既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鸣号，以为恒式。[4]
唐人惠祥《弘赞法华传》卷八也称，勤于孝养的韦仲珪：“父之卒也，谢遣妻妾，庐于墓老，犹信佛教，颂《法华经》。昼即负土成坟，夜即专诵斯典。精诚不倦，绵历岁时。常有猛兽夜至庐前，蹲踞听经，久而不去。仲珪正念曰，不愿猛兽之相逼也。兽即起去。明旦，见绕墓生芝草，七十三茎，当坟前者，行列次第，如人种植，皆朱茎紫盖，盖茎二寸，光色异常。邻里以告州县，时辛君昌为刺史，沈裕为别驾，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鸟如鸭，衔双鱼，各长尺许，飞来集君昌前，置鱼于地而去。君昌等犹深嗟叹。采芝草封奏诏旌问，后不知所终。”[5]孝子悼亲，感动得猛兽改变了将人类作为捕猎对象的本性，而其他的动植物也出现了异常的景象，以为烘衬，这显然是将中土的孝道传统与礼佛宣传结合起来，于是，通灵仁义的猛兽在这里成为中外文化、史传文学与宗教结合沟通的一个道具。
关于动物听经故事，是佛教自神其教，用以宣佛的一个重要母题。三国时康僧译《旧杂譬喻经》上《狗听经喻》写：“昔有沙门，昼夜诵经。有狗伏床下，一心听经，不复念食。如是积年，命尽得人形，生舍卫国中作女人。长大见沙门分卫便走，自持饭与，欢喜如是。后便追沙门去，作比丘尼，精进得应真道也。”佛教类书《法苑珠林》每卷之后的“感应缘”中，就搜集敷衍了不少这类故事。刘宋时竺道生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写了野狐听经，论者指出过外来佛经故事与中土衍生故事的差别：“中土的动物听经故事在于弘扬佛经的神异，劝人信佛诵经，广积功德。此乃佛教发展的需要，也是‘释氏辅教之书’的最终目地。而佛经之动物听经故事，则在于宣讲佛教轮回之说等，既着意于佛理。”[6]
孝子守亡亲之墓得到灵兽护佑的母题，也可以说明人与猛兽相安相亲的问题，早已引起关注。唐僧惠祥《弘赞法华赞》卷十，写马衡：“父母丧亡，庐于墓侧，营造坟茔三所，皆躬自负土，积三年乃就，境甚高峻，人所叹服。每在庐中宿卧，恒有大白蛇曳身庐屋上，垂头临户，若欲出入，蛇即缩头避之，如是为恒，不至侵害，状如守护。又有一白狼，恒去来，卧起庐侧。……”[7]其是否也影响到了唐修史书对此类叙事的关注？
可见在高僧面前低眉顺眼的，并不只猛虎，大蟒亦然。宋人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卷下也称：“南岳西园兰若昙禅师，养一灵犬，常夜行次，其犬衔其师衣，师即归房。又于门侧伏守而吠，自奋身作猛噬之势。诘旦东岭有一大蟒，长数丈许，张口呀气，毒焰炽然。侍者请避，师曰：‘死可避乎？彼以毒来，我以慈受。毒实无性，激发则强。慈苟无缘，冤亲一揆。’言讫，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见。又一夕有盗，犬亦衔师衣。语盗曰：‘草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盗感其言，皆去。”[8]
在一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猛兽是否能让人在眼皮下面免于成为被猎取的食物？在食物较为充足的情况下，人兽相遇没有发生不愉快，也是可能存在的事实。康熙十六年修《铁岭县志》卷下载有清初诗人左懋泰（1597—1656）所作《送虎行》：“猛虎当路坐，行人皆辟易。爪牙静不张，眼光下照石。恨无朱亥椎，奋臂碎其额。虎亦太恣雎，故与人相厄。徐行踏怒去，但留虎蹄迹。”[9]在人与虎距离不远的情形下，虎并未攻击人。
猛虎，在传统文化延续其内的民初武侠小说中，往往成为看家护院的警卫，烘托武功高深的江湖前辈具有降龙伏虎的道行。平江不肖生写魏壮猷随着老头，弯弯曲曲的走到里面一个小厅上，不禁蓦然又吃了一惊：
原来这厅上，睡着一只牯牛般大的斑斓猛虎，那虎听得有脚步声，一蹶劣跳了起来，待向魏壮猷扑来的样子。魏壮猷才被鹰吓了那们一大跳，惊魂还没定，哪里再有和猛虎抵抗的勇气呢？吓得只向老头背后藏躲。亏得老头对那虎叱了一声，那虎才落了威，拖着铁枪也似的尾巴，走过一边去了。魏壮猷心想：幸亏我在白天遇了这老丈，若在黑夜，冒昧到这里来窥探，说不定我一条性命，要断送在这两样禽兽的爪下。魏壮猷一面这们着想，一而跟着老头转到厅后一间陈设很古雅的房里。[10]
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僧道亲和猛兽、猛兽皈依宗教的信奉传统，基于此，僧道之士多藏有武林名师，于是，佛道信仰与武侠世界的种种民俗事象便有机结合起来了。而现代郭则沄《洞灵补志》也在重温驯养虎的故事：“蜀人张某以画名，居吴下某巷，豢一乳虎，云得自汉口。初亦制笼，虎不肯入，遂听之出入堂室，驯扰如猫。儿童提其耳，挽其尾，虎帖然也。惟每饲必以熟肉，偶咆哮，鸣金吓之则伏。且引之受戒于某大师，名以‘革心虎’。傅沅叔借寓其家，即与虎共室卧。初亦惴惴，渐亦安之。……”[11]
从有限自然资源科学合理分配的角度看，现代生态主义者多数不赞成驯养肉食动物，特别是那些食量较大的猛兽：“富裕国家饲养动物生产肉类所浪费的粮食，如果分配适当，确实足以消除全世界的饥饿与营养不良。”[12]
不过，让虎为代表的猛兽能在山林中有一席生存之地，应该成为现代文明努力的目标，因为虎狼一类猛兽的存在，的确可以优化、消减那些不利于植被保护的食草动物。即，在某一地区，猛兽的存在，会制约食草动物的繁殖数量，从而起到保护植被的作用，从而使得荒野不被过度地受到食草动物的破坏。如利奥波德所指出的：“在最为严重而黑暗中加剧的对荒野的侵犯当中，有一个是对食肉动物的控制而进行的。情况是这样的：为了大型猎物的管理上的利益，一个地区的狼和山狮被除掉了。于是，这些大猎物群（通常是鹿或驼鹿）便逐渐增加，并超出了猎区可承受的食用草的负荷点。这样，就必须鼓励猎人们去猎取这些猎物……”[13]另外，在维持物种多样性的意义上来说，猛兽的保护也特别不应忽视，又如同美国学者运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来讨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指出其带有可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明证：“例如恶毒的鲨鱼对于高贵的大海与马林鱼、海豚和海鱼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消灭鲨鱼也会威胁它捕猎的物种的生存；鲨鱼通过削减那些老弱病残者，鲨鱼确保了最健康和最强壮者的生存；鲨鱼通过削减鱼的数量，使它们与食物链成比例。于是圣地亚哥的自我怀疑比希腊的傲慢和基督徒的自豪更值得探讨。除此之外，他假定生物世界唯一的秩序是他狭隘的理解所能提供的，这是更大的愚蠢。”[14]所以，尽管虎一类猛兽有着与人相亲相安的可能，但它们作为食肉动物的本性及其随之而来的生态功能，也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古代关于人与猛兽相安相亲的叙述，不一而足。因此，在三种环境——城市、郊区、荒野中，荒野特别需要保护。保护荒野，保护肉食为主的猛兽们有自己种群的栖息地，才能维持物种的多样化，给草食动物留下了天敌，植被有了根本性的保障，也为物种的丰富性、持续性发展、维持提供了方便。生态学家指出盘尼西林（penicillium，青霉素）本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无用的霉菌：“作为文明基础的小麦是一种很普通的燕麦和野草杂交（可能是偶然地）而成的。谁能说得清未来奇妙的食物和药品会来自哪些物种呢？就算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濒危的生态系统中，仍然可能存在着某些具有潜在用途的物种”；“荒野具有消遣、审美、科学研究、历史、性格模塑、多样化、辩证统一和宗教的价值。”[15]，也有着长远的生态伦理价值。
[1] ［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一，35c—36a，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影印）。
[2]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四《义解一》，第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译经下》，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六《晋新阳释法安传》，第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百九，第7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第18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7] ［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一，44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影印）。
[8] ［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一，1081b，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影印）。
[9] 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56页，沈阳，辽沈书社，1986。
[10]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四十二回《魏壮猷失银生病，刘晋卿热肠救人》，第32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9。
[11] 郭则沄：《洞灵小志·续志·补志》，第35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12] ［美］彼得·辛格：《动物的解放》，祖述宪译，第151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13]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惠译，第18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4] ［美］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第1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第8、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