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村支书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来到光明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宣布这名男子叫常盼春,是个文化人,但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需要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加以改造,大家要好好监督。
当晚,常盼春夹着一床薄棉被,住进生产队低矮的牛棚里。
刚开始接触群众,他显得有些拘谨,成天低垂着眼帘,不敢正眼瞅人,也很少同人叙话,即使有人主动与他攀谈,他也总是一问一答,声音细小得如蚊嘤,每当见到队长老倔头,他总是条件反射似地来个立正姿势,两手局促不安地在面前搓来搓去。
一天中午,常盼春埋头在泥桌子上面画“猫蝶戏春”,老倔头悄悄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冷不丁地说了声:“你会画扑克吗?”常盼春惊悸地抬起脸,嗫嚅道:“会的,会的,只是画得不太好。”老倔头朗声一笑:“你不要拉蚂虾过河——牵须,会画就给俺画一副。”
几日后,常盼春把一副扑克牌送到老倔头手中,老倔头喜得两眼眯成一道缝,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递给常盼春,常盼春一边躲闪,一边退后,手摆得像风中荷花,涨红着脸连连说:“这怎么行,举手之劳……”老倔头只得把钱装回口袋,挽留他在家中吃午饭,常盼春受宠若惊地遵命。
不久,在生产队大会上,经老倔头提名,社员集体表决,常盼春被选为记工员,随后,常盼春搬离牛棚,住进新盖的一间土坯房内,这间房屋成了事实上的年轻人开心逗乐的场所。
光明生产队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世世代代鲜有读书者,百余口人仅队会计念过两年书,账本上白字连篇。那年月时兴念报纸,这可难坏了队会计,遇到不认识的字,干脆就跳过去了,群众只有摇头嗟叹:“这哪叫政治学习呀,简直是花果山开批斗会——活逗猴!”随着时光的流转,乡亲们已经把当初村书记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常盼春成了本队二十九户人家书信的执笔人,民事纠纷的调解人,队里重大决策的参与人,许多次,他以一位有头有脸的贵宾身份,出入于农家的红白喜事餐桌上,陪同大队干部和小学老师吃饭聊天。
老倔头的二弟媳翠花与常盼春年龄相仿。她性格开朗,伶牙俐齿,时常与不善言辞的常盼春逗玩笑,偶尔还冒出半荤半素的段子,常盼春时常被弄得满脸绯红;他呢,有意无意地拿眼睛偷偷瞟她,有几次,他直勾勾地只顾看她,竟把两个社员的工分记了个张冠李戴,这一切,都被老倔头看在眼里,心里想:这小子,也不能算是一只好鸟,给点颜料就要开染坊了!
时光荏苒,时间的车轮碾到了1976年的夏天。
这天上午,天上下着大雨,生产队没有出工,一群后生跑到常盼春屋里打扑克,扳手腕,吹牛皮,整个房间闹翻了天。在追逐嬉闹中,一个小伙子撞翻了常盼春的纸箱子,蓦地,一大卷形象逼真的人物素描画抖落一地,粗粗一看,几乎全是翠花的半身像,大家立马伸长了舌头,变了脸色,惶惶然作鸟兽散。
中午,老倔头领着翠花家里面的人,一路骂到常盼春屋,翻箱倒柜,寻找翠花的画像,并把屋内锅碗瓢勺一砸干净;翠花则满屋子地追打着常盼春,他的脸上片刻就被抓出几道血痕。折腾了好一会,老倔头甩下一段话:“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人面狐心,你等着,下午大队民兵就要来逮你,你死都死不掉,哼哼……”
下午的雨似乎更大,风带着哨音,但丝毫挡不住几位全副武装的大队民兵的工作热情,他们一踏进常盼春的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农药味,慌忙往里赶,见常盼春身着一套洁白的旧西服,静静地躺在**,死了。
1977年1月,一封注有“东南美术学院”的公函寄至光明生产队,信的大意是:常盼春校长的右派问题已得到平反,要他立即回校主持校务工作。
一年春天,一位长相与翠花酷似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在常盼春的坟茔前哭得死去活来。
翠花见状,眼圈一涩,抱头跑进自家**。
老倔头傻傻地站在人群中间,手中还攥着常盼春为他画的那副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