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档案 ☆
片名：钢琴家
外文：The Pianist
导演：罗曼·波兰斯基
编剧：罗纳德·哈伍德
主演：阿德里安·布洛迪、艾米丽雅·福克斯、米乔·赞布罗斯基
上映：2002年5月24日
国家/地区：法国、德国、波兰、英国
片长：150分钟/142分钟（西班牙）
获奖：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
波兰斯基，1933年8月生于侨居在巴黎的犹太人家中，父亲是画家、母亲是俄国人。不久，法国兴起了排犹浪潮，他们举家迁回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也很快被德国人侵占，犹太人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危险。身怀八个月大婴儿的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杀害。波兰斯基侥幸逃脱，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与幸存的父亲相见。战后，波兰斯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电影事业，拍摄了一些优秀短片，并以第一部长片《水中刀》在第25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费比西”最佳导演奖、第36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奖，从此他跨入了世界影坛的舞台。恐惧和神秘感一直萦绕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思辨性强，有着对生命和人性独特的剖析，大多涉及暴力、死亡和恐怖，揭露人性的罪恶，也因此被誉为电影史上的“罪恶大师”。影片改编自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死亡的城市》，在书中，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尔曼回忆了华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痛，以及华沙犹太人在这场灾难中对于求生的痛苦挣扎。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波兰斯基一直想拍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电影但又不敢触碰。这本书中真实、客观、冷酷的态度打动了波兰斯基，于是他耗资3 500万美元，在捷克、柏林取景，拍摄了这部影片，并一举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多项大奖。
波兰斯基定义这部影片为：“它表现一种音乐的力量、爱的力量，以及反抗一切罪恶的勇气。”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有很多，而这部影片选择了残酷的战争和平静的钢琴家之间的故事，音乐家多舛的命运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斯皮尔曼在战争开始前是一位备受尊崇的钢琴家，他热爱音乐，正直、善良、执着，受人们的追捧和爱戴，战争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一切。从开头波兰电台录制室里突如其来的轰炸，犹太人被限制到没有公共场合可以休息谈话，到后来被要求佩戴犹太人特有的标志，被驱逐进犹太人专区、甚至进入集中营。斯皮尔曼被迫停止了演奏，无奈卖掉了生命般珍贵的钢琴，在犹太人专区看到可怜的小孩在墙角的洞里被打死，他认识到，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不再有音乐，不再有人性。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情况下，个人存亡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家破人亡的他心里唯有“求生”两个字，颠沛流离甚至屈辱都没有可以支撑身体的食物显得重要。他在一个废墟中，被一位德国军官发现，他手无缚鸡之力，甚至饿得站不稳，但是坐在钢琴前，他生命里音乐的力量被唤醒，打动了上校，得到了食物，保全了性命。战争结束后，斯皮尔曼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在六年前被炮火中断的波兰电台录制室里，演奏了他未完成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饱含泪水。人们身体和心灵上的重创是战争刻下的烙印，当人性在饥饿和废墟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求生就是最好的反抗。
波兰斯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自己的态度。他曾拒绝了《辛德勒的名单》，而遇见了《钢琴家》，就选择了它。他认为这样的生命在战争更加真实、客观。他要达到的效果不是观众在看一段悲剧历史，而是走近这段历史事件中的某一个人，一段真实的故事。所以，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像《辛德勒的名单》里那样宏大的使命感和救赎责任，也没有群像的出现，看到的仅仅是在突如其来的战争中，惊慌失措的一个家庭。影片落脚在这个家庭中的钢琴家身上，没有英雄，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没有辛德勒那样的英雄出现，这里面出现的各色人都表现了人性的一面，有好的、有坏的，大都贪生怕死，不择手段地活下去。对于灾难来临时人们的选择，《钢琴家》和《一九四二》的导演都选择了同样的态度，就是“要活下去”。导演用了个人视角来走近它，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像是这个家庭中沉默的一员，藏在角落里，静静地看兴衰与别离，当然其中还有一些钢琴家的主观镜头，从他的视角里，我们看到被垒砌的犹太区墙壁、被扔下楼的老头，被碾轧的尸体和被打死的小孩。但导演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并没有过多的抒情镜头。上一个镜头是斯皮尔曼看到被打死的墙角的小孩，难过而湿红了眼眶，下一个镜头就是在家里的餐桌上，大家开始议论起政局。没有复杂的景别变换和场面调度，甚至没有广角、大全景的场面来加以抒情，只是呈现，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历史，仅仅是事件发生的事实，没有更多导演的主观情感夹杂其中。波兰斯基对于这部影片的态度就像是开篇呈现的纪录片《华沙，1939年》，它仅仅是纪录、是再现，或许不是对事件和历史的真实记录，但却是对人性真实选择的写照。
从拍摄和剪辑手法来看，影片多采用跟拍、长镜头、远景等一些客观的呈现方式，保持冷静、平淡的态度，克制人物的情绪，塑造写实风格。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访谈时也说：“我拍摄的内容与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相关，所以在拍片时，我花大力气重现我回忆中的场景，甚至不用担心想要表达什么，因为其义自见，你只需要做到忠实、详确。”[6]斯皮尔曼卖钢琴的段落是他离开音乐开始逃生的转折点，狡猾的波兰人看了钢琴后淡淡地给出2 000波兰兹罗提的低价。家人都在为这适时的宰割愤愤不平时，镜头给了哥哥一个景深镜头：观众看到门框后坐在另一房间的斯皮尔曼哀伤的侧脸。他低着头，斜倚着椅子，沉默，在一片争执声中，只是淡淡挥挥手说：“拿走！”没有争吵、没有愤恨和讨价还价，对于这样一个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连最后一眼都害怕看，这才是伤痛，痛到心里。战争题材中，人的生命就像坟头上的草芥一样，死亡和丢失的角色也到处都有。镜头并没有对准他们，只是街头被报纸铺盖的一角，或者惨死在墙角下的一抹红色，他们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在挣扎着求生的人。在被转移期间，斯皮尔曼来到了一个有钢琴的屋子里，并被告诫旁边就是德军基地，要保持安静。当他看到久违的钢琴，径直走过去坐下，抚摸琴键，开始了“演奏”。突然背景音乐空格了，好像一场演奏会一切就绪，等待钢琴家的出场一样，当手指落下的一瞬间，琴声飘扬，斯皮尔曼表情安详、自由，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重拾了音乐、安抚了伤痕累累的心。正当观众准备宽容他的莽撞行为时，镜头切到了琴键旁，手指悬空在演奏，好像是一种新型的演奏方式，琴声飘出窗外，与纷飞的大雪融为一体，可是街道的两旁住的确是一对敌人，抹杀了这美的音乐和景色。观众的情绪到这里已经被高度抑制，从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在观察，看到的一切都让人深恶痛绝，导演却没有给观众一个抒**感的机会，镜头依然冷静、近乎肃杀。这种情感的处理和《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表现手法大不相同。《辛德勒的名单》中用了恢宏大气的音乐和大场面来描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可怕，全知视角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罪恶是多么血腥、残暴，而无辜的、无知的人们是多么可怜、卑微，观众对于战争会产生绝对的愤恨，以至于在结尾处大量的煽情让人不禁潸然泪下。在这部影片中唯一的抒情就是六年以后，斯皮尔曼又可以回到当初战争开始的地方，完成那首未录制完全的曲子。在演奏中，他不禁湿红了眼眶，但仍然在抑制内心的复杂情感。即便如此，他因为没有找到德国军官而失望，也没有说一句话，而是蹲在下过雨的地上，看着远处的夕阳，一切都终于平静下来了。
整部影片结束，观众跟着导演看到了一段历史下，一个人真实的生存和选择，这是再真实不过的生命，这也是本片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