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对梅克夫人说，她的决定“并没像她所担心的那么严重”影响到他，但他在写给尤尔根松的信中所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现在，我必须开始过新生活，费用开支的范围也和以前有所不同。为了要得到好的待遇，我可能得在圣彼得堡找一份工作。这是相当没面子的事——说起来还真是‘丢人’。”
后来，听说他的“女施主”并没破产时，他又写了封信给尤尔根松：“我从来不曾因她的慷慨施舍产生自卑，但现在回想起来却使我在心理上的负担感到很沉重。她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本来认为她可能永远准备帮助我及肯为我作任何牺牲的，可是这些信念已完全被她背弃得一干二净。”
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件事情的关键所在：梅克夫人表面上的鲁莽行动对柴可夫斯基自尊心的伤害，较之使他金钱受损的程度还大。柴可夫斯基后来虽然去信向她保证继续保持友爱，及希望她能有所解释，结果却仍然没有回音。他只好写信问她的女婿巴胡尔斯基，但对方极有礼貌的答复是，她的精神病情况严重，不能写信。
根据其他的证据显示，梅克夫人严重的精神病不但改变了她和柴可夫斯基的关系，而且也使其他的人深受影响。柴可夫斯基在1891年6月18日又求助于巴胡尔斯基，目的是想发现事实真相及重燃旧情。然而请巴胡尔斯基面交梅克夫人的信仍被退了回来。
《黑桃皇后》 于1890年12月19日在圣彼得堡举行首演，柴可夫斯基因为它的演出成功而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它早在两天前彩排时就获得了躬亲观赏的沙皇颁发奖状。
莫杰斯特回忆它演出时的情景是“艺术家和听众一整晚所领略的满意感，是任何歌剧表演时极少有情形”。但是，新闻媒体并没有反映出社会大众对它的热忱，反之，报上却不时刊登恶评。有一个人还说柴可夫斯基“不避讳地在模仿其他作曲家”。不过，几天后它在基辅演出时所得到的欢迎程度却比在圣彼得堡还要热烈。
柴可夫斯基在基辅成了风云人物后，急于要为歌剧院下一季的歌剧和芭蕾舞寻求题材，于是前往卡明卡去过新年。他在1891年1月18日回到伏罗洛夫斯克以后，忙着谱写《哈姆雷特》的伴奏曲，他对那种工作虽没有兴趣，但因已经答应法国的演员为他2月的义演谱写曲子，所以只好勉为其难了。
为法国著名演员编写的乐曲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就根据歌剧院供应的题材编写芭蕾舞曲大纲。他并不欣赏《胡桃夹子》那个故事，但在工作有所进展时，他却一改初衷，变得比较热心起来。他急于要到国外旅行，想在起程前尽量多赶一些进度。朋友邀请他去美国访问，但他在三月离开伏罗洛夫斯克并在圣彼得堡商讨《胡桃夹子》上演问题以后，却在当月18日到西欧去了。
柴可夫斯基在去德国的途中仍继续编写芭蕾舞曲。当他聆听过自己的《1812序曲》在柏林的演奏后，写信告诉达维多夫，说他在许多陌生的听众当中欣赏自己的乐曲，心中真是欣喜莫名。
他离开柏林后，就前去巴黎指挥一个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正好莫杰斯特及萨伯尔尼可夫以及莎菲曼特等人当时也都在巴黎。但是他已经变得日益消沉而且思乡心切，即使音乐会很成功也未能使他提起精神，更糟的是他还得等上12天才有船。
为了打发时间及编写《胡桃夹子》乐曲，柴可夫斯基决定在里昂停留10天，并安排莫杰斯特、萨伯尔尼可夫和莎菲曼特4月16日在那里和他会面。计划未能实现，因为莫杰斯特在4月9日接到消息，说他亲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已经亡故。莫杰斯特知道这不幸的事会使他哥哥心碎欲绝，于是在4月10日只身去里昂，准备当面告知柴可夫斯基。
莫杰斯特发现他哥哥当时的心情极其孤寂与忧伤，因此认为还是不让柴可夫斯基知道亚历山德拉死亡的消息为好。而且，他相信横渡大西洋的旅途可使柴可夫斯基的心情缓和下来，因此借故伪称想家，而催促哥哥送他一程。
莫杰斯特在起程回圣彼得堡时，还暗自庆幸柴可夫斯基不必为亚历山德拉的死亡在旅途中难过，但是他的一番好意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柴可夫斯基在心情不佳的情况下回到巴黎，无意中在歌剧院阅览室的俄国报纸上看到了亚历山德拉的讣文。
柴可夫斯基立刻写信给莫杰斯特：“我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跑出去，去到了莎菲曼特和萨伯尔尼可夫两人家里。幸好他们都在此地……我本来想放弃美国之行，立刻回到圣彼得堡，可是随后认为那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仍然决定到美国旅行。我心中非常难过，而且特别为达维多夫感到悲伤，不过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相信像他那样年岁是很容易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