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研究了梦用以表现各种梦念关系的手段。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触及，梦念的材料为形成一个梦所发生的改变的一般性质这一进一步的话题。我们知道，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剥除了各种关系的梦念材料，要经历一个凝缩过程，同时，梦念材料各成分之间强度的移置，也必然引起其精神的价值转换。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移置作用，只限于用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观念来代替另一观念的过程，以促进凝缩作用的实现。利用这种方法并非是使两个元素入梦，而是它们形成一个共同元素进入梦的内容。除此以外的任何种类的移置作用，我们还没有谈到。分析表明，还有另外一种移置作用，它表现为有关思想在言语表达上的改变。在这两种情况中，移置作用都是以一连串的联想发生的。但是，移置作用可以发生于不同的精神领域，而且，第一种移置作用的结果以一个元素代替另一个元素，而第二种移置作用的结果，则是同一个元素以不同的言语形式相互代替。
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第二种移置作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特别能够解释作为伪装的梦表象的荒谬与怪诞。这种移置作用的结果，通常是将梦念中单调而抽象的表现，转变为形象而具体的表现。其转变的好处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从梦的角度来看，所谓形象化了的事物，就是能够被表现出来的事物，即它能够被引入某种情境之中。在这种情境中，抽象的事物为梦的表现制造了种种困难，恰如一个插画家面对用图画来表达报纸中的政治论文主题遇到的困难一样。这种置换，不仅有利于梦的表现，而且也使凝缩作用和稽查作用从中获益匪浅。抽象形式的梦念是很难被梦加以利用的，但一旦它被转化成形象语言，那么，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与梦的其余材料之间的对比和等同，就比转化前更容易建立（这里所谓对比和等同，是梦的工作所必需的，而且，即使它们不存在，梦的工作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这是因为，作为每一种语言的发展结果，其具体词汇比抽象词汇更富于联想。我们可以设想，梦在其形成过程中做的大量工作，正是遵循着为各个单独的思想寻求适当的言语转换形式的路线展开的，其目的是尽可能将分散的梦念还原为最简洁而统一的表现。任何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如果受制于其他原因而被固定，那么它必将对其他思想的表达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和选择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产生作用，正如诗歌的创作一样。如果一首诗要写得押韵，那么对偶句中的第二行就要受到两个限制：它必须表达一个适当的意思，而且必须符合第一行的韵律。最好的诗歌，无疑是那种让读者看不出有刻意求韵痕迹的作品，其中构成两个诗句的文字，从一开始就被所要表达的两个意思及其相互影响选定了，随后，只需对被选定的文字稍加调整，诗的韵律便呈现出来。
在少数情况下，表达方式的这种变化，通过寻求到一种含义模棱两可的词语形式，而能够表达出多种梦念，因而更直接地有助于梦的凝缩作用。语言机智正是以这种方式为梦的整个工作所利用。词语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词语作为无数观念的交汇点，一定是模棱两可的。在利用词语所提供的方便以达到凝缩和伪装这方面，神经症（如强迫观念、恐怖症等）丝毫不亚于梦[61]。不难看出，表现方式的移置作用也被梦的伪装所利用。如果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被用以代替两个词义明确的词汇，其结果自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清醒的日常表达方法被形象表达取代，那么，我们的理解活动就无法进行，特别是因为梦从来不告诉我们，它们是按字面意义还是按比喻意义来理解的，也不告诉我们这些元素与梦念的材料是直接发生联系的，还是通过某些中介词语发生联系的[62]。
在解释任何梦的元素时，我们总拿不准的是：①它应该在积极意义上，还是在消极意义上被理解（作为对立关系）；②它是否应该被做出历史的解释（作为回忆）；③它是否应该被做出象征的解释；④它的解释是否便于按照字面表述而定。
然而，尽管有这些歧义，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作为梦的工作的产品，梦给解梦者带来的困难，并不比古代象形文字书稿带给它的解读者的更甚。而梦的制作并无意于让人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我已经举出一些例证，表明梦的表现只是由其模棱两可的词语表达接合而成。如在给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她大大地张开了嘴”，以及刚刚引证的梦中，“我根本不能走”。下面我再记录一个梦，其中由抽象思维向图像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种解析梦的方法与梦的象征解释仍可做出清晰的划分。在梦的象征解释中，象征的关键在于解梦者的任意选择，而对言语伪装的梦的解释，其关键线索一般来说是已知的，并以牢固建立起来的语言习惯用法为基础。如果解梦者在适当的时刻随意地拥有正确的观念，那么他就可以完整地或部分地解释这一类梦，甚至不必依赖于来自做梦者的信息。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做过这样一个梦：她在一家剧院观看一出瓦格纳歌剧，演出持续到早晨7：45分。剧院正厅的前排摆有桌子，人们正坐在桌子旁吃早点。她的刚刚蜜月归来的表兄和表嫂坐在一张桌子旁，身边坐着一位贵族人士。看起来，是她的表嫂很公开地把他从蜜月中带回来的，就像带回一顶帽子似的。正厅的中央有一座高塔，塔的顶部是一个平台，四周围着铁栏杆。指挥长相酷似汉斯·里希特。他站在塔顶平台，在栏杆内不断跑动；大汗淋漓地指挥着塔底的乐队。她自己和一位女友（我认识这个人）坐在一个包厢内。她妹妹想从正厅前排递给她一大块木炭，因为她不知道它会那么长，现在一定冻坏了。（就像在长时间演出过程中，包厢需要加热一样）。
虽然这个梦完全集中于一个单一情境，但在其他方面仍是荒谬的：试想在正厅中央竖起一座高塔，指挥在塔顶指挥乐队！而她妹妹竟然递给她一块木炭！我故意没有要求对这个梦做出分析，但是，由于我对她的私人关系有所了解，所以我不靠她，也能对梦的某些片断做出解释。我知道，她曾深深钟情于一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由于发疯而过早地结束了音乐生涯。所以我决定把梦中的塔作为隐喻来理解，于是我明白了，她希望酷似汉斯·里希特的那个人，凌驾于乐队其他成员之上。这个塔可以描述为一个并置而成的复合画面，底部代表那位音乐家的伟大，顶部的栏杆代表他的最终命运，他在栏杆内跑动恰似一个囚徒或笼中困兽，这也暗指着那个不幸的人的名字[63]。这两个观念由“Narrenturm”[64]一词合而为一。
我们既然已经发现这个梦采取的表现方式，就可以依此解决另一个明显的荒谬画面——她妹妹递给她的那块木炭。这里，“木炭”一定意味着“偷偷的爱”：
没火没炭，
熊熊燃烧，
隐藏的爱，
无人知晓。[65]
她自己和她的女友都还没有出嫁（德文“sitzen gebleiben”，字面解为“仍然坐着”，意为“坐冷板凳”）。她待字闺中的妹妹递给她一块木炭，是“因为她不知道它会那么长。”究竟是什么那么长，梦中并未指明。如果它是个故事，指的自然是“演出”时间，但因为它是一个梦，我们便可以把这一短语看成一个独立的实体，断定它是模棱两可的，并加上修饰语“在她结婚之前”。梦中提到的做梦者的表兄和表嫂一起坐在正厅里，以及她表嫂公开的爱情事件，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关于“隐藏的爱”的解释。梦的主题是隐藏的爱和公开的爱之间，以及做梦者自己的火热和年轻妻子的冷酷之间的对立。而且，在两种情况下都有人“身居高位”——既可指那位贵族人士，也可指那个被寄予很高希望的音乐家。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最终发现第三个因素[66]，它在将梦念转变成梦的内容的过程中的作用绝不可低估。这个作用就是，梦对所用的特殊精神材料上表现力的考虑——大多数为视觉形象表现力。对依附于主导梦念的各种次要思想而言，那些容易被表现为视觉形象的思想优先进入梦境，对于那些不适合的思想，梦的工作也努力把它们转变成一种新的甚至是奇特的语言形式，只要这一过程有助于梦的表现，并因而能减缓由被约束的思想引起的心理压力。将某一思想内容铸成另一模式，同时也有助于激活凝缩作用，并有可能造成与另一种本来不会出现的思想之间的联系；而第二种思想，可能因为要迎合第一种思想而预先改变了它的原始表现方式。
赫伯特·西尔伯勒（1909）[67]为如何直接观察思想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转变成图像，提出了一个好方法，从而有助于单独研究梦的工作中的这个因素。他发现，如果在困倦时给自己提出智力任务，那么思想总是隐而不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图像的呈现，而且他能看出，这个图像正是思想的替代品。西尔伯勒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术语“自我象征”来描述这种替代。在此，我想引用西尔伯勒的几个例子。而且，由于这种现象的某些特征，后面还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些例子。
“例1——我在思考修改一篇论文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象征——我看见自己在刨平一块木板。
“例5——我努力想弄明白我所进行的某些形而上学研究的目标。我想到，这些研究的目标，是在寻求存在的基础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通往更高意识形式和存在层次的道路。”
象征——我把一柄长刀插入蛋糕底下，像是要切下一块似的。
解释——我的插刀动作意味着“探索出一条道路”……下面是对象征的解释。我常常把蛋糕切开并分给就餐者。我用的是一把长而可弯曲的刀，因此需要多加小心。特别是把切好的蛋糕取出更为困难，因为我必须小心地把刀插入蛋糕底部（相当于慢慢“探索出道路”以达到“基础”）。但在这个图像中，还有更多的象征，因为象征中的蛋糕是千层糕，刀子需要切过许多“层次”（意识和思想之“层”）。
“例9——我失去了一连串思想的线索，我想要重新找回，但无计可施，思想的起点已经彻底消失了。”
象征——印刷工人印版的一部分，最后几行字已经散落了。
从笑话、引语、歌曲、格言在有教养的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来看，如果这一类伪装经常被用来表征梦念，那是不足为奇的。例如，梦见几辆双轮马车，装满了各种蔬菜，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如“青菜萝卜”即“乱七八糟”之意，并进而表示“混乱或失调”。我很惊奇，这种梦只听过一次[68]。一个普遍有效的梦的象征，并以共同熟知的暗示及其言语替代物为基础，却只产生于少数题材中。而且，这种象征的绝大部分，是梦与精神神经症、传说、习俗等所共有的[69]。
的确，当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梦的工作进行这种替代并非创新之举。为了达到目的——这里就是不受稽查作用的阻碍而得到表现的可能性，梦只是因循在潜意识中已经存在而被它发现的道路而已；而且，它对那些遭受压抑，但可以在笑话或暗示的形式中变成有意识的材料，给予优先的转换，这些材料往往也充满了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在此，我们突然理解了施尔纳对梦的解释。施尔纳对梦的解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此我已经做过辩护。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想象具有优先性，这绝不是梦所特有的，也不只是梦的特征。我的分析已经表明，它经常呈现于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思想之中，并且派生于对性的好奇。对于正在成长的少男少女，性的好奇既针对异性**，也针对同性**。正如施尔纳［1861］和沃凯尔特［1875］正确坚持的那样，房屋绝不是用以象征身体的唯一观念，对梦和神经症潜意识幻想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确实，我知道有这样的患者，他们对身体和**保持着建筑物象征（性兴趣的范围远不限于外部**）。对这些患者而言，梁、柱之类代表大腿（如《所罗门之歌》中就是如此），门代表身体的开口处（“洞穴”），水管代表泌尿器官，等等。但是，围绕植物生命和厨房的各种观念也很容易被选用，以遮掩性的意象[70]。在前一种情况下，象征已经沉淀为语言学的用法，而语言学的用法本身，就是远古以来富有想象力的积累，如《所罗门之歌》中上帝的葡萄园、种子以及少女的花园等。**中最丑陋、最神秘的细节，都可以通过对貌似无邪的厨房活动的梦想而影射出来。如果我们不切记，性的象征可以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事情中觅得自己的藏身之所，那么癔症的症状就无法理解。神经症儿童无法忍受鲜血或生肉，或一看见鸡蛋、空心面之类就呕吐，神经症患者将人类对蛇的正常害怕极度夸大，等等，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隐含着真实的性的意义。神经症患者所用的这一类伪装方式，在人性发展的早期文明阶段就已经形成并延续至今。在语言的使用、迷信、风俗习惯等面纱的背后，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方式的存在。
我在前面说过，要记录我的一位女病人所做的“花”梦，我把它插入此处。在这个梦中，凡需要做性的解释的元素，我都用楷体字表明。对这个美妙的梦，在我做出解释后，做梦者的兴味便**然无存了。
序梦：她走进厨房，看见两个女佣，并责备她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好饭。同时，看见一大堆瓶瓶罐罐，倒放着，正在控水。后来梦见：两个女佣出去取水，她们走进一条似乎穿房而过流入庭院的小河[71]。
主梦[72]：她从一个构形奇特的栅栏或篱笆的高处[73]走下来。它是由一些方形小栅栏堆在一起形成的大堆[74]。这一堆栅栏并不是供攀爬使用而搭起来的。她好不容易找到立足之处，又因衣服未被划破而高兴，所以很体面地爬了下来[75]。她手里拿着一根大树枝[76]；这根树枝实际上像一棵树，上面开满了红花，枝条交错地向外伸展[77]。这些花好像是樱花，但看上去也像是山茶花，虽然山茶花不会长在树上。她往下走时，先是拿着一枝，然后突然变成两枝，后来又变成一枝[78]。当她下来时，底部的花大部分都已凋谢。下来后，她看见一个男佣。这个男佣，她觉得应该是在梳理着一棵同样的树，他正在用一块小木片把夹在树枝中像苔藓一样垂着的一束像头发似的东西刮下来。其他一些工人已经从一个花园中砍下了同样的树枝，并把它们扔在路上，遍地都是，所以有很多人从中拿走了一些。但她问能否拿走——她是否可以也拿走一枝[79]。一个年轻的男人（她认识的一位仆人）站在花园里，她上前问他，这种树枝如何才能够移植到她自己的花园[80]。他拥抱了她，但她挣脱了，并质问他想干什么，他是否认为人们都可以这样拥抱她。他说这并无妨害，拥抱是被允许的[81]。随后他说他愿意带她到另一个花园去，教她如何移植花木，并说了些她不太懂的话，“无论如何，我需要3码（后来她说成：3平方码）或3英寸土地”。他好像在向她索取什么，作为他愿意教她的回报，好像是要在她的花园中补偿自己，或者也像是他想避开某些法律以获得好处，又不伤害她。他是否确实给她展示了什么，她一无所知。
我提出这个梦，是因为其象征元素。它可以被称为“自传”梦。这种类型的梦经常发生于精神分析期间，其他时候则很少出现[82]。
关于这类材料[83]，我当然可以随意提出很多，这里无须一一报告，否则对神经症状况的考察就显得过于臃肿。所有这些材料得出的是同一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假设，心灵对梦的工作并没有进行一种独特的象征活动。梦只是利用潜意识思维中已经存在的象征，因为，这些象征由于其表现力及其对稽查作用的逃避，能够很好地满足梦的建构需要。