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村支书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来到光明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宣布这名男子叫常盼春，是个文化人，但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需要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加以改造，大家要好好监督。

当晚，常盼春夹着一床薄棉被，住进生产队低矮的牛棚里。

刚开始接触群众，他显得有些拘谨，成天低垂着眼帘，不敢正眼瞅人，也很少同人叙话，即使有人主动与他攀谈，他也总是一问一答，声音细小得如蚊嘤，每当见到队长老倔头，他总是条件反射似地来个立正姿势，两手局促不安地在面前搓来搓去。

一天中午，常盼春埋头在泥桌子上面画“猫蝶戏春”，老倔头悄悄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冷不丁地说了声：“你会画扑克吗？”常盼春惊悸地抬起脸，嗫嚅道：“会的，会的，只是画得不太好。”老倔头朗声一笑：“你不要拉蚂虾过河——牵须，会画就给俺画一副。”

几日后，常盼春把一副扑克牌送到老倔头手中，老倔头喜得两眼眯成一道缝，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递给常盼春，常盼春一边躲闪，一边退后，手摆得像风中荷花，涨红着脸连连说：“这怎么行，举手之劳……”老倔头只得把钱装回口袋，挽留他在家中吃午饭，常盼春受宠若惊地遵命。

不久，在生产队大会上，经老倔头提名，社员集体表决，常盼春被选为记工员，随后，常盼春搬离牛棚，住进新盖的一间土坯房内，这间房屋成了事实上的年轻人开心逗乐的场所。

光明生产队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世世代代鲜有读书者，百余口人仅队会计念过两年书，账本上白字连篇。那年月时兴念报纸，这可难坏了队会计，遇到不认识的字，干脆就跳过去了，群众只有摇头嗟叹：“这哪叫政治学习呀，简直是花果山开批斗会——活逗猴！”随着时光的流转，乡亲们已经把当初村书记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常盼春成了本队二十九户人家书信的执笔人，民事纠纷的调解人，队里重大决策的参与人，许多次，他以一位有头有脸的贵宾身份，出入于农家的红白喜事餐桌上，陪同大队干部和小学老师吃饭聊天。

老倔头的二弟媳翠花与常盼春年龄相仿。她性格开朗，伶牙俐齿，时常与不善言辞的常盼春逗玩笑，偶尔还冒出半荤半素的段子，常盼春时常被弄得满脸绯红；他呢，有意无意地拿眼睛偷偷瞟她，有几次，他直勾勾地只顾看她，竟把两个社员的工分记了个张冠李戴，这一切，都被老倔头看在眼里，心里想：这小子，也不能算是一只好鸟，给点颜料就要开染坊了！

时光荏苒，时间的车轮碾到了1976年的夏天。

这天上午，天上下着大雨，生产队没有出工，一群后生跑到常盼春屋里打扑克，扳手腕，吹牛皮，整个房间闹翻了天。在追逐嬉闹中，一个小伙子撞翻了常盼春的纸箱子，蓦地，一大卷形象逼真的人物素描画抖落一地，粗粗一看，几乎全是翠花的半身像，大家立马伸长了舌头，变了脸色，惶惶然作鸟兽散。

中午，老倔头领着翠花家里面的人，一路骂到常盼春屋，翻箱倒柜，寻找翠花的画像，并把屋内锅碗瓢勺一砸干净；翠花则满屋子地追打着常盼春，他的脸上片刻就被抓出几道血痕。折腾了好一会，老倔头甩下一段话：“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人面狐心，你等着，下午大队民兵就要来逮你，你死都死不掉，哼哼……”

下午的雨似乎更大，风带着哨音，但丝毫挡不住几位全副武装的大队民兵的工作热情，他们一踏进常盼春的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农药味，慌忙往里赶，见常盼春身着一套洁白的旧西服，静静地躺在**，死了。

1977年1月，一封注有“东南美术学院”的公函寄至光明生产队，信的大意是：常盼春校长的右派问题已得到平反，要他立即回校主持校务工作。

一年春天，一位长相与翠花酷似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在常盼春的坟茔前哭得死去活来。

翠花见状，眼圈一涩，抱头跑进自家**。

老倔头傻傻地站在人群中间，手中还攥着常盼春为他画的那副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