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自认不笨，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掌握在人类社会里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

根本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好像有人一拍脑门，决定了这个“好”，那个“不好”；而我就不得不在这么随意而定的规则拘束内，过完我的一生。

养母说，主动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事——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都不可以做。

那么我如果从一家大型连锁商店里拿走了想要的东西，伤害了谁呢？

比如说沃尔玛（我要打一个你能听懂的比方），作为一个公司，既没有精神，也没有身体，更不缺钱。我拿走了东西，对谁造成了伤害？然而这也不可以做，真是莫名其妙。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是的，小时候的我没有办法以某一个原则，去衡量判断个体的事例。我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判断自己需不需要进行伪装，类似于动物的自保本能；但我并不知道，我需要伪装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是错的。

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所谓的善恶对错，对于我来说就像白噪音一样，茫茫然一片，分辨不出形状与边界。

或许我现在也没有发展出这种能力，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但是你和每个孩子一样，都代表了许多的可能性与希望。”养母会这样告诉我，“我会一点一点地告诉你好坏善恶，你判断不了没关系，你只要把它们都记住就好了。”

有一次，我试探着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伤害别人？”

换了别的父母，或许会说“将心比心，你也不愿意别人伤害你”；这种话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我当然不会让别人伤害我，但这怎么就代表我不能伤害别人了？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养母想了想，说：“因为你会招来别人的仇恨。人啊，是一种社群动物。即使是你，也无法离开人类社会独自生活……在仇恨和惩罚的环绕下，你的生活会变得很痛苦。”

我深以为然。

养母说：“你痛苦的话，我也会痛苦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那时不到十岁，已经彻底不再在她面前伪装了，有时我说的话，直接得连自己也吃惊：“不是施加在你身上的，你干嘛会痛苦？你如果被车撞了，我也不会难受啊。”

养母闻言，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浇水壶。天光从窗外照进来，映得那一盆油画竹芋色彩鲜亮，映得她嘴唇皮肤都泛了白。“我知道。”她最终轻轻地说，“我痛苦，是因为我爱你啊。”

我充耳不闻，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漏洞，立刻问道：“那我只要不被别人抓到，不招惹别人仇恨就可以了吧？”

“你可以试试啊，”养母仍旧平静地说，“你当它是个挑战好了。你去做一件你想做但规则不允许的事，你看看我能不能抓到你的马脚，如何？我可不是什么警｜察侦探，可如果连我也能抓到你，你自然就要按照我教你的规则来生活，对不对？”

那时的我，完全低估了一个成年人——尤其是我养母这样高知高智的人——究竟能有多少资源、办到多少事；本质而言，这是一个多么不公平的挑战。但是我好胜心起，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结果我不但被察觉了、被阻止了，还被养母带去给人家登门道了歉。

我丝毫不认为我做的事是不该做的事，我却还要为此向那种平庸低质的人道歉，实在不异于一场公开羞辱；但我想，养母一定对此清清楚楚。

她想要让我品尝到一点做了坏事被抓后的惩罚。

“再来一次吧，”我那时已经察觉到，养母对我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容忍，只要我不“过线”，她总是愿意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这次不算，我没准备好！”

就这样，我和养母之间形成了一种只有我们两人知情的“捉迷藏”游戏。

这个奇怪的捉迷藏游戏，我们只进行了四次；最后十岁的我总算不甘不愿地承认了，要躲过这个社会的监察与约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或许不太值得去冒险。

在我一点点记住了好坏善恶之后，接下来就是练习自控力和寻找合理的发泄方式。

作为一个孩童来说，我有极高的自控力，但是就像连环杀手忍不住杀戮欲一样，我的自控力再高，也不可能忍一辈子。

养母想了很多办法，为我介绍了一本又一本悲剧性的名著，讲述恶性事件或现象的纪录片，带我去纪念战争和屠杀的博物馆等等……人类自诩拥有道德与规则，然而他们犯下的邪恶与罪行，却是够我慢慢欣赏一辈子也看不完的天量数字。

只不过，轮到我要做同样的事就不行了。正常人能做，我却不能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充满讽刺的虚伪。

很难想象，其他人在体验那些东西的时候，居然会产生“满足”以外的任何情绪。

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儿，在一个什么事件幸存者的演讲会场里落了泪，似乎十分伤心；我近乎着迷地看着她的眼泪，在近距离上感受着她新鲜的、跳动着的痛苦——新鲜食物，总是比干货更好吃的——同时，我心里也在又一次疑惑：为什么要哭？这件事又没发生在你身上。

养母用指甲尖掐了我一下，稍微有点疼。

在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时，她说：“你手背疼，我的手背就好像也在疼一样。其他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看见了别人的伤痛，就好像自己也感觉到了，所以才哭了……你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能产生正确的反应就好了。”

她说她爱我；那么，难道那个女孩子也爱做演讲的事件幸存者吗？

我走过去，向那个掉眼泪的女孩子递上了一片纸巾。

对我的一切教育，养母都没有向养父提及一个字。这一点，是我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才发现的。

从我不足六岁来到养父母家，到我十五岁的这段时间，大概是我养父最满足最平静的日子了。有养母看着，我当然没有机会做什么；他时不时会试探，教育我，一般而言，总是对他得出的结论很满意。

养父那时十分为我骄傲，尤其是我已经被一所顶尖大学录取，秋天时就要离家去入学了。不过实话实说，他对我的骄傲，对我而言没有分量。

他再欣赏我，为我满意，替我操心也好，如果他突然遭到了不幸，依然不能阻止我从他的身上得到满足。

养母也是一样。

说来惭愧，我这样的人，也会受青春期的荷尔蒙影响，产生逆反抵抗的叛变。

有一次，养父愉悦地对养母说起，应该如何更准确地对个体案例做判断，他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给养母听——不知道是哪个细节或线索，让我突然明白了，这是养父在以一种有教养的方式，向养母洋洋得意地说“你看，我说得对吧，是你错了”。

我察觉到了一个最好的复仇方式——是的，我那时觉得自己是在复仇。

养母在邻市有一个为期两天的座谈会，这是我唯一一个机会。我知道，我喜欢的感情上的折磨，需要铺垫准备很长时间，就算条件满足了，结果也往往幽微难察；为了直接地起到最大效果，我必须采用我不那么享受的办法。

我掐死了邻居的狗。

养父那时看见的景象，就是他人人称羡的儿子，背对着他跪在草地上，双手下压着一只逐渐咽了气的狗。

虽然这种粗暴的残杀不是我的首选，但要说我有多么不满足，那倒也不至于。我看着它拼命挣扎、四脚踢蹬，将地上的草和土都刨了起来，喉咙里呜呜咽咽，却就是发不出叫声（我可以教你怎么阻止声带颤动）；临死那一刻，它的眼睛还望着邻居家围墙。我想到狗也有一定智力，或许直至最后一刻，都希望能看见主人出现……

后来的事，我不说你可能也能想到。

我只要说，“我早就想杀了，只是妈妈一直看管着我，我才会趁她不在的时候下手”，就足够让养父把一切碎片都拼接起来了：他错得有多离谱的羞侮，他被结发妻子一直蒙在鼓里的可笑，他所面对之人有多可怕的现实……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丰富细腻的人，肯定能想出更多种激**而复杂的情绪。

养母回家的那天晚上，他们谈了很久很久。

我第一次听见养父居然也能发出那种像狼一样的嘶哑哭号；短短的，只有几声，卧室门后就重新安静了下去。

我想，他可能也在用一种微渺、可悲的方式爱着我吧。

不管爱究竟是什么，在那一天之后，养父对我的爱都终结了。他们变成了常常争吵的那一类伴侣，每月都要进行几次婚姻咨询；然而问题的根本源头，是我啊，我是无法被婚姻咨询解决的啊。

我在杀狗那一天，还对他说了很多很多话。以至于后来每当我走近厨房刀具架的时候，他甚至会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你怎么能指望人一直生活在这样紧绷的状态下呢？

“如果你认为，你能治得好他，你能用爱感化他，那么你请便。”终于有一天，养父的弦断了。“我不会继续在这个充满欺骗的毒性环境里再多待一天。你完全陷入了救世主幻觉里，你需要帮助！但是很可惜，我没法帮助你了。”

养母坐在客厅沙发上，我从没有见过她的面色如此苍白过。她的双肘拄在双膝上，身体姿态很紧，像是一种自我护卫似的；我那时已经学会读懂一些身体语言了，我准备以后读养父母从事的专业。

她抿着嘴唇，目光没了焦点。她以那一个无措的，自我保护的姿势，坐在沙发上，看着养父下了决定；看着养父上了楼；听着行李箱的轮子声；在茶几上的文件签了字。

她以同样的姿势，对着前来探慰的亲友点头，看着搬家工人的卡车停下，看着箱子流水般离去。

当大门终于被养父最后一次重重甩上时，她似乎被撞击声震得一惊，从茫然中醒过神来，在窗外天色渐晚的昏暗宅子里，看见了坐在一旁的我。

我那时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养母回望着我。她很清楚我是一个以什么为食的怪物，然而她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很痛苦，道一。”她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是我最好的导师和朋友，陪伴我走过了这么多年，总在支持着我，尤其是当我无法给我们带来孩子，所以我想领养一个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我清楚这一点。”

我一声也没吭地听着。

“我恨你对我做的事，但是我不恨你。”养母轻声说，“我在决定爱护你、陪伴你的那一天，就做好了被反噬的思想准备。我知道我为你立下的规则是什么……我希望你能遵守规则，是因为我清楚这个世界不会对你宽容。但是我会。”

我等待着满足的到来，却迟迟没有等到。我坐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就那样告别了十五岁上最后一点点的叛逆。

这是我这样的怪物能够产生的，与“爱”最接近的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